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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主力：坦克部队、机械化步兵、重炮和榴弹炮、联络部队、辎重车、救护队和工兵队、大小兵团的司令部，一连多日经过克拉斯诺顿以及附近的城市和村庄向前移动。摩托声呜呜不停地在天空和地面滚动。大片浓密的尘土弥漫在城市和草原的上空。
在不可胜数的军队和大炮的这种沉重而有节奏的运动中，有着它的无情的秩序——秩序①。世界上似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对抗这种势力和它那无情的铁的秩序——秩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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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原文为德语。
有火车车厢那么高的、装着弹药和粮食的卡车，还有扁扁的、大肚子的汽油车，沉重而平稳地行驶着，用巨大的车轮压着地面。兵士们的军装看上去质地很好，裁制合身。军官们都服装漂亮。跟德国人一起来的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这支军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带着欧洲所有厂家的商标。一个不仅仅懂得俄文的人，单是看到这些小汽车和卡车上的工厂商标就会眼花缭乱，他会感到吃惊，欧洲大多数的国家是用怎样的生产力供应了这支德国军队，此刻这支军队正在摩托的咆哮声中，在漫天的、迷雾般的可怕的尘土中，开过顿涅茨草原。
连一个对军事完全外行的小人物也会感到和看见，苏联军队在这种兵力的压力下，是不可避免地——有人觉得是一去不返地——向东方和东南方退却，愈退愈远，退向新切尔卡斯克、罗斯托夫，退过静静的顿河，退到伏尔加河，退到库班。有谁确实知道现在他们在哪里……只有根据德军的战报和德国兵士的谈话才能推测，战事在什么地方、在哪一条战线上进行，也许，你的儿子、父亲、丈夫、兄弟已经为保卫祖国抛却了头颅。
德军继续经过克拉斯诺顿前进，像蝗虫似的吃掉前面过去的部队还没有吃光的一切，同时，德军进攻部队的后勤机关，它们的司令部、供应处和后备军，却已经在克拉斯诺顿有计划地、牢牢地定居下来。
在德军统治下的头几天里，当地居民谁也搞不清，德国长官哪一些在这里是暂驻，哪一些是常驻，城里成立了什么政权；谁也不知道，除了要满足过路官兵的随心所欲的要求之外，还要居民做些什么。每家都是自顾自地生活，由于愈来愈意识到自己的束手无策和可怕的处境，各家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适应这种可怕的新局面。
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生活中可怕的新事件，就是在她们家里设立着一个以冯·文采尔男爵将军、他的副官以及头发和雀斑都是浅黄的勤务兵为首的德军司令部。现在老有一个德国兵在她们门前站岗。现在她们家里总是挤满了德国将军和军官，他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出入，有时是有事来商谈，有时只是来吃吃喝喝。满屋子都是他们讲德国话的声音以及收音机里的德语广播和德国进行曲的声响。房主人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却被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隔壁厨房里不断烧着炉灶，使这边闷热得难受），还要从清早到深夜服侍这批德国将军和军官老爷们。
昨天，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还是一个因为在村子里工作出色而著名的人物，领个人特种退休金①的人，顿巴斯一个最大的煤业联合公司的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母亲，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也是一个有名的苏维埃干部——卡涅夫土地部主任的寡妻，她的儿子是克拉斯诺顿一所学校的一个优秀生。昨天，她们两个人还是大家熟悉的、受人尊敬的人。可是今天，她们却得绝对地、忍气吞声地听那个脸上满是浅黄雀斑的德国勤务兵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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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个人特种退休金是当时苏联社会保险机关每月发给对革命或其他方面有特殊功绩者的退休金。
