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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尼亚是黎明时被捕的。他本来准备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去看望克拉娃，摸黑就起床，拿了个面包头，穿了大衣，戴上暖帽，就出了门。
异常洁净而浓密的杏黄色朝霞像一条平滑的带子横在地平线上，比弥漫在苍白色晴空中的粉灰色的轻雾稍低一些。几缕浅粉红色和鹅黄色的细烟，非常浓密同时又非常轻飘，滞留在城市上空。这些景色万尼亚一点都看不见，但是他从小就记得，在这种严寒晴朗的清晨常常是这样的，于是在他的没有戴眼镜的脸上，——他把眼镜藏在里面的口袋里，免得镜片蒙上水汽，——现出了幸福的表情。他也就是带着这种幸福的表情遇见了走到房前的四个人，一时他还没有看清楚来的是德国宪兵和“警察队”新来的侦查员库列肖夫。
在他们走到万尼亚紧跟前，他认出他们的那一刻，库列肖夫已经在向他问话，于是万尼亚心里明白，他们是来找他的。到了生活中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这样，就在同一刹那，他变得极端地冷静和镇定，他也听清了库列肖夫问他的话。
“不错，就是我。”万尼亚说。
“你闯了祸了……”库列肖夫说。
“我跟家里说一声。”万尼亚说。但是他已经知道，他们不会让他进屋，因此他就转过身去，敲了敲离他最近的窗户——不是敲玻璃，而是用拳头敲窗框当中的横挡。
就在这一刹那，库列肖夫和一个宪兵抓住了他的手，库列肖夫很快地摸摸他的大衣口袋，又隔着大衣摸了他的裤袋。
通风小窗打开了，姐姐伸出头来；万尼亚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告诉爸爸妈妈，他们叫我到‘警察队’去一趟，让他们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他说。
库列肖夫的鼻子里哼了一声，摇摇头；一个德国兵陪他走上台阶：他们要进行搜查。一个德国军士和另外一个兵士却带着万尼亚走上在这条车马稀少、积雪不深的街上沿着一排房屋踩出来的小道。那条小道很窄，那个中士和兵士只好在雪上走，他们放开了万尼亚，紧跟在他后面。
万尼亚就这样穿着大衣、戴着暖帽、穿着后跟磨坏的破皮鞋，被推进一间四壁结霜、地上滑腻、又暗又小的牢房。他进去之后，牢门就上了锁。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晨光勉强可以射进天花板底下的窄缝。牢房里既没有铺板，又没有床。屋角里的马桶臭气熏人。
他是为什么被捕的？他们对他的活动是否有所察觉？只是有嫌疑呢？还是有人出卖？这种种的猜测，和对于克拉娃、对于父母、以及对于同伴们的怀念，一齐涌上心头。但是他仿佛在说服自己：“镇静，万尼亚，千万要镇静！”并且以素有的意志力使自己的思想都集中在此刻对他是唯一的、主要的想法上：“要忍耐，过一会就会明白……”
万尼亚把冻僵的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低下戴着暖帽的头，靠着墙，就这样以他固有的耐性站了很久，他也不知道有多久，也许有几个小时。
走廊里不断有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沉重的脚步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牢房的门老是砰砰地响着。不时传来遥远的或是较近的人声。
后来有几个人的脚步声在他的牢房门口站住，有个沙哑的嗓音问道：
“在这里面吗？……带去见站长！”
这个人又往前走，钥匙在锁孔里响起来。
万尼亚离开墙边，转过头来看了一看。进来了一个德国兵，不是原来押送他的那个，而是另外一个，手里拿着钥匙，大概是在走廊里值班的；还有一个“警察”，万尼亚认得他的脸，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们研究了所有的“警察”。万尼亚被这个“警察”带进勃柳克纳宪兵站长的接待室，在那里，他看见他们派出去卖香烟的孩子中的一个，由另一个“警察”看管着。
那孩子的脸瘦削得多了，又没有洗；他瞅了万尼亚一眼，把肩膀一耸，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就扭过脸去。
万尼亚感到了某种轻松。不过他还是要推得干干净净，因为即使他承认他偷礼物是为了弄点钱贴补贴补，他们也会要他供出同谋的。不，不应该以为这件事可以顺顺当当地过去……
一个德国文书从宪兵站长办公室走出来，拉着门，身子闪在一旁。
