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开始写这部《札记》以来，为时最短的一次广岛之行。在广岛只不过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广岛之行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不禁使自己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这是每一次广岛之行的一贯感受。我撰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就在于记录下我每次旅行归来后所进行的反思。
当我到达广岛之后，立即从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先生处得知一个最新记录。一位原子弹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们如果不是身在广岛，便有可能忘却广岛的具体惨状。坦率地说，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而在广岛，这种悲惨的局面仍然作为现实的问题而持续着。原子病医院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重藤院长是抱着一种多么阴郁而苦涩的心情为这位年轻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这死者只不过是在不断流淌的悲惨长河中溺死的一个而已。
这位青年在四岁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轰炸。我们曾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一天负伤的无数孩子的照片。创办杂志《广岛之河》、身为广岛母亲的小西信子，她将这些负伤的孩子们称之为“腐烂菩萨”，实际上她可能是不想让为数如此众多的身负重伤的孩子们的照片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带着出奇平静表情的孩子们，其中大半在拍过照片后的几天之内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当他在成长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我曾多次举过这个例子。治疗白血病的医生在早期阶段，可以暂时控制白血球数量的激增，为白血病人赢得一个所谓的“暑假”。在原子病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几个月，经过２０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奋斗之后，这一“假期”延长到两年。当它能够延至数十年时，人类将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这一血癌仍然远比人类更占压倒优势。当两年的“假期”过后，这位青年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死亡，那时，死神绝不会放过他。如果一个持悲观态度的人将这一“假期”称之为缓期执行的期限，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位青年却没有将这两年视为缓刑的期限。他毅然决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样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员。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为了这位青年，隐瞒了他的病历，为他寻找工作。这些医生们的行为并非是欺骗。如果说出真情，谁还会雇用一个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医生们只不过是胆战心惊地采用了小小的骗术，他们不是既无所作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个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伙伴们都喜欢他，他是一名好职员。
青年死后，一位有身分的人来到原子病医院，据说他曾质问医院：这两年间为什么不让这位青年休养，而让他去劳动？这位有身分的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一个事实：当一个青年人为了真正有意义地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印刷机轰鸣的地方和伙伴们一起劳动。因为，所谓有身分的人，就意味着那是一群惯于无所事事而虚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图在这两年里活得充实，他是一名劳动能手；他在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任务。青年曾同一个女孩相爱并订婚，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何等地热爱生活，力争活在既非伪造，又非虚构的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恋人是一位年仅２０岁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
还有一段插曲足以说明这位青年曾怎样度过那一段真正的社会生活。杂志《生命》的记者为了写一篇题为《光明的广岛》的报道，来到广岛采访。重藤博士向他介绍了这位青年，记者十分满意。或许因为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广岛的象征。
然而，两年过后，充实的“假期”结束了。顽固的恶心和呕吐折磨着他，于是，再次住院，所有的关节都剧痛难忍。剧烈的呕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尽这一切折磨之后死去了。
一星期之后，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医院来了，她是来向治疗和护理过青年的医生和护士们致谢的。她带来了礼物：一对陶制的小鹿，就是那种经常摆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陈列柜中的陈设品。这颇符合她那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分。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平静而安详地道谢之后便离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了。我望着那一对陈设品，一只拥有两支大角的健壮的公鹿和一只可爱的母鹿，不禁黯然神伤，默默无语。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轰炸时，他只有４岁，他不仅不应对战争负责，甚至连那一完全是蛮不讲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弹袭击也都无法理解。就是这个幼儿在２０年之后，以他自己的肉体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也许他尽管是一个幼儿，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不得不被卷入到这个国家最坏的选择中去。难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是如此悲惨！