冯·文采尔男爵将军一心忙于运筹帷幄，根本不去注意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他接连几小时坐着研究地图，批阅和签署副官呈给他的公文，或是跟别的将军们一起喝白兰地。有时将军发起火来，就大喊大嚷，好像是在练兵场上发号施令，那些将军们就两手笔直地贴着军裤上的双条红镶条站在他面前。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明白，配备着坦克和飞机大炮的德国军队正是按照冯·文采尔将军的意志经过克拉斯诺顿向苏联的腹地挺进，将军认为重要的是要他们向前推进、并且总是准时到达指定的地点。至于他们在经过的地方的所作所为，冯·文采尔将军并不感兴趣，正像他对于住在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家里不感兴趣一样。
不知是奉了冯·文采尔将军的命令呢，还是得到他冷冷的默许，在他身边和周围干着千百桩卑鄙龌龊的勾当。每家都有东西被抢走，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脂油、蜂蜜、鸡蛋和牛油也都被抢走。但是这并不妨碍将军高高昂起他的狭长僵硬的脑袋，让紫红喉结稳稳地嵌在领章上的棕榈枝中间，仿佛任何卑鄙龌龊的事都钻不进将军的脑袋。
将军是个有洁癖的人；他每天要从头到脚洗两次热水澡，早上一次，临睡前一次。将军的狭长的脸上的皱纹和喉结总是洗刮得很干净，还擦香水。为将军单修了一个厕所，让他“办公”的时候可以不必蹲着，而这个厕所就要由维拉外婆每天打扫干净。将军每天早上总在一定的时候上厕所，勤务兵就守卫在旁边，听到将军一咳嗽，就把特制的卫生纸递过去。将军虽然有洁癖，但是饭后却当着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的面大打饱嗝而不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就会大放臭屁，尽管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就在隔壁房间里，他却毫不在乎。
长腿副官也极力在各方面模仿将军。他似乎仅仅是为了像他的瘦长的将军才生得这样瘦长。他也学将军那样，竭力不去注意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
在将军和他的副官的眼里，维拉外婆和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不仅作为人是不存在的，甚至作为东西也不存在。现在勤务兵就是她们全权的领导和主人。
维拉外婆试图要习惯这种可怕的新处境，可是从最初几天起她就发觉她不打算同这种处境妥协。维拉外婆为人很机灵，她估计满脸浅黄雀斑的勤务兵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力，敢于当着长官的面把她打死。所以她就跟勤务兵争吵，胆子一天比一天大，勤务兵对她吆喝，她也对勤务兵吆喝。有一回，他发起火来，用大鞋后跟朝外婆腰里踹了一脚，但是外婆也使出全力，用煎锅对着他的脑袋敲了一下作为回敬。说也奇怪，勤务兵脸涨得通红，那股气焰仿佛被压了下去。在维拉外婆和满脸浅黄雀斑的勤务兵中间，建立起来的就是这种奇怪而复杂的关系。可是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仍旧处于一种严重的内心麻痹的精神状态，她僵直地仰着好像围着光圈似的盘绕着淡亚麻色发辫的头，机械地、默默地执行着要她做的一切。
有一天，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到跟公园街平行的后街去取水，忽然看见那辆套着黄骠马的熟悉的马车迎面过来，她的儿子奥列格在车旁走着。
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孤立无援地回头一望，就扔下水桶和扁担，张开胳膊，向儿子跑过去。
“奥列日卡……我的孩子……”她反复地说，一会儿把脸贴在他胸口，一会儿又抚摩着他的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淡亚麻色头发，一会儿用手掌摸摸他的胸部、肩膀、背部和大腿。
他比她高一个头；这几天来他晒黑了，脸上消瘦了，样子像大人了；但是透过这种大人的外表，却比任何时候更明显地流露出她认为是永远保留在儿子身上的那些特征。在儿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在他用晒黑的圆滚滚的小腿开始学步、好像被风吹得朝一边歪的时候，她就知道这些特征。他其实还不过是个大孩子呢。他用有力的长胳膊楼住母亲，他的浅色的宽眉毛下面的眼睛，像在这整整十六个半年头里望着母亲的时候一样，闪耀着明朗而纯洁的孺子的爱慕之情，嘴里不住地重复着：
“妈妈……妈妈……妈妈……”
