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盲柳的说明＞
差不多时隔八年，我对发表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号《文学界》上的《盲柳与睡女》进行了修改，于是有了这篇作品。原作大约有八十页原稿纸（每页四百字），约略长了些，以前就想多少缩短一点儿。九五年夏天正好有个在神户和芦屋举办朗诵会的机会，当时无论如何都想朗诵这篇作品（因为这篇作品是想着那一地区写的），遂决定大加改动。为将其同原作《盲柳与睡女》区别开来，就随便换了个名字，姑且叫《盲柳，及睡女》。原稿页数减了四成，压缩到四十五页左右，内容也因之有部分改变，流势和意韵都和原作略有不同，遂作为另一版本、或者说作为另一形式的作品收入这个短篇集。短时间里新旧两个版本将同时存在。
那篇作品和同样收在短篇集中的短篇《萤》乃是一对。《萤》后来纳入长篇《挪威的森林》，而那篇《盲柳与睡女》，情节上则同《挪威的森林》没有直接关联。
闭上眼睛，就闻到了风的气味。带有硕果般膨胀感的五月的风。风里有粗粗拉拉的果皮，有果肉的粘汁，有果核的颗粒。果肉在空中炸裂，果核变成柔软的霰弹嵌入我裸露的手臂，留下轻微的疼痛。
“嗳，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们身高相差近二十厘米，表弟说话总是扬头看我的脸。
我觑了眼手表：“十点二十分。”
“表可准？”表弟问。
“我想是准的。”
表弟拉起我的手腕看表。手指细细滑滑，却意外有力。“贵么，这个？”
“不贵，便宜货。”我又看了一眼表盘说道。
没有反应。
我看看表弟，见他正不无困惑地往上看着我，唇间露出的白牙看上去就像退化的白骨。
“便宜货。”我看着表弟的脸，一字一板地重复，“便宜是便宜，但相当准。”
表弟默然点头。
表弟右耳不好。上小学没几天耳朵就给棒球砸中了，那以来听力一直有障碍。话虽这么说，日常生活中基本没有什么不便，所以还是上普通学校，过普通生活。教室里总坐右侧第一排，以便左耳对着老师。成绩也不差。但他有能够较好地听清外部声音的时期和不能的时期，二者相互交替，如潮涨和潮退。此外，每半年偶尔还会有一两次两只耳朵几乎都什么也听不见，就好像右耳沉默得太厉害，连左耳的声音都给闷死了。那一来，普通生活不用说过不成了，学校也不得不停去一段时间。至于什么缘故造成的，医生也解释不了，因为别无此例，治疗自然也无从谈起。
“就是说表这东西，也不是贵就一定准喽。”表弟简直像在说给自己听，“我以前那块表倒是相当贵，可动不动就出问题。上初中时买的，一年就丢了，那以来一直没表。没让父母再买一个。”
“没有表不方便吧？”我问。
“哦？”表弟反问。
“不方便吧，没有表？”我看着他的脸又说了一遍。
“也不至于。”表弟摇摇头说，“又不是一个人在山里边生活，时间什么的总能问别人。”
“倒也是。”
往下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我应该对他更亲切些，应该这个那个多搭些话，这点我很清楚。应该在到医院之前多少缓解他感觉到的紧张。只是，从上一次见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五年时间里，表弟从九岁长到十四，我由二十变为二十五。这段时间空白在我们之间砌了一道障碍，仿佛无法穿透的半透明的隔墙，即使我有什么要向他搭话，也想不出合适词语。每当我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时候，表弟总是以有点困惑的神情往上看我，左耳略略朝这边倾斜。
“几分？”表弟问。
“十点二十九分。”我回答。
公共汽车开来是十时三十二分。
同我上高中时相比，公共汽车的车型已经是新式的了，驾驶席的窗玻璃挺大，俨然拧掉翅膀的大型轰炸机。车内比预想的拥挤，站在通道上的乘客固然没有，但也没有足以让我们两个并排坐下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没坐，而是站在最后面车门那里。反正路不太远。只是，我没办法理解这个时间段何以有这么多人坐公共汽车。车是循环线，从私营地铁站始发，绕山脚住宅区转一圈，又回到同一车站。沿线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名胜和设施。学校倒是有几所，上学时间自是相当挤，而午休时间车上本该空荡荡的才是。