但是，自杀的未婚妻，年仅２０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龄，正是战后出生的孩子。尽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弹受害青年休戚相关，在青年死后，她履行了她所能尽到的对青年的全部责任。国家未能对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个国家也无法填满青年绝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个纯属战后一代的女孩，却以她追随青年而自杀的行动充填了这一黑暗的凹坑。这位２０岁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择的壮烈行动，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轻女孩为救助一个被推入绝望深渊的青年而做出的绝望的选择。
她使一种价值颠倒过来了。她以一个成为牺牲品的柔弱姿态，给予国家所进行的卑鄙的欺骗，而实际上是给予一切国家的欺骗和幸存者所进行的欺骗，以致命的打击。然后，她和恋人携手并肩，共同向着以他们独自的威严所装点的死亡之国走去。那是一个绝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孤独而庄严的死亡之国，是一个在绝对个人意义上的仅属于两个人的死亡之国，它绝不容许导致他的恋人在幼儿时期就遭到意外袭击的国家的阴影介入。无论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奋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还是女孩那坚决拒绝在未婚夫死后继续活在世上而自杀死去的决心，都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不会接受骗人的国家和骗人的生者。面对着那一对陶器制成的健壮的公鹿和可爱的母鹿，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空虚和悲哀。２０岁的女孩给人们留下了稳重温柔的印象，自杀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个人对死于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这丝毫不存在自我牺牲之类的含义，只是出于起决定作用的强烈的爱。而这种强烈的爱还可以置换为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和我们政治的强烈的恨。而她却没有控诉，只是默默地死去。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对我们做出了最为宽大的从轻处罚。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可能只是由于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具有温顺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诉对我们的憎恨。
关于这对恋人的死，我有一种推测。虽然它不外是一种设想，但我却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当青年以两年的“暑假”为期而就业时，恐怕他不会认为自己痊愈而开始工作了。无论医生在说着多么诚实的谎言，也无论怎样对病历保密，我想他都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却敢于在白血病再次俘获自己之前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劳动。
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同这位青年开始恋爱并订婚的。否则，一对２４岁和２０岁的青年订婚岂不是为时尚早吗？他们可能已经预见到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所以才很快订婚的。
当死神终于降临到青年头上时，女孩或许是早有准备地安祥地选择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对未婚夫的死，由于过度悲痛而决心随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绝望的深渊，除了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而自杀的。恐怕从她爱上这位青年的那一天开始，便已在注视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与青年休戚相关，她将自身投入到青年的命运之中，但这将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命运抉择。
众所周知，当年为了报告广岛上空的气象情况，观测机曾先于携带原子弹的飞机飞往广岛。机长是陆军少校伊萨利。１２年后，他因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两家邮局而被捕。后来以精神错乱为由被判无罪。而经美国复员局的精神病医生证实，他的精神错乱是来自于对广岛的负罪感。
当伊萨利这个美国人袭击邮局时，陪审员们，也就是普通的人都无法认定他有罪，他们曾犹豫不决。这一事实说明，就整个人类而言，广岛是他们产生共同负罪感的根源。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极其残暴的杀人犯，而导致他犯罪的根源则是因广岛被炸而产生的绝望感。我们又有谁会有正视这一罪犯的勇气呢？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未曾出现过最能引起我们负罪感的罪犯。对此，我们不能只称之为侥幸。这种侥幸，只有广岛人或者只剩下绝望的人们，以他们那惊人的自制力带给我们的，我们当永志不忘。
如果那位死于白血病，沉着而稳健的青年，没有利用两年“假期”去勤奋地工作，而是成为一个罪犯，这即便是设想，也足以使我们平静的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实际上，青年却克制着自己送走每一个工作日，并且得到了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恋人，甚至当他死后立即自杀，随他而去。我们不应忘记，这完全是一个超出常识的人间罕见的结局，甚至可以说它是离奇的。