在这几分钟里，对他们来说，无论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在附近院子里注视着他们的两个德国兵（他们要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破坏秩序——秩序①——的事情），还是站在轻便马车旁边怀着不同的感情望着母子相会的亲人。柯里亚舅舅是冷淡而忧郁的；玛丽娜舅母的美丽而疲倦的黑眼睛里噙着泪水；三岁的小男孩露出惊奇和任性的神情，嫌列娜姑姑不先来抱吻他；而赶车的老头却带着老年人的含蓄的表情，好像说：瞧，世界上真是什么事都有。而那些在窗口偷偷观察的善良的人们也许会想，这是姊弟相会，因为这个光着头、头发给太阳晒得变了色的、高大的青年和那个仍旧非常年轻、头上盘着柔软发辫的妇人长得非常像。他们不知道，这是奥列格·柯舍沃伊回到他母亲身边来了，就像成百成千个来不及躲开灾难的克拉斯诺顿人，现在回到自己的亲人那里，回到被德军占领的家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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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德语。
那些离乡背井、抛妻别母的人，这几天的日子很不好过。可是那些得以逃出德国人魔掌的人，却已经到了自己的、苏维埃的土地上。更难受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想方设法要避开德国人，但是这些努力都成为泡影，他们面临过死亡，现在他们在昨天还是属于自己的、而今天已属于德国人的故乡土地上流浪，——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孤孤单单，精神沮丧，听凭碰到的德国胜利者发落，在德国人眼中他们好像是罪犯。
当奥列格和他的同伴们看见德国坦克穿过开阔、明亮的草原，在一片白茫茫的闪光中冲着他们开过来的那一霎间，他们的心颤抖了，他们是初次面对着死亡。但是死神暂时还不动手。
德国摩托兵把来不及渡河的人统统包围起来，赶到靠近顿涅茨河的一块地方。所以奥列格跟他的同伴们、万尼亚跟克拉娃和她的母亲，以及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等人，大家又在这里会合了。瓦尔柯浑身都湿透了，——马裤和上衣可以拧出水来，——纹皮靴子里也有水咕吱咕吱地响着。
在这普遍骚动慌乱的几分钟里，很少有人彼此注意，但是一看到瓦尔柯，每个人都想：“瞧，连这个人都没有渡过顿涅茨河。”他呢，却朝地上一坐，多日没有刮过的、黧黑的、茨冈人那样的脸上带着深深的怨恨。他脱下质地坚固的皮靴，倒掉里面的水，拧干了包脚布，又穿上，然后转过阴郁的脸来对着青年们，突然，并不是眨眼，只是略微动了动一只黑眼睛的眼皮，似乎是说：别害怕，有我跟你们在一起。
一个头戴黑钢盔的德国坦克队军官，熏黑的脸上一副凶相，用似通非通的俄语命令人丛里的军人都走出来。已经没有武器的军人们成批地或是单独地从人丛里走出来。德国兵用枪托抵着他们的背，把他们带到一边；不多一会，在离人丛不远的草原上，军人们已经另外形成了比较小的一群。这些人的脸上、目光里都带有一种令人看了心如刀割的悲哀的神情，他们穿着很脏的军便服和满是尘土的靴子，在浴着阳光的明亮的草原中间互相紧挨着。
军人们排成了队伍，被赶到顿涅茨河的上游去。老百姓都被释放回家。
人们都离开顿涅茨河边，在草原上逐渐四散。大部分人是沿着大路往西，经过万尼亚和若拉宿过夜的庄子，向李哈雅那边走去。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和给柯舍沃伊他们赶车的老头，刚看见德国坦克从草原上开过来，就赶着马车跟自己人会合。他们整个这一群，现在还包括克拉娃和她母亲，都加入了朝西往李哈雅那边退去的人流。
好一会工夫，没有人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放了他们而这里面没有什么圈套。大家都提心吊胆地斜睨着大路上迎面过来的德国兵的洪流。但是德国兵一个个都疲乏不堪，抹满尘土的脸上都是汗珠，他们一心惦记前面不知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对俄罗斯难民几乎望都不望。
最初的惊骇过去之后，有人迟疑地说：
“大概是德军指挥部有命令——不得凌辱当地居民……”
瓦尔柯被太阳晒得身上就像马身上那样冒着热气，他阴郁地冷笑了一声，向那些脸上抹得像鬼一样的凶狠的德国兵士的队伍点点头，说道：
“你没看见他们没有工夫吗？不然他们一定要请你吃点苦头！”
“你好像已经吃过似的！”突然有个什么人的不知气馁的声音高兴地回答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最可怕的生活情况下，只要有俄罗斯人聚集在一起，就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
“我是已经吃过了，”瓦尔柯阴沉地表示同意。他想了一想，又加了一句：“但是吃得还不多。”
下面就是瓦尔柯在岸上离开青年们到渡口去的时候，实际发生的情况。凭他那副凶猛的相貌，他总算逼着一个管理渡口的军人和他谈话。他从军人那里知道，渡口指挥部设在河的对岸。“我非要叫他和他的那些懒骨头替我整顿一下秩序不可！”瓦尔柯挨着在浮桥上开过的汽车，从一只平底船①的边上跳到另一只平底船的边上，心里愤愤地想道。正在这时飞来了几架德国俯冲轰炸机，他跟所有和他一同跳过来的人只好卧倒。过了一会德国炮队开炮了，浮桥上的人们开始惊慌起来。瓦尔柯这时也开始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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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浮桥是由平底船连成的。