我和表弟各自一手抓吊环一手扶立柱。汽车闪闪发光，看上去就像刚出厂就运来这里的，金属部位一尘不染，简直可以完整地照出脸来。座罩的绒毛也挺挺实实的，连每颗螺丝钉都漾出新机械特有的得意和乐天意味。
车的换新和乘客人数比预想的多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或者沿线环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摇身一变也未可知。我小心翼翼地环顾车厢，之后观望窗外景致，然而看到的仍是一如往日的幽静的郊外住宅区风光。
“坐这车行吗？”表弟不安地问我，大概是见我上车后脸上一直显出困惑的缘故。
“放心，”我半是说给自己听，“不会错的，来这里此外没别的车。”
“过去可坐这公共汽车上高中来着？”
“是的。”
“喜欢学校？”
“不大喜欢。”我实话实说，“不过去那里能见到同学，所以上学倒不怎么难受。”
表弟就我的话思索了一番。
“那些人，现在还见？”
“哪里，好久没见了。”我斟酌着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不见呢？”
“因为离得太远。”这自然是实情，不过此外也没办法解释。
我旁边坐着一伙老人，一共有十五六人。车挤其实是这伙老人造成的。老人们都晒得相当可以，连脖颈后都晒得那么均匀，而且都瘦，无一例外。男的大多身穿登山用的厚衬衣，女的基本是素淡的半袖衫。每个人都把休闲登山用的小背囊样的东西放在膝头，长相都相似得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把放着同一项目样品的抽屉抽出一个直接端到了这里。不过也真是奇怪，这条线路上根本没有登山路线，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手抓吊环想来想去，但想不出合适答案。
“这次治疗会痛么？”表弟问我。
“会不会呢？”我说，“具体的还什么都没问。”
“你以前没找过看耳朵的医生？”
我摇摇头。回想起来，生来至今还一次也没找过耳医。
“过去的治疗相当痛来着？”我询问。
“倒也不是。”表弟露出一丝苦相，“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痛。有时候多少还是痛的。并不是痛得不得了。”
“那么，这回怕也差不许多。听你母亲说，这回的做法大概同以前也没太大区别。”
“问题是，如果同以前没有区别，那么不是同样治不好么？”
“那不一定，偶然碰巧的时候也是有的。”
“就像瓶塞一下子拔了出来？”
我扫了一眼表弟的脸。看不出是在故意挖苦。
我说：“医生换了，心情也会跟着换的，甚至顺序的一点点变动都有很大意义。不要轻易灰心丧气。”
“也不是灰心丧气。”表弟说。
“可厌倦是有的吧？”
“算是吧。”说着，表弟叹了口气，“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害怕。想象可能到来的疼痛要比实际疼痛讨厌得多、害怕得多。这个你可明白？”
“我想我明白。”我应道。
那年春天发生了很多事。干了两年的东京一家小广告代理店的工作因故辞了；差不多同时，和大学时代就开始相处的女子也分手了。翌月祖母因肠癌去世，我拎着一个小旅行箱返回阔别五年的这个小镇参加葬礼。家里边我住过的房间还原样剩在那里——书架上摆着我看过的书，有我睡过的床，有我用过的桌子，我听过的旧唱片也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干巴巴的，早已失去了色彩和活气，惟独时间近乎完美地沉淀了下来。
原定祖母的葬礼过后休息三天就返回东京，找新工作也不是完全没门路，打算试一试再说，另外还打算搬个家改变一下心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懒得动身了。说得准确些，就算我想动也已经动不得了。我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听旧唱片、重读往日读过的书，有时拔拔院子里的草。谁也不见，除了家人跟谁也不说话。