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们成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堕落，也只能认为这是人类的正常举动。因为他们是面临着最为深重、最为痛苦的绝望的人们。但是，他们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着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默默地选择了威严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他们凭借着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惨状态之中的人类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于不顾的。但是，我认为还必须牢记的是，就广义而言，我们人类也是凭借着这些尽管绝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们的自制力，才得以使我们的良心获得安宁。
当然，只要我们对于来自广岛的消息不是充耳不闻，我们的良心就永远不会安宁。在这次旅行归来后，我必须将两件耳闻目睹的事记录下来。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读卖新闻》晚刊的专栏文章。“‘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将按着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广岛的一个１９岁的女孩留下这样一封遗书自杀了。１９年前当她还在母亲体内时便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母亲在原子弹爆炸３年后死去，这个女孩因患原子病，从幼年起，肝脏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亲死后父亲也离家出走。现在她同７５岁的祖母、２２岁的姐姐和１６岁的妹妹，４个弱女子在艰难度日。姐妹３人中学毕业之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立即参加工作。这位女孩尽管好不容易拿到了原子弹受害者特别手册，但却无暇从容住院接受治疗。虽然国家在治疗方面采取了对策，但生活却不允许她安下心来接受精心治疗。这恐怕也是原子弹受害者对策的一个漏洞吧！贫病交加的年轻生命深感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便决定‘按照上天的安排’死去。‘按照上天的安排’，其背后包含着多少无以言状的东西……”
另一个是来自筑丰煤矿的消息。筑丰在日本消费生活繁荣的时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地方。这里住着许多似乎是被广岛赶出来的移民，其中可能还有一些女性，由于原子弹爆炸失去家人，因而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职业。在这里，为了编写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无论怎样有效地开展全国性调查，总有几名广岛女性躲藏起来，不肯透露姓名。
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的人们听到这一传闻，虽然会感到瞬间的酸楚和醒悟，但这种意识很快便会消失。而身在广岛的人们，除了那些原子弹受害者，或许也和我们抱有同感吧！
顺便提一下，当广岛的那位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他的未婚妻紧随其后自杀身亡的同一时期，东京曾举行了一个授勋仪式。将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授予了美国空军参谋长卡尔奇斯·E·卢默大将。他是一个曾在现场参与策划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人物。关于这次授勋，据说政府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的家也曾在空袭中被烧毁，但这已经是２０年前的事了。即或我们将恩怨置之度外，向轰炸过日本各城市的军人授勋，岂不更能说明大国国民的宽容与大度吗？”这种麻木不仁，已经是道德的堕落。在广岛人的眼里，它是一种最为厚颜无耻的背叛。我们对于政治家或官僚们的道德观实在是过分宽容了。只要他们没有贪污，新闻界就不会对他们的这种道德堕落进行攻击。然而，说出这种话的政治家们正是最卑鄙的。
在原子病医院资料陈列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邀请重藤博士、《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先生、杂志《广岛之河》的编者小西信子，还有在市内私人医院做事务员的年轻的原子弹受害者村户由子等四人，举行一次电视讨论会。这四位可以说是真正的广岛人，也就是能从本质上代表围绕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人。我来广岛主持这次讨论会。
除村户之外，其他人我们都曾多次见面。我撰写这本《札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绍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事物的看法。电视短片可以反映这些人们在工作中的最新成就。我为能够参加这次讨论会而感到欣喜。同时，我还感到幸运，我能够第一次听到村户这位毫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典型发言，并将它记录下来。
原子弹爆炸时，村户只不过是个小孩。疤痕改变了村户的面容，当她长大之后，每一天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自己往日那未曾受伤时的面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找回“失去的美”。不是为了健康，只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美”，她曾接受过多次手术。手术的结果使她认识到“失去的美”将永远失去，再也寻找不回来了。于是她便作为将自己关在广岛家默默生活，面带疤痕的无数女孩中的一员，开始思考今后的生活前途。
这种对失去的往日的向往和随之而来的绝望，会使人一步步走近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且处于这种危机状态下的人，在广岛无疑是为数众多的。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积极的手段，足以将他们从疯狂和自杀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只能是衷心地希望他们摆脱疯狂，不去自杀而坚强地继续活下去。