照他的地位，他不仅有权，而且应当利用最后的机会渡到顿涅茨河对岸。但是哪怕是性格十分坚强、处理问题十分审慎的人，只要他血管深处还有一股热血在沸腾，在生活中就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个人的、次要的、然而是眼前的责任却压倒了整体的、主要的、然而是长远的责任。
瓦尔柯一想到他的那些留在岸上的工人、他的朋友谢夫卓夫和共青团员们对他可能产生的想法，全身的血就涌上了他的黑脸膛，他就掉转身去。这时，整个桥面上都有人排山倒海似地向他迎面冲过来。于是他连衣服也不脱就跳到水里，朝岸边游去。
那时候，德国人已经炮轰并且围住了顿涅茨河的这边河岸，岸上的人都发疯似的顺着平底船向对岸奔去，在通往平底船的堤坡上打架，成十成百地向对岸游过去，可是瓦尔柯却用有力的双臂破浪前进，游向这边河岸。他明知道他将成为德国人报复的第一个对象，可是仍旧游过来，因为良心不容许他不这样做。
也算德国人倒霉，他们做事竟会近视到没有把瓦尔柯弄死，反而把他和其余的人一起释放。瓦尔柯原来是该往东到萨拉托夫去报到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边，——现在却随着逃难的人们的洪流往西走去。
没到李哈雅，这整个拼凑起来的逃难人们的队伍就已经开始分散。瓦尔柯向一群克拉斯诺顿人建议，要他们离开队伍，绕过李哈雅，前往克拉斯诺顿，远远地避开大路，走村道，否则就走荒地。
在民族和国家的艰难时刻总是如此，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对于个人命运的考虑也是和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关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经过他们那一番经历以后，头几天，无论是大人或是孩子都情绪低沉，彼此几乎互不交谈。他们不仅为自身的前途，而且也为整个苏维埃土地今后的命运感到沮丧。但是每一个人对这问题的体验又都各不相同。
情绪最稳定的是玛丽娜的三岁的小儿子，奥列格的小表弟。他毫不怀疑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是稳固不变的，因为妈妈和爸爸总是在他面前。不错，有一个时候他觉得很可怕，那时候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咆哮着隆隆响起来，四周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又都急急奔跑着。但他正是生长在这种四周总是发着轰隆轰隆的响声、人们总是急急奔跑的时世，因此他稍稍哭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现在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他只觉得，旅行有点拖得太长了。中午，当他热得浑身无力的时候，他的这种感受也特别强烈，于是他就开始啼哭，问是不是快到家看见奶奶了。但是只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吃一点麦糊，用木棍捅捅地鼠的洞穴玩一会，恭恭敬敬地仰起头侧着身子绕着两匹栗色马——它们每一匹差不多都比黄骠马大一倍——走一圈，然后把小脑袋埋在妈妈的膝盖上甜蜜地睡一会，一切似乎又都恢复原来的样子，世界上也重又充满了美妙和奇怪的事物。
赶车的老大爷暗忖，在德国人统治下，他这样一个年老的小人物的生命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他担心德国人在半路上就会夺去他的马。此外，他想德国人会剥夺掉他在矿上当了四十年车把式而获得的养老金，他们不但会剥夺他因为有三个儿子在前线而领到的补助金，说不定还会因为他有这么多儿子在红军里而迫害他。还有，俄罗斯在战争中能不能获胜这个问题也使他深深感到不安。根据他看到的情形，他非常担心俄罗斯不会胜利。这时，这个后脑上有一绺像麻雀羽毛的蓬乱的灰发的小老头，就非常遗憾他去年冬天不曾死掉，当时医生对他说，他的病情恶化了。但是有时他回想起他的一生和他亲身参加过的几次战争，回想起俄罗斯是伟大的、富饶的，而近十年来它变得更加富饶了，他就想，难道德国人真会有力量征服俄罗斯吗？老头这样一想，就被一种神经质的亢奋控制住了，他搔着被太阳晒黑的皮包骨头的脚踝，稚气地撅起嘴唇，对黄骠马咂咂嘴巴，又用缰绳轻轻打它。