“走呀……走呀……”“警察”把万尼亚推到门口，带着惊慌的神气急急地说。另一个“警察”抓着孩子的脖子，也把他推过来。万尼亚跟那孩子差不多是同时进了办公室，他们背后的门就关上了。万尼亚脱下了帽子。
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万尼亚认出了桌子后面靠着椅背坐着的勃柳克纳宪兵站长，他的制服衣领上面露出的脖子上有一道道的粗褶，他用猫头鹰似的滚圆的眼睛直瞪着万尼亚。
“走过来些！现在你可老实啦……”索里柯夫斯基嗄声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密林里透出来的。他站在宪兵站长的桌前的一侧，又粗又大的手里拿着鞭子。
站在另外一边的侦查员库列肖夫伸出一支长胳膊抓住孩子的手，猛地把他拖到桌子跟前。
“是他？”他朝万尼亚那边睒睒眼，轻轻地冷笑着问。
“是他……”孩子好容易说出声来，又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就愣住了。
库列肖夫洋洋得意地望望宪兵站长，再望望索里柯夫斯基。桌子对面的翻译毕恭毕敬地向宪兵站长低下头来，说明这里进行的谈话内容。万尼亚认出这个翻译是舒尔卡·雷班德。像克拉斯诺顿所有的人一样，万尼亚也跟他很熟。
“明白了吗？……”索里柯夫斯基眯缝起狭细的眼睛望了望万尼亚，他的眼睛深深埋藏在浮肿的颧骨后面，好像是从群山后面望出来似的。“告诉站长先生，你是跟哪些人一起干的。快说！”
“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万尼亚直对着他瞅了一眼，用有些喑哑的低音说。
“看到没有，啊？”索里柯夫斯基惊讶而愤慨地对库列肖夫说。“苏维埃政权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那孩子听到万尼亚的话却惊骇地望了望他，好像怕冷似地蜷缩起身子。
“你好意思吗？你也该可怜可怜人家小孩子，人家是在为你受罪。”库列肖夫带着平和的、谴责的口吻说。“你看看，那边放的是什么？”
万尼亚随着库列肖夫的目光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靠墙放着一只开了口的、盛放礼物的麻袋，一部分礼物散在地上。
“我不知道这跟我会有什么关系。这个孩子我是第一次看见。”万尼亚说。他变得越来越镇静了。
雷班德把他们的话都翻译给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听，勃柳克纳显然已经听腻了这一套，他迅速地看了雷班德一眼，咕噜了几句什么。库列肖夫恭顺地住了嘴，索里柯夫斯基也垂手直立。
“宪兵站长先生要你讲，你一共袭击过几次卡车，有什么目的，谁是同党，此外还干过些什么，——要你统统都讲出来……”
雷班德并不望着万尼亚，冷冷地说。
“要是我连你都看不见，我怎么还能去袭击卡车，这你是知道的！”万尼亚说。
“我请你答复站长先生……”
但是站长先生显然一切都明白了，他用手指做了一个手势，说：
“到芬庞那里去！”
霎时间一切都改变了。索里柯夫斯基用一只大手揪住万尼亚的衣领，恶狠狠地摇撼着他，把他拖到接待室，再把他的脸扳过来朝着自己，使劲用鞭子在他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抽了几下。万尼亚的脸上鼓起了一道道紫色鞭痕。有一下正抽在左眼角上，眼睛马上就肿起来。带他进来的“警察”又抓住他的衣领，跟索里柯夫斯基一起，连推带踢把他从走廊里拖过去。
他被推进去的那间屋子里，坐着芬庞军士和两个党卫队的兵士；他们都面色疲惫，坐在那里抽烟。
“要是你这个坏蛋不马上供出你的……”索里柯夫斯基用大手抓住万尼亚的脸，用铁一般坚硬的指甲掐它，一面用可怕的咝咝的声音说。
兵士们抽完了烟，用脚踩熄烟头，用不慌不忙的熟练的动作把万尼亚身上的大衣和衣服剥光，把他精赤条条地扔在血迹斑斑的刑床上。
芬庞用他的长满浅色汗毛的通红的手也是那么不慌不忙地在桌上挑了两根用电线拧成的鞭子，递了一根给索里柯夫斯基，一根自己拿着，试着朝空中抽了一下。接着他们两人就一人一下地鞭打着万尼亚的光身子，每打一下都把鞭子朝自己这边一拉。
两个兵士一个按住万尼亚的头，一个按住他的脚。刚抽了几下，万尼亚就全身鲜血淋漓。
他们一动手打他，万尼亚就发誓绝不开口回答他们问的话，也绝不发出一声呻吟。
所以在他们打他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吭声。他们有时住手不打，索里柯夫斯基就问：
“你现在明白了吗？”
万尼亚一声不吭地趴着，脸也不抬，他们就重又开始打他。
在他之前不过半小时，莫什柯夫也在这张刑床上同样受过鞭挞。莫什柯夫跟万尼亚一样，也是矢口否认偷窃礼物的事有他的份。
住在远郊外的斯塔霍维奇，比他们晚一些被捕。
