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日晚间NHK播放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摄像师朋友们长期合作共同制作完成的。今年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很早就开始策划制作一部主题为《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节目。我对电视节目制作本不熟悉，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接受了节目策划这样大难度的工作。
我从长子光出生的那一年夏天开始，就经常去广岛。今年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我
的把以广岛为中心思考社会、世界和人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我对广岛的体验写在《广岛札记》里，后来又写过不少各种形式的文章。其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人类在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核武器打击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这种表现绝不过于草率——悲惨事件。而且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极具“威力”的核武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被原子弹轰炸的人由于放射线污染造成第二代人的各种疾病，受害者老年后会出现白内障、癌症等病症，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剧至今仍在继续。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的是，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那一天开始，各种各样救助原子弹受伤者的活动就开展了，而且今天还以新的形式继续着。今年夏天，我在广岛见到这样一位老年妇女。她十七岁时遭受原子弹轰炸，当时她新婚不久，丈夫应征上了前线，自己不仅要忍受被烧伤的肉体痛苦，而且还要忍受在夫家受歧视的精神痛苦，但她仍然顽强地生活下去，抚育孩子，后来成为广岛演讲团的一员，向年轻人讲述原子弹轰炸的惨祸。她这样的人，从四十五年前夏天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核武器的威力和受害者的悲惨，为恢复人性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我经常想起他们的核心人物、原子弹轰炸医院重藤文夫院长。重藤博士担任广岛红十字医院副院长，赴任不久的那天，他在广岛火车站前面打算换乘电车去医院上班，遭到了原子弹轰炸。从下午开始，无数伤员抬进医院接受治疗。
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重藤博士是专门研究X光透视治疗的医生，他立即发现医院地下仓库里的透视底片被曝光，开始仔细观察轰炸中心地的方向与医院内外的受害者、受害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最早确认投在广岛的新型炸弹种类的判断者之一。
光在六月出生，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是那一年的八月。当时我还年轻，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脑部就不正常，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解决，心乱如麻。我为了撰写在广岛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报告文学而前往广岛。那次大会在苏联的核武器是否为了正义、和平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分裂。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我对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几乎一无所知、毫无经验，为什么会接受大会报告文学的撰写任务呢？
现在我能明确回忆起来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情绪的迫切要求。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另一个是当我接受《世界》杂志的年轻编辑一再要求撰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后，从当时借居的二楼窗户俯视他离开大门的背影，忽然发现那身影看上去悲凉楚怜。
这位年轻的编辑安江良介君现在是岩波书店的社长，成为我终生的好友。当年是他说服我接受这项工作，其实他把我从被残疾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拉出来写报告文学，大概也隐藏着自己的忧郁——他当时刚刚失去第一个孩子。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我筋疲力尽，但我还是抽空到广岛原子弹轰炸医院采访，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我觉得受到真正的鼓励，从内心深处治愈了自己的疾病。我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人生视野……
在大学教过我的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渡边一夫教授，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做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重藤博士谈论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以及受害者的治疗问题时，显然认为对这次惨重的灾祸“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待苦难的态度。
我对这位年轻时专攻X光透视医学、具有不屈性格的医生恰好被派到广岛医院工作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自己面临人生第一次也许是最大危机的时候，能够在广岛听到医学专家的教导也觉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我在大学接受过另一位也是我终生老师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重藤博士的人生思想。
这些重要因素结合的瞬间如命运一样存在于我的人生过程中。后来经过更多的实践，我现在对此坚信不疑。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某种超人的存在通过我们人类“击中中心”的瞬间。
在绿叶葳蕤的时候，我到离广岛不远的一座以酿酒著称的小镇郊外访问重藤博士出生的老家。这一带旧房屋所在的地方显示是颇有历史的墓地。先生说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绿树茂密的山中墓地上，我向身体仍然矍铄硬朗的夫人询问先生原子弹轰炸那一天之后的往事。一颗巨大的炸弹落在广岛，引起一场浩劫的消息很快传到附近的市町村，而且惨不忍睹的受伤者也纷纷逃到郊外。