奥列格的舅舅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是一个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在煤业联合公司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就因为在勘探方面出色的成绩而受到提拔。他最生气的是他这样顺利地开始的工作竟突然这样令人意想不到而可怕地被打断了。他想，德国人一定要打死他，即使不打死，他也得花不少的心思去逃避给德国人做事。他知道，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不会去给德国人做事，因为他觉得给德国人做事就像用四肢爬行一样地反常和别扭。
年轻的玛丽娜舅母却在计算，在德国人未来以前他们的生活是靠哪一些收入。在德国人未来之前，他们的生活是靠下列几个来源：尼柯拉·尼柯拉耶维奇的工资、叶列娜·尼柯拉耶芙娜在丈夫（奥列格的继父）去世后领取的抚恤金、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外婆的养老金，煤业联合公司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和他们在屋旁种的菜园。现在呢，德国人来了之后，前面三项生活来源一定会被剥夺掉，其余的几项也可能被剥夺。她老是想起在渡口被炸死的儿童，为他们惋惜之余，又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由得就哭起来。她想起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野蛮地调戏妇女和强奸妇女的故事，那时她就想起，她是个漂亮的妇人，德国人一定会跟她纠缠，于是她一会儿害怕，一会儿又自我安慰：她可以故意穿得普通些，并且改变发式，也许，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
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一个林务区长，知道回家之后，他们父子就会有性命之忧，因为他在区里是以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对德斗争而出名的人，儿子又是共青团员。但是当他考虑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觉得一筹莫展了。他知道，党员里面一定有人留下来组织地下斗争和游击斗争。但是他自己已经并不年轻，一生都在忠心耿耿地做一个普通的林务区长，并且一直认为，他这个林务区长会一直做到老死。他希望让一子一女受很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自立。但是现在，当他心里暗暗起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过去可能不会被人知道，他还有可能在德国人统治下继续做林务区长，——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和厌恶，弄得他这个魁梧有力的汉子竟想跟人打架。
这时候，他的儿子维克多却在为红军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气愤。他从小就崇拜红军和它的指挥员，战争一开始，他就做好准备，打算作为红军指挥员去参战。他在学校里领导过军事小组，按照苏沃洛夫①的教导，在他的小组里，不管下雨下雪都上军事课和体育课。红军的败退当然不能动摇它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威信。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及时参加红军去当指挥员，如果他现在是红军指挥员，那么毫无疑问，它决不会陷入这般困难和凄惨的境地。至于他本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命运，维克多干脆不去想，而是完全信赖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波波夫，因为阿纳托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场合都会想出出人意料的、绝对正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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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沃洛夫（1730—1800），十八世纪俄国统帅。