斯塔霍维奇跟所有和他同样性格的青年一样，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推动力是自尊心；当着人们的面，尤其是当着他亲近的或是德高望重的人们的面，他可以或多或少地表现得坚强，甚至可以做出歇斯底里般的英勇行为。但是在单独面对危险或是困难的时候，他就是个胆小鬼。
他在被捕的那一刻就吓破了胆。但是他有一种随机应变的急智，可以转眼之间找出几十几百个道义上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一让他跟那个孩子对质，斯塔霍维奇马上就明白，新年礼物是他和他的不可能不被捕的同伴们的唯一罪证。转眼之间，他就打好主意要把这一切变成一件刑事案，他要坦白承认这是他们三人干的，哭诉他们是迫于贫困和饥饿，并且保证今后要用诚实的劳动来将功赎罪等等。于是他就非常真诚地在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和其他的人面前表示了这番心意，使他们一看就明白，他们碰到的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他们在办公室里就开始打他，要他供出其他的同党：他们三个人晚上不是都在俱乐部吗，他们决不能自己再去搬卸卡车上的礼物！
算他走运，勃柳克纳站长和巴尔德副站长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他们让斯塔霍维奇安安逸逸地待到傍晚。
傍晚时候他们对他态度亲切，说他只要说出偷礼物的人，马上就可以释放他。他还是说这是他们三人干的。那时他们就把他交到芬庞手里，一直把他折磨到吐出谢辽萨的姓名为止。至于其余的人他说他在黑暗中分辨不清。
这个可怜的家伙哪儿知道，他供出谢辽萨之后，已经使自己陷入更为可怕的磨难的深渊，因为他落到那样一批家伙手里，这批家伙知道，应该趁他现在表现脆弱的时候彻底摧毁他的意志。
他们拷打他，用水浇了再来拷打，不到天亮他已经失去人形，开始苦苦哀求，说他不该受这样的折磨，他不过是执行的人，还有一批指使他的人，让他们来负责吧！于是他供出了“青年近卫军”总部连同它的联络员。不知为什么，他唯独没有说出邬丽亚。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他似乎在面前看见了她的美丽的黑眼睛，就没有把她的名字说出来。
在这几天里，李亚德斯卡雅被从克拉斯诺顿村传到宪兵站，让她跟维丽柯娃对质。她们俩都认为是对方害得自己遭殃，于是她们就当着不动声色的巴尔德和看笑话的库列肖夫的面，像市场上的女贩子那样破口大骂起来，互相揭发：
“得了吧，你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呢！”李亚德斯卡雅大声嚷着，她的颧骨高耸的脸涨得通红，连雀斑都看不出来了。
“嘿，那么你呢，全五一村都记得，是谁跟着小组到‘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去的呀！”维丽柯娃紧捏着小拳头，大嚷着，恨不得要用尖尖的小辫去把她的冤家对头戳个窟窿。
她们俩差点扭打起来。她们被分别带走，拘留了一昼夜。后来又把她们分别唤到宪兵站副站长巴尔德那里。库列肖夫先后都是同样抓住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的手，凑着每人的耳朵都说了同样的话：
“不要再装出那副天使模样啦！你说，都是谁参加了组织！”
于是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先后都痛哭流涕，赌咒发誓地说，她们非但没有参加组织，而且一辈子都恨透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也痛恨她们，一面就把留在五一村以及克拉斯诺顿村的全部共青团员和全部出名的青年人都供了出来。她们非常熟悉她们的同学和左邻右舍的同伴，知道谁从事过社会活动，谁有什么样的看法。她们每人都说出了二十来个名字，而这些名字是相当准确地确定了和“青年近卫军”有关的青年的圈子。
巴尔德副站长恶狠狠地转动着眼珠，对她们每一个都说，他不信她跟这个组织无关，本应当让她跟她供出来的罪犯们一起好好吃点苦头。但是他可怜她，给她一条出路……
维丽柯娃和李亚德斯卡雅同时被释出狱，各人虽不知道对方的底，但是揣摩对方反正也不是清清白白地出来的。规定她们每月可以拿二十三个马克的工资。她们互相伸出木头似的手来握了一握，仿佛彼此之间毫无芥蒂似的。
“这次便宜了我们。”维丽柯娃说，“几时过来玩玩。”
“一点不错，是便宜啦，我会来玩的。”李亚德斯卡雅说。
她们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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