如此时间里，一天姨母来了，说表弟这回要去一家新医院，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一趟，并说本来应该她自己去，但那天有要紧事要办。医院就在我就读过的高中附近，地点清楚，又闲着，没有理由拒绝。姨母还递过一个装钱的信封，叫两人用来吃饭。
表弟所以转去新医院，是因为原先去的医院几乎没有什么医疗效果。不仅如此，耳聋周期还比以前缩短了很多。姨母抱怨了医生几句，结果对方说病因恐怕不在于外科，而在于你们家的家庭环境，于是吵了起来。当然说心里话，谁也没指望换一家医院表弟的听觉障碍就会马上消除。看样子，周围人对他的耳朵已基本不抱希望，尽管没说出口。
我和表弟虽然家离得近，但由于年龄相差不止十岁，所以没有什么密切交往，不外乎亲戚相聚时把他领去哪里或一起玩玩那个程度。尽管这样，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家还是把我和这个表弟看成“一对”。就是说，大家认为表弟特别亲近我，而我也特别疼爱他。对此我很长时间里不明所以，但此时看见他这么歪起脖子把左耳一动不动对着我的样子，我奇异地为之心动了。他那不无稚拙的一举一动就像很久以前听到的雨声一样让我感到分外亲切，于是我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亲戚们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原故。
车开过七八个站，表弟再次以不安的眼神往上看我的脸。
“还往前？”
“还往前。大医院，不可能看漏。”
车窗吹进的风静静拂动着老人们的帽檐和脖子上的围巾，我似看非看地看着。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到底想去什么地方呢？
“嗳，你要在我父亲的公司做工？”表弟问。
我吃惊地看着表弟的脸。表弟的父亲即我的姨夫在神户开一家很大的印刷厂，但我从没考虑过那种可能性，别人也没暗示过。
“没听说啊。”我说，“怎么？”
表弟脸红了。“只是忽然觉得。”他说，“不过那不蛮好么？可以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欢喜。”
录音带报出站名，但按停车钮的人一个也没有。车站上也没见有人等车。
“可我有事必须回东京的。”我说。
表弟默然点头。
必须回东京做的事一件也没有。但是我不能留在这里，不能。
公共汽车爬上斜坡，房舍随之变得稀疏，郁郁葱葱的树枝开始把浓重的阴影投向路面，洋人那围墙低矮的涂漆住宅也闪入眼帘。风带有丝丝凉意。每当汽车拐弯，海都在眼下时隐时现。一路上我和表弟便以眼睛追逐这样的风景。
表弟说诊疗要花不少时间，且一个人就行了，叫我在哪里等着。我对那位医生寒暄一番，便离开诊疗室走去餐厅。早上几乎什么也没吃，肚子已经饿了，可是食谱上的东西哪一样也引不起我的食欲，结果只要了杯咖啡。
因为是个普通日子的上午，餐厅里除了我只有一家人家的成员。四十五六岁光景的父亲身穿深蓝色条纹睡衣，脚上一双塑料拖鞋。母亲和一对双胞胎小女孩是前来探望的，双胞胎一身白色连衣裙，表情都一本正经，像趴在桌上似的喝橙汁。父亲不知是受伤还是患病，反正看上去不太重，父母也好孩子也好无不显得有点儿百无聊赖。
窗外舒展着一大片草坪。喷水龙头到处出声地旋转着，把银光闪闪的水花洒在绿色草坪上，两只叫声尖厉的长尾鸟笔直地掠过其上方，倏忽间从视野中消失了。草坪往前有几个网球场，网已拆掉，空无人影。网球场对面有一排榉树，从枝叶间可以望见海，微波细浪点点处处反射着初夏的阳光，闪闪耀眼。路过的风吹拂着榉树的新叶，吹得喷水龙头那有规律的水花多少乱了阵形。
我觉得很久很久以前似乎在哪里见过同样的光景。有宽阔的草坪院落，双胞胎女孩啜着橙汁，长尾鸟飞去哪里，没拉网的网球场对面闪出海面……不过那是错觉。虽然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我完全知道那是错觉。毕竟来这医院是第一次。