村户是怎样将她自己从由于过度的疯狂和绝望而企图自杀，以及近似神经症状的隐居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呢？使她回心转意的是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第一次集会。在那里，她有了一个最基本最本质的发现，那就是“正在受苦的不止我自己”。我曾多次听人们说，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它使在原子弹爆炸后，度过了黑暗、漫长而沉默的日日夜夜的广岛人第一次获得了发言的机会，这对于原子弹受害者们来说具有何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予原子弹受害者以人类自我恢复的契机，同时，也为日本和世界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们指明了奋斗方向。我作为一个局外的旁观者，很难对和平运动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事实只是在于，如同第一届大会这样，使原子弹受害者体验到人类的变革，这种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其性质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有人认为从中发现了某种颓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当然，颓废并非来自原子弹受害者一方。
借此机会，村户从沉溺于过去拒绝同现实社会沟通而隐居起来的近似神经症状的状态下醒悟过来，能够面对现实与未来。她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和平运动中参加部分工作，并曾去国外旅行。在法国，她会见了临终前的居里夫人。不久将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居里夫人，当时曾对村户等所谓的原子弹受害少女们说，你们即便保持沉默，我也理解你们的所有痛苦。这些被称为原子弹受害少女的人们，她们都同村户一样重振精神，战胜了对“失去的美”的怀念和对毁了自己面容的疤痕的厌恶和羞辱。我们必须认识到，敢于登上讲坛沐浴光环的她们，就是有过重振精神体验的人们，而且，她们也是坚持这种精神，敢于接受原子弹受害少女称呼的人们。包括村户在内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和平运动参加者们的意志就是“决不能再让别人尝受自己曾尝受的痛苦”，这是重藤院长和村户的共同语言。原子弹受害少女和居里夫人的心无疑是完全相通的。
关于这一天要在电视中发表谈话的事，村户直到最后还在犹豫。这说明，她的回心转意并非是教条的、一成不变的，她的每一天总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度过。当电视观众们看到那副洋溢着美好憧憬的严肃面容时，一定会为之感动。村户所说的“失去的美”，道出了广岛所有受到疤痕伤害的女孩们的心声。如上所述，无比威严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在同原子弹所带来的灾难进行着如此正统的斗争。而广岛的原子弹医疗工作，只有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个短短的电视片并不足以为《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对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做出说明。这份计划涉及到金井委员个人的人类观和文明观，而且这些观点是在金井先生２０年的广岛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抛开这些观点去说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对于金井先生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根据金井先生的想法，我也在制作这一电视片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两个问题。纳粹德国在奥茨维辛屠杀犹太人的真相，已广为世人所知。然而，尽管在广岛已经发生了较之奥茨维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类悲剧，而且目前仍然存在这种悲剧重演的危险（或许玩世不恭的人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①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却决未为世人所周知。至少应该像奥茨维辛那样，让更多的人正确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那场人类悲剧的真相。
①马基雅维里，意大利人，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另一个焦点是一个涉及到金井先生文明观的问题。战后，如果立即将战争的惨状作为中心，则日本人将从这里逃往四面八方。我们的生活形态便会成为一个从远处围着战争惨状的面包圈型。而当消费文明日趋繁荣的今天，人们却把战争的惨状抛在脚下，一直向上逃去，形成一个以奥林匹克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但是，这座金字塔内漆黑的空洞尚未被完全填补，广岛的人类悲剧还在那里继续存在着。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运动，就世界而言，要像奥茨维辛那样，让全世界的人都切实而彻底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人类悲剧。而就日本人内部的国民反思而言，则是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消费生活繁荣的金字塔内部的空洞。否则，我们就无法阻止像《读卖新闻》专栏报道的１９岁女孩遗书中所写的那种“按照上天安排”的自杀。因为他们确信既得不到任何救助，命运也不会出现逆转，从而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自从去年夏天我在广岛听到金井社论委员关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提案以来，我始终在关注着这项运动。到目前为止，至少在金井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动正在稳步发展。去年初秋，当我开始为本书撰写介绍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计划的文章时，立即收到了金井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首先坦率地谈到了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参加了那年夏天三县联席会议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