可是他的朋友阿纳托里却在深深地为祖国感到痛心，他一言不发，咬着指甲，一路上都在考虑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在战时，他在共青团的集会上做过许多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但是没有一篇报告里面，他能够把他对祖国的感情表达成像他对他妈妈那样一个崇高的、歌声美妙的人的感情（他妈妈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身材高大、丰满，脸庞红润、慈祥，总是唱一些从他在摇篮里就为他歌唱的美妙的古代哥萨克歌曲）。他心里时刻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种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是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他应当行动，立即行动，但是又怎样行动，在什么地方行动，同谁一起行动呢？
这些想法也或多或少地激动着他所有的同伴。
只有邬丽亚不敢去想祖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自从她看见新一号井的井架倒下去以后，她已经尝尽一切辛酸：跟心爱的女友以及跟母亲的离别，在那被太阳灼晒过的、被践踏过的草原上的这一段旅途和最后的渡河，——渡口那个包红头巾的妇人的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和那个眼睛鼓出来的男孩子似乎体现了她的全部经历，——这一切不断在邬丽亚的流血的心里翻腾着，一会儿像匕首般尖利，一会儿像磨石般沉重。她一路上都是跟在大车旁边走着，不大说话，仿佛是心情平静，只有在她眼睛里、鼻翼上、嘴唇上隐隐露出的这些阴郁的线条，才泄露出她的内心有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在汹涌起伏。
但是若拉·阿鲁秋仰茨却非常清楚，在德国人统治下他将要怎样生活。所以他就很有把握地高声议论道：
“这帮野蛮残忍的家伙！我们的人民难道能同他们妥协吗？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拿起武器，就像从前被德国人占领的那些地方一样。我父亲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会拿起武器的。至于我母亲，照她的性格，也一定会拿起武器。如果我们的长辈都这样干，那么我们青年人该怎么办呢？我们青年应当来一个登记——先摸清情况，”若拉改正道，“然后把所有没有走的青年人登记下来，立刻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至少我就知道留在克拉斯诺顿的有沃洛佳·奥西摩兴和托里亚·奥尔洛夫，——他们难道会什么事也不干吗？还有沃洛佳的妹妹刘西雅，这个姑娘真好，”若拉感情流露地说，“她，无论如何，绝不会什么事也不干的。”
万尼亚挑了一个除了克拉娃，别人都听不到的机会，对若拉说：
“听我说，你这个绿林好汉！说实在的，大家都同意你的话。可是……你别嚷啊。首先，这是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其次，你不能替每一个人担保。万一有人说漏了嘴，那就要你和我们大家的好看了。”
“你为什么叫我‘绿林好汉’？”若拉问，他的黑眼睛里现出了兴奋而得意的表情。
“因为你长得黑，行动又像骑手。”
“你知道吗，万尼亚，我要是去做地下工作，一定就用‘绿林好汉’这个化名。”若拉把声音压低得像耳语似的说。
万尼亚同若拉的想法和情绪一样。但是现在他不论想到什么，那因为克拉娃就在近旁而使他产生的幸福感、他回忆起他在渡口旁边的举动时所产生的自豪感（这时他仿佛又听到柯瓦辽夫在说：“万尼亚，救救她们。”而他也觉得自己是克拉娃的救星），就会有力地闯进来。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有克拉娃和他分享而更加完满。克拉娃要不是因为惦记父亲，要不是母亲在悲泣，也一定会公开表示她和心爱的人一同在这里的浴满阳光的顿涅茨草原上是幸福的，尽管在地平线上一直有德国坦克的炮塔、高射炮的炮管和一批又一批德国兵的钢盔出现，——这些德国部队在摩托的吼声中和滚滚的尘埃里，在金色的麦田里疾驰着。
在所有这些对自己的命运和全体人民的命运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们里面，有两个人，尽管他们的性格和年龄也是大不相同，但是从他们所处的那种空前的精神振奋和跃跃欲试的状态来说，他们又是惊人地相似。这两个人，一个是瓦尔柯，另外一个是奥列格。
瓦尔柯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从来没有人知道他那茨冈人的外貌下面的内心活动。他似乎交了厄运。可是他从来还不曾显得这样活跃和兴高采烈。他一路上都是步行，关心大家，乐意同青年们谈话，仿佛在考验他们，而且越来越喜欢跟他们开玩笑。
奥列格在马车上也坐不住。他高声表示不耐烦：到底几时才能看见母亲和外婆呢？他高兴地搓着指尖听若拉说话，否则就突然打趣万尼亚和克拉娃，或是羞涩地、结结巴巴地安慰邬丽亚，或是照顾三岁的小表弟，或是向玛丽娜舅母表示爱慕，或是和老大爷谈论天下大事。有时他又闷声不响地在马车旁边走着，额上露出深深的皱纹，饱满的、固执的、还有点孩子气的嘴唇上似乎浮着一丝笑意，眼睛里带着沉思的、严峻而又温柔的神气注视着远方。