我把脚搭在对面椅子上，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黑暗中，白色块体出现了，就像显微镜下的微生物无声地一伸一缩，或改变形状或四下扩散，旋即又聚成一个。
去那家医院是八年前的事了。是一家靠近海边的小医院，从餐厅窗口只能看见夹竹桃。老医院，总有一股下雨味儿。朋友的女友在那里做胸腔手术，我和他一起去探望。那是高二的夏天。
手术没什么大不了，天生有一根肋骨往内侧移位，要把它矫正过来。并非必须马上做，但既然迟早要做，还是早做为好，如此而已。手术本身转眼就完事了，只是术后静养很重要，便住了十天院。我俩一起坐一辆雅马哈125CC 摩托赶去医院。去时他开，回程我开。是他求我一同去的，“不乐意一个人去什么医院。”他说。
朋友顺路在站前糕点铺买了盒巧克力。我一手抓他的皮带，一手紧攥巧克力盒。大热天，我们的衬衫被汗湿得一塌糊涂，又给风吹干，如此周而复始。他一边开摩托，一边以糟糕透顶的嗓音唱一首莫名其妙的歌。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汗味儿。那位同学其后不久就死了。
她身穿蓝睡衣，披一件及膝长的薄薄的长袍样的东西。我们三人坐在餐厅桌旁，吸短支“希望”，喝可乐，吃雪糕。她甚是饥不可耐，吃了两个沾满砂糖的炸面圈，喝了一杯掺足奶油的可可，仍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出院时要成猪了。”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没办法，康复期嘛。”她边说边用纸巾揩指尖上沾的炸面圈油花。
他俩说话时间里，我眼望窗外的夹竹桃。好大的夹竹桃，俨然一小片树林。涛声也传来了。窗口护栏已被海风吹得锈迹斑斑。天花板上吊一台骨董般的电风扇，搅拌着满房间闷热的空气。餐厅里充满医院味儿，无论食物还是饮料都不约而同地散发着医院味儿。她睡衣上有两个胸袋，一个胸袋上别着一支金黄色的小小的圆珠笔。往前弯腰时，从V 形领的胸口闪出未被太阳晒着的平滑白皙的胸脯。
我的思路至此陡然打住。这是为什么呢？我开始琢磨。喝可乐、望夹竹桃、看她的胸脯，接下去到底怎么了？我在塑料椅上换个姿势，手托下巴，挖开记忆的沉积层，如用细细的刀尖撬软木瓶塞。
……我移开眼睛，想象医生们切开她的胸肌，往里面伸进用橡胶手套包裹的手指移动肋骨位置的场面。但那似乎非常不真实，像是打比方。
对了，接下去我们讲到了性，是朋友讲的。讲什么来着？大概讲我做的什么。我想用甜言蜜语让女孩子就范，却未如愿——记得是这么回事。尽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件，但由于他添枝加叶说得妙趣横生，听得她放声大笑，我也忍俊不禁。他很善于表达。
“别逗人家笑嘛。”她不无痛苦地说，“一笑胸口还痛的。”
“哪里痛？”朋友问。
她隔着睡衣把手指按在心脏的正上方、左乳房稍稍偏内那里。朋友又就此讲了句笑话。她又笑了。
看表：十一时四十五分。表弟还没返回。快到午饭时间了，餐厅里开始拥挤起来。各种各样的声响和人们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烟一般笼罩着房间。我重新返回记忆王国，思索她胸袋那支小小的金黄色圆珠笔。
……是的，她用那圆珠笔在纸巾背面画什么来着。
她在画画。纸巾太软，圆珠笔尖给挂住了。但她还是画。画山。山上有座小房子。她一个人睡在房子里。房子四周茂密地长着盲柳。盲柳使她沉睡。
“盲柳到底是什么？”朋友问。
“一种植物么。”
“没听说过。”
“我造的。”她微微一笑。“盲柳有好厉害的花粉，沾了花粉的小苍蝇钻进耳朵，让女人昏睡过去。”
她拿过一张新纸巾，在上面画盲柳。盲柳是杜鹃花树大小的灌木，开花，花被厚绿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叶形宛如一束蜥蝎尾巴。看上去盲柳全然不像柳树。
“有烟？”朋友问我。
我隔着桌子把被汗水弄湿的一盒短支“希望”扔给他。