晚上，夫人对重藤博士是否活着几乎已经绝望，但她还是打算第二天去广岛寻找遗体，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去广岛的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而重藤博士幸免于难，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没想到在街上碰见妻子。
重藤博士从郊区搭乘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去，那天就开始为原子弹轰炸受伤者治疗。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区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为受伤者治疗。作为医生，尽管只是给伤口——当时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抹些烧伤油，对于无数的受伤者却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尽心尽力为大家治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受伤的军人站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一直敬礼。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军人回答说：这一场悲惨的战祸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个非军人，为战争的牺牲者这样奋不顾身地工作……
当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重藤博士大概没有精力向夫人谈论这样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广岛，之后连续几周一直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的时候，就在心里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有问他。这次问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以前体质虚弱，带有神经质，自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别人都说他变得宽容大量，身体非常健康。
在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操劳的那几年里，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发生巨变，判若两人，也许这为他后来一生从事的活动打下了基础。我每次阅读有关埃里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几篇评论和论文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重藤先生的面容，与文章里的描写重叠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向广岛这一场浩劫进行勇敢的斗争，进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的新的人生阶段了吗？原子弹轰炸后的考验难道不正是为新的重藤博士的诞生——也是为了许许多多原子弹受害者的光明——而“击中中心”吗？
我这么考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的长子出生时脑部不正常，那时我二十八岁。我虽然比一般人早工作，但从人生年龄来看却是晚熟，这个年龄对于我来说，也许正处在“青年的自我存在危机”，或者已经进入危机即将结束的高潮期。在专家看来，我的见解也许大大偏离埃里克森的定义……
就在我即将进入危机高潮的时候，残疾长子的出生一下子压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儿子经过手术，终于可以留在家庭里生活，我以虚构的形式把整个过程写进小说，可以重新统和整体体验。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的自我存在危机”。那些事情也如“击中中心”一样出现在我人生的重要时期里。
重藤博士曾几度对我说起一位年轻的眼科医生，心里一直非常难过痛心。那时正是盛夏，红十字医院里挤满原子弹轰炸的受伤者。不断有人死去，院子里火化尸体的烈焰终日熊熊燃烧。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对重藤博士诉苦，说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人类历史造成如此的悲惨愚昧，人类怎么还能精神正常地继续生存下去呢？对于这么多的受伤者、许许多多濒临死亡的人，我们束手无策，却还要努力救治他们，这不是徒劳无益吗？
重藤博士对这个牢骚不停的年轻医生说：既然我们面对这么多痛苦不堪的受伤者，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然而，就在他离开门诊室的一小会儿时间里，那位年轻的医生吊死在走廊被炸毁而裸露出来的钉子上。重藤博士指着如无数的荆棘扎穿坚固墙壁的窗玻璃——那一堵楼梯的墙壁至今依然保留——话语里充满苦涩。
夫人告诉我，重藤博士还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虽然现在整个广岛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是只要翻过一座山头，那边照样是碧绿的原野、美丽的树林，你去那儿休息几天，安定一下情绪。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去参拜重藤博士的坟墓，树木繁茂，新绿滴翠。当他对绝望的年轻医生说翻过一座山头就有碧绿的山野的时候，他的心里大概浮现出自己在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早晨返回广岛时看见的，这祖祖辈辈生活的绿色土地以及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妻子和幼子吧……
我在广岛会见的许多人如今都已去世。甚至可以说，健康生活的老年人实在是特殊的例外。我在原子病医院见过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吧？重藤博士对我说过：有的外国人来医院慰问原子病患者，当他们再次来访时，一定都要求和前一次见过的患者见面，但这样的幸运者至今一个也没有……
但是，广岛、长崎的这些已经步入老年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仍然顽强地坚持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要求国家基于补偿精神对原子弹受害者给予经济救援，同时要求政府与美国一道承担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发起废除核武器的活动。这些至今还饱受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灾难痛苦折磨的幸存者替死者发出的呐喊，他们开展的正确而极具人性的运动，不是博得许许多多人的支持和共鸣吗？
许多人已经死去，即使活着，也正步入老年。然而，我站在重藤博士故乡的土地上，望着满眼年年更新的绿色山野，回忆那些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死者，同时也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深处，死者们的生命也在不断地更新、再生，激励着人们一直记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