他们在离克拉斯诺顿不到一天路程的地方，突然碰到一队掉了队的德国兵。德国兵熟练地——甚至不是很粗野地，而正是熟练地——把两辆马车都搜查了，他们从玛丽娜和邬丽亚的箱子里取去所有的丝织品，夺去维克多的父亲和瓦尔柯脚上的靴子，并且拿走瓦尔柯的旧金表，那只表虽然被他戴着游过水，仍然走得很准。
他们在这初次同德国人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感到很紧张，因为大家想象中的德国人还要坏得多，后来这种紧张变成相互之间的窘迫，最后又变成了一种不自然的兴奋——大伙都争先恐后地描述德国人，描述他们怎样搜查马车，取笑非常惋惜自己的丝袜的玛丽娜，甚至不放过瓦尔柯和维克多的父亲，因为他们穿着马裤而穿便鞋显得比别人更为狼狈。只有奥列格并不分享这种虚假的快活，他的脸上久久留着生硬的、凶狠的表情。
他们在夜间抵达克拉斯诺顿城郊，瓦尔柯认为夜间在城里要戒严，大家听从他的劝告不再进城，就在峡谷里过夜。这一夜月光如水。大家都很焦急，久久不能入睡。
瓦尔柯去察看峡谷通向哪里。他突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他转过身子，站住了，在照得露珠闪烁发光的月光下认出了是奥列格。
“瓦尔柯同志，我迫切地需要跟您谈谈。非常需要谈一谈。”奥列格略带口吃地轻声说。
“好，”瓦尔柯说，“可是我们得站着谈，因为地上湿得厉害。”他笑笑说。
“帮助我在城里找一个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吧。”奥列格说，他直盯着瓦尔柯的连生在一起的眉毛下面的低垂的眼睛。
瓦尔柯猛地抬起头来，把奥列格的脸仔细研究了一会。
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最年轻的、新的一代。
似乎是最难以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喜欢幻想和渴望行动、富于想象和讲求实际、酷爱善良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热爱人间欢乐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结合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的独特的面貌。
瓦尔柯非常熟悉这一代，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他本人相似。
“地下工作者你似乎已经找到了，”瓦尔柯笑着说，“至于我们以后要做些什么，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吧。”
奥列格默默地等待着。
“我看得出，你不是今天才作出这个决定的。”瓦尔柯说。
他说得对。伏罗希洛夫格勒刚受到直接威胁，奥列格就第一次把自己的意图瞒过母亲，到共青团区委会去，请求在组织地下小组的时候使用他。
他非常难过，因为他们不说明任何理由就对他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你听着：年轻人，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好好地走吧，而且要快一些。”
他不知道，共青团区委会并没有建立独立的地下小组，那些留下来听地下组织指挥的团员，是早先选拔出来的。因此，他在区委会里得到的答复不仅不是粗暴无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是对同志关怀的表现。所以他只得走。
但是等渡口事件的最初的紧张一过去，奥列格知道他是走不掉了的那个时候，他心里忽然明白：现在他的梦想可以实现了！逃难、跟母亲的别离、前途茫茫等等的全部重压，都从他心里消失了。他全部的精神力量，全部的热情、梦想、希望，全部的青春的热情和决心——这一切都无拘无束地迸射出来。
“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才那么精神集中，”瓦尔柯接着说，“我自己也是这种脾气。昨天我一路走着，脑子里还总是在想：我们一会儿炸矿井，一会儿看见军队在撤退，逃难的人群和孩子们在受苦受难。我心里郁闷极了！”瓦尔柯非常坦率地说，“我本来应该高兴，因为至少我可以看见家里的人，从战争开始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们，可是心里老嘀咕着：‘往后不知会怎么样？……’这是昨天的情况。可是今天呢？我们的军队撤走了。我们落到了德国人手里。我看不到家里的人了。也许，永远看不见了。可是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就像古代乌克兰盐粮贩子只走一条路线一样。而这对我们这些人是最主要的。”
奥列格觉得，现在，在克拉斯诺顿附近的峡谷里，在照着露珠美妙地闪烁发光的月光下面，这个严峻、沉着、生着茨冈人那样连生在一起的眉毛的人，恐怕无论跟谁也没有像跟他奥列格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过话。