“盲柳外观虽小，但根子极深。”她解释说，“实际上，到达一定年龄之后，盲柳就不再往上长，而是一个劲儿往下伸，就像要把黑暗当营养。”
“而且，苍蝇运来花粉，钻入耳朵，让女人睡觉。”朋友总算用湿火柴点燃了烟，“那么……苍蝇要干什么呢？”
“在女人体内吃她的肉，还用说。”她回答。
“吧唧吧唧。”朋友接道。
对了，那年夏天她还写了一首关于盲柳的长诗，给我们介绍了诗的梗概。那是她暑假里惟一的作业。从某晚一个梦中想出情节，在床上花了一个星期写成长诗。朋友提出想看，她没给，说细小地方还没修改，转而画图介绍诗的梗概。
为了救助因盲柳花粉而昏睡不醒的女子，一个小伙子爬上山岗。
“那是我吧，肯定。”朋友插嘴。
她摇摇头：“不不，不是你。”
“你知道？”朋友问。
“我知道。”她一脸认真的神情。“为什么不晓得，反正就是知道。伤害你了？”
“当然。”朋友半开玩笑地皱起眉头。
小伙子拨开挡住去路的密密麻麻的盲柳，一步步爬上山岗。自从盲柳蔓延开来以来，他是第一个实际爬上山岗的人。小伙子拉低帽檐，边移步边用一只手赶着一群群苍蝇——为了见到沉睡的少女，为了把她从长久的酣睡中唤醒。
“说到底，少女的五脏六腑已经在山顶给苍蝇吃光了吧？”朋友问。
“在某种意义上。”她回答。
“在某种意义上被苍蝇吃光，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件伤心事喽，肯定。”朋友说。
“啊，算是吧。”她想了想说道。“你怎么看？”她问我。
“听起来是够伤心的。”我说。
表弟返回已是十二点二十分。他脸上的神情总好像对不上焦点，手里拎着一个装药的袋子，从出现在餐厅门口到找见我的桌子走过来花了不少时间，步法也有点歪斜，似乎身体保持不住平衡。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他赶紧大大地吸了口气，就像忙得忘记呼吸了似的。
“怎么样？”我试着问。
表弟“唔”了一声。
我等他开口，但怎么等也没动静。
“饿了吧？”我问。
表弟默默点头。
“在这里吃？还是坐公共汽车到街上吃？”
表弟满腹狐疑地打量了一圈餐厅，说这里可以。我买来餐券，要了两份套餐。饭端来之前，表弟像我刚才那样一声不响地看着窗外的风景——海、一排榉树、喷水龙头……
旁边桌子一对穿着整齐的中年夫妇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讲患肺癌住院的一个熟人：五年前就戒了烟但为时已晚啦，早上起来吐血啦，如此这般。妻问，丈夫答。丈夫解释说，在某种意义上，癌那东西乃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倾向的浓缩。
套餐是牛排汉堡包和炸白肉鱼，另有色拉和面包卷。两人面对面默默吞食。这时间里邻桌夫妇兀自大谈特谈癌的形成，什么最近为什么癌症增多啦，为什么没有特效药啦，等等等等。
“哪里都大同小异。”表弟看着自己的双手，用有些呆板的声音对我说，“都问同样的话，做同样的检查。”
我们坐在医院门前的长凳上等公共汽车。风不时摇颤着头顶的绿叶。
“有时候耳朵会完全听不见？”我问表弟。
“是的。”表弟回答，“什么都听不见。”
“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表弟歪起头想了想说：“忽然意识到时，简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不过意识到要花相当一些时间。意识到时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就像堵着耳塞待在深海底。它要持续好大一阵子。那时间里耳朵自然听不见，但不单单是耳朵。耳朵听不见只是它的极小一部分。”“感觉不快吧？”
表弟短促而坚决地摇了下头：“也不知为什么，倒也没有不快的感觉。只是这个那个不方便，如果听不见声音的话。”
我思索一番，但体会不出是怎么个滋味。
“看过约翰·福特（注：John Ford （1895—1973），美国电影导演。）的《阿帕切要塞》？”表弟问。
“很久以前看过。”
“前些天在电视上看来着。电影实在有趣得很。”
“呃。”我附和道。
“开头那里，西部要塞来了一位新到任的将军。老大尉出来迎接，就是约翰·维因。将军还不太了解西部战况，不知道要塞周围发生了印第安人叛乱。”