“在三县联席大会和八·六和平大会上，最拥有大胆发言和揭露真相权利的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尤其是已经死去的受害者。为纪念这些无法出席会议的人，曾举行仪式，默哀一分钟。”
金井先生是一位希望通过《原子弹受害者的呻吟》一文，传达原子弹受害致死者声音的新闻工作者。他曾在该文中指出：“作为实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具体对策，最大的难题莫过于针对保守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设法使他们从被玷污的太阳旗中拿出纯洁的勇气来。广岛大学的教授们在广岛成立了一个叫做谈话会的组织。这是一个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三县联席会议和禁止核武器会议等三个系统能够友好相聚为数不多的集会。根据该会日前的议程，我曾在会上再一次汇报了关于向联合国提交白皮书的提案。会议最后成立了一个小委员会，由它拟定具体程序。
“以同原子弹受害者沟通思想为根本，从以保守政权和新闻媒介为对象所采取的对策入手，使白皮书运动作为一种国民运动得以普及；推动日本学术会议、厚生省、文部省、处务省和总理府等有关当局，将这一运动作为附带调查纳入国势调查之中，争取国会讨论通过；还有调查方法，以及提高社会调查员才智能力等，诸如此类，问题相当繁杂。至于我个人只能从侧面给予配合，以日本最高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化和来自基层具有国民运动性质的推动力这一双重结构，注视着白皮书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我自知力量微薄，只是想在不至讨厌的情况下，有义务尽自己之所能为计划的前景做出预测。”
谈话会接受了金井社论委员的提案，去年１０月发表了《对日本国政府的请求》和《告日本国民》等两篇文章。时值开展国势调查的１９６５年，文章明确指出，国势调查必须包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这一重点，同时还涉及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以及向着以琉球民政府为首的国际化方向扩展等问题，借以推动金井提案的发展。目前，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而又关注着广岛的人们，需要的是应将自己投入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中去。用金井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站在《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呻吟》一方，成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同志”。
小西信子等人创办的《广岛之河》，于今年初已出版了第十一期，仍在努力坚持着。它的刊头语中指出：“在当今的日本，又出现新的威胁和平的征兆，令我等原子弹受害者深感忧虑。掌权者汲汲于炫耀威容，而我等庶民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有的只是申述事实的语言而已。”
如今因身患原子病而躺在病床上的正田篠枝，在美军占领下的１９４７年，从被强制保持沉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群中挺身而出，非法出版了和歌集《忏悔》。在画有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①的扉页上，附有一首和歌：
悲叹的日记，
献给同胞的亡灵。
他们曾被迫，
被迫接受死亡的来临。
①位于广岛市中部，原广岛县产业奖励馆遭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是唯一永久保存的原子弹受害纪念物。——译者
这本和歌集是关于原子弹所带来的人类悲剧最早的一幅素描。这位坚强不屈的和歌诗人的诗与和歌，都收在这部和歌集里。她的诗猛烈地抨击了对卢默将军的授勋。而两首悲痛的问答体和歌，将富有哲理性的对话，最大限度地凝缩成短歌形式，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洋溢在和歌中的残酷而苦涩的幽默沁人心脾。
２０岁的姑娘，
被原子弹夺去光明。
当我死后，
愿将我的眼球献上。
虽然你说，
死后当将眼球献出。
但却无法说，
那受伤的眼睛已毫无用处。
在这部和歌集的《后记》里还就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问题进行了评伦。其观点同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主张有直接关联，它是说明白皮书在广岛正以迅猛之势不断扩展的一个例证。《后记》指出：“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最近，清理了和平公园一带的土地，它开始作为一个具体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人认为轰炸遗迹附近的３·３平方米土地价值２０万日元，如果在这里盖起大厦，将成为本市的财源；也有人认为原子弹已广为世人所知，轰炸遗迹应该拆除；还有人竟说它会使人们想起死去的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真想向着这些主张“拆掉它”的人们大喝一声：“混蛋！”我们这些原子弹的受害者们，发誓不能再让人类重遭那一天的惨祸。为了书写人类和平的历史，这一珍贵的历史遗迹必须永远保留。原子弹固然已为全世界所知晓，但是所了解的只不过是它的威力而已，至于广岛人曾经展开一幅何等残酷的地狱画卷；时隔１９年后的今天，仍然怎样受着放射能障碍的折磨和困扰，所有这一切还远未被人所知。关于原子弹轰炸遗迹的存在，是一个应该以世界的眼光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向深沉持重的重藤博士，在电视片中也没有谈得很多。但他却满怀日渐坚定的决心，谈到希望弄清原子弹受害者生出的下一代是否健康的问题（他的谈话同此类调查可能引起的不安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且同谈话会声明中指出的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问题，认识也判一致的）；他还指出：世界强国即便以拥有核武器而沾沾自喜，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必将成为一个污点；他表示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政治家，绝对不容许日本蒙上上述污点，永远是一个不拥有核武器，并反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的谈话令我深受感动。我曾多次去过广岛，也曾屡屡同重藤博士会面，但这是重藤博士唯一一次直接言及政治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