“你要记住：不要跟这些青年失去联系，这是自己的弟兄，”瓦尔柯说，“不要暴露自己，可是又要跟他们保持联系。再物色一些青年，对工作合适的，坚强的。不过你要记住，没有问过我，什么事情都别做，——不然你会失败的。要你做什么和在什么时候做，我会告诉你的……”
“您知道谁留在城里吗？”奥列格问。
“我不知道，”瓦尔柯坦白地承认，“我不知道，可是我能找到。”
“那我怎么找您呢？”
“你用不着找我。即使我有住的地方，我反正也不会告诉你，但是说实话，我暂时还没有住的地方。”
尽管做人家丈夫和父亲的报丧人是非常痛苦，瓦尔柯仍旧决定头几天在谢夫卓夫家里找个藏身之所，他家的人都熟悉瓦尔柯，喜欢他。他希望靠着刘勃卡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的帮助，能够建立起联系，并且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住处。
“你最好把你的地址给我，我好找你。”
瓦尔柯把奥列格的地址反复念了几遍，直到记住为止。
“你别怕，我能找到你，”瓦尔柯悄声地说，“如果不能很快得到我的消息，你也别担心，等着好了……现在你走吧。”瓦尔柯说，一面用宽大的手掌轻轻地推了推奥列格的肩头。
“谢谢您。”奥列格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怀着难以解释的激动向野营走去，仿佛是风吹着他飘过沾满露珠的草地。人们都已经入睡，只有马在嚼草，发出清脆的声音。可是万尼亚还双手抱着尖瘦的膝盖，坐在熟睡的克拉娃和她母亲的头旁。
“万尼亚，我亲爱的朋友！”奥列格满怀温情想道，现在他无论对什么人都怀着这样的感情。他走到同学跟前，激动地坐在他身旁潮湿的草地上。
万尼亚朝他转过脸来，在月光下万尼亚的脸显得苍白。
“喂，怎么样？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万尼亚用有点喑哑的声音兴冲冲地问道。
“你问的是什么事？”奥列格说，他又是惊奇，同时又是慌乱。
“瓦尔柯说些什么？他知道点什么吗？”
奥列格犹疑不决地望着他。
“别打算跟我捉迷藏！”万尼亚愠怒地说，“老实说，我们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你怎—怎么知道？”奥列格轻声问，他愈来愈觉得奇怪，睁大了眼睛直瞪着朋友。
“要打听你的地下工作关系并不怎么困难，这种关系也像我的一样，”万尼亚笑着说，“难道你以为，我会没有想到这件事吗？”
“万尼亚！……”奥列格用他的大手抓住了万尼亚的狭长的手，牢牢地握住，万尼亚立刻也有力地握住他的手。“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吗？”
“当然在一起。”
“永远吗？”
“永远，”万尼亚说，他的声音非常轻，然而很严肃。“只要我血管里的血还在流。”
他们面对面望着，眼睛里射出光芒。
“你看，他暂时还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会找到。他是会找得到的。”奥列格怀着自豪的心情说，“你要注意，到下亚力山德罗夫卡别耽搁……”
“我不会耽搁，这你不必担心，”万尼亚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是去把她们安顿一下。”
“你爱她吗？”奥列格俯身凑近万尼亚的脸，轻声问道。
“这种事嘴巴上一般是不讲的。”
“不，你别不好意思。这是很好的，这是非常好的。她是那—那么好，而你……对于你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奥列格的脸上和声调里都带着天真的喜悦。
“是啊，尽管我们和大伙都得经受这么多的苦难，可是生活毕竟是美好的。”万尼亚说。
“对—对的，对—对的。”奥列格说的时候口吃得厉害，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命运把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青年和成年人汇合在草原上，才不过一个多星期。现在，太阳在草原上空升起，他们大家最后一次一起被阳光照耀着，似乎他们已经经历了整整一生。到了需要各自东西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那样的温情、惆怅和激动。
“嗳，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穿着马裤和便鞋的瓦尔柯独自留在峡谷中央，开始要说话，结果他只挥了挥他的黧黑的手，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青年们交换了地址，约好互相保持联系，就告别了。他们在草原上四散之后，好久好久互相还可以看得见。偶尔有人挥着手或是手帕。但是不大一会，就有人消失在山岗背后或是峡谷里，接着另外一些人也消失了。仿佛在这伟大而可怕的时代，他们根本不曾在这似火的骄阳底下共同走过这一段路途……
这样，奥列格·柯舍沃伊就跨进了被德军占领的家园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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