表弟从衣袋里掏出折叠的白手帕，擦了下嘴角。“一到要塞，将军就对约翰·维因说：‘来这里的路上，看见几个印第安人。’于是约翰·维因以若无其事的神情这样回答：‘没关系。阁下看见印第安人，就是说印第安人不在那里。’准确的记不得了，大致是这样的。明白怎么回事？”
我记不起《阿帕切要塞》有那样的台词。作为约翰·福特电影的台词，我觉得未免有点费解。不过看那电影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能看到的事是不那么重要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不大明白。”
表弟蹙起眉头：“我也稀里糊涂。只是，每当因为耳朵被人同情时，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那句话：‘看见印第安人，就是说印第安人不在那里。’”
我笑了。
“奇怪？”表弟问。
“奇怪。”我说。
表弟也笑了。久违的笑。
停了片刻，表弟直截了当地说道：“嗳，能往里看一下我的耳朵？”
“看耳朵？”我有点吃惊。
“只从外面看即可。”
“那行，可为什么呢？”
“没什么。”表弟红着脸说，“想让你看看什么样子。”
“好的，”我说，“这就看。”
表弟脸朝后把右耳转给我。细看之下，耳形非常漂亮。大并不大，但耳垂就像刚出锅的松糕一样软乎乎地隆起着。我还是第一次细瞧别人的耳朵。较之人体的其他器官，耳朵这东西在形态上颇有匪夷所思之处，所有地方都自行其是地拐来拐去、坑坑洼洼，或许是在进化过程中为追求聚音和防护等功能而自然形成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外观。在这种奇形怪状的屏障的簇拥下，—条耳孔黑乎乎地敞开，如秘密洞穴的入口。
我想到她耳朵里盘踞的微小的蝇们。它们的六条腿黏乎乎地沾满了甜腻腻的花粉，措入她暖融融黑漆漆的体内，噬咬柔软的粉红色鲜肉，吮吸汁液，在脑袋里产下小小的卵。然而她看不见它们，翅膀声也听不见。
“可以了。”我说。
表弟一下子转回身，在长凳上重新坐好。“怎么样，可有反常的地方？”
“从外面看好像没什么反常。”
“比如感觉上有点什么没有——光感觉也可以的。”
“普普通通的耳朵。”
表弟显得有些失望。或许我不该那么说。
“治疗时痛不？”我试着问。
“痛倒不至于，和以前一样。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刮同样的地方。现在真有点担心那里给刮坏了。有时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耳朵。”
“28路，”稍顷，表弟转过脸说，“乘28路公共汽车可以的吧？”
我一直在想别的，听他这么说，我抬起脸来，见公共汽车正放慢速度在上坡路上拐弯。不是来时的新车型，而是有印象的老车，前面写着“28”的番号。我想从长凳上站起，却站不起来。手脚就好像置于急流正中，没办法随心所欲。
这时，我想起那个夏天探病带的巧克力盒。她兴冲冲地打开盒盖一看，一打小巧克力早已融化得面目全非，黏乎乎地沾在隔纸和盒盖上了。原来我和朋友来医院路上曾把摩托停在海边，两人躺在沙滩上天南海北闲聊，那时间里巧克力盒就一直扔在八月火辣辣的阳光下。于是巧克力毁于我们的疏忽和傲慢，面目全非了。对此我们本该有所感觉才是，本该有谁——无论谁——多少说一句有意义的话才是。然而，那个下午我们全然无动于衷，互相开着无聊的玩笑，就那么告别了，任凭盲柳爬满那座山岗。
表弟用力抓住我的右臂。
“不要紧吧？”表弟问。
我让思绪返回现实，从长凳上欠起身。这回得以顺利站起。皮肤可以再次感觉出掠身而过的五月令人怀念的风。随后几秒钟时间里，我站在昏暗而奇妙的场所，站在眼睛看到的东西并不存在而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恰恰存在的场所。但不久现实的28路公共汽车终将停在眼前，现实的车门将打开，我将钻进去赶往别的场所。
我把手放在表弟肩上。“不要紧的。”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