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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顶楼办公室中安置下来，成为一名专职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开始为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奋斗。据他的日记记载，那一天是1958年7月1日。从那时起，他不断地进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创作的小说极少，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者和公众演说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为哈里·沃克的企业家开办的一家小机构。该机构专为东海岸的各处会议提供演说家。加人这一机构没几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说机会，地点是在距波士顿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报酬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欢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扮演就餐后演说家的角色或讲授科普知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成名的另一条途径，并能增加收人。他的公众形象非但不会影响书的销售，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他在出版界的声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里没干多久。在离开波士顿学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春，他就与哈里·沃克分道扬镳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为让他就空间探索发表一次演讲，结果被众人当成了笑料。那个晚上的演讲是一次惨败，结果使得阿西莫夫马上就终止了与该机构的所有合同。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演说事业。他已在波士顿地区颇有名气，有时甚至到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去发表演讲。50年代末，他每演讲一次就能获得500美元的酬金，并且不用给任何机构交纳佣金。而那时，他成为专业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每一位当时活着的成年人都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自己在干什么。多亏了公共演说事业，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哪里。1963年11月22日，他应邀到纽约演讲。当听到从达拉斯传来的噩耗时，他和主办人都认为当晚不会有人来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报酬了，准备回家。主办人建议他等等看。结果，出乎意料，晚上7点半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还进不了场——看来人人都想出来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说开始时说，他本来是打算做一次轻松点的演说，但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他觉得自己应该讲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当发现人群中有些骚动时，他意识到他们真正想听的是一次轻松的演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开始了他所擅长的半开玩笑式的演讲。这正是听众所需要的。数年后，阿西莫夫回忆起来时，仍认为那天晚上的演讲是化解当天悲痛的一剂良药。
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个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当他到纽约去演讲时，顺便也去拜访了出版商。他称这种拜访为“例行巡视”。
在这一段的创作中，阿西莫夫一头扎人了非小说类作品。偶尔写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杂志的抢手货，并且在《狂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开辟有固定的专栏。
在纽约，阿西莫夫最亲密的同事与朋友是双日出版社的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辞职后的继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后来在促进阿西莫夫与双日出版社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两人的私交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阿西莫夫时的情景。1961年，他还是双日出版社一名年轻的实习编辑。在他上班的第一周，上司交给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与精力》，让他看一遍，如需改动就写信与作者商讨。于是，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毕业生怀着满腔的热情给阿西莫夫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几天后，阿西莫夫打电话到编辑部找阿什米德，两人约定在阿西莫夫下次来纽约时见面。一周后，阿西莫夫来到了阿什米德的办公室，花了半个小时使这位编辑认识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点意见是错误的。阿什米德回忆道：“他指正我的错误时是那么的幽雅大度而又谦恭有礼，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后的14年中，两人合作了44本书，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离开双日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熟人。朋友不计其数，还有少数几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私交。除拉利·阿什米德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编辑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说界与科学界的同仁。在他20多岁、30岁刚出头时，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坎贝尔、多森教授与罗伯特·亨纳恩；但到了后来，阿西莫夫疏远了坎贝尔，也极少见到昔日导师多森，就连亨纳恩也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偶尔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亲密的朋友是：作家哈兰·艾利林、本·波瓦与拉斯特·戴尔雷，编辑朱迪·林·戴尔琳，宇航员卡尔·萨岗，诗人马丁·格林伯格与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与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轻松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时创作的一些小笑话往往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阿西莫夫与艾利森的双人表演尤为受欢迎。每逢这种场合，他们至少得留下一两句“经典名言”，或者为与会的书迷与朋友们表演一番“唇枪舌剑”。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整个聚会就会像缺了点什么。
有时候，两人之间这种玩笑式的尖酸与谩骂如此地激烈，致使有些书迷在离开后竟误以为两人是死对头。实际上，正是因为两人彼此爱护，互相深知，他们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动形象，逼真传神。
哈兰·艾利森被认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说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之一。他是个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写作生涯中，他专门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其中有获奖作品《我没有嘴，但我必须喊》与《向世界之心呼喊爱的野兽》。他是个外向的人，思维敏捷，言语尖刻，喜欢在聚会上成为众人的焦点。1953年，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两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为他们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当时，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问：
“先生，您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轻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伟大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兴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别开玩笑了。您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为你是个——”这时艾利森的声音突然充满了轻蔑，“无名小卒！”
有那么一会儿，阿西莫夫完全惊呆了，但接着便听到了周围的人发出的哄堂大笑，才意识到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据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别人沾了便宜，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不能肯定这个故事是真的，但他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个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摆出他最具男子汉气概的姿势，问：“咱们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①原文“What would you say to a little fuck？”，也可理解为一你会对一个小混蛋说点什么呢”，于是，女士回答说：“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 fuck）。”——译注，阿西莫夫喜欢与聪明的人交朋友。他曾声称，他只见过两位比他更聪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惭。这两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专家马尔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宇航员卡尔·萨岗。在与阿西莫夫相处时，萨岗总爱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论，尽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对这种反复提醒实在是不耐烦了，便假装生气地对宇航员说：“卡尔，我可能说过你比我聪明，但我可没说过你更有天赋。”①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302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说，艾萨克与他唯一的儿子大卫之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关系。从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记录及言论看，他显然宠爱罗宾，很少谈到或写到儿子。与这家人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认为，艾萨克认为自己的儿子智力低下，过于平庸，有损于他这位全球闻名的学者和作家的脸面。
父子俩后来很少见面。显然，艾萨克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如他与父亲朱达·阿西莫夫相处得那么融洽。有人说，大卫从未有过固定的工作，也从未对传统的生活感兴趣。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加利福尼亚，除罗宾外，几乎与家人没什么来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说，艾萨克不断应儿子的要求给他寄钱，一直持续到1992年他逝世为止，却从未要求儿子还过一分钱。这种慷慨之举是否代表了他姗姗来迟的内疚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他如此心甘情愿地资助儿子，似乎有背于他自己的责任意识，并且也与他自己相对艰苦的童年有所抵触。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糖果店里打工度过的。对他此举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他学会了接受儿子的性格，并且很高兴与他保持距离。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许是这么考虑的，他付钱给大卫是为了让他躲远点儿。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暴露了艾萨克性格中更为阴暗的一面，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儿子。我曾在别处写过，艾萨克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是他内心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必须与他认为是个失败者的儿子保持距离，可能是他这种心态的又一表现。大卫本人不希望与家人有过多的牵扯，但人尽皆右，艾萨克对这种安排也确实很满意。
60年代中期，艾萨克离开杰特鲁德与孩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从未离开过大长时间，最多一个星期，但因为接受的演讲不断增多，他经常不在波士顿，也经常去纽约的出版社，并到全国各地参加科幻小说聚会。
艾萨克不喜欢旅行，并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从不乘坐飞机去办事。唯有在军队中服役时，他有过一次乘飞机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飞机旅行。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在波士顿方圆二三百公里外举行的科幻小说聚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法与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和同事见面。
多年后，好莱坞曾多次邀请他任电影顾问写电影剧本，但因为他痛恨飞行，不得不谢绝这些赚钱的买卖。同时，他也因此无法去拜访远方的密友。自他的双亲于60年代末迁居佛罗里达前，他一直没能去探望他们，直到1969年他父亲去世。罗宾去佛蒙特上大学时，艾萨克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里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须优先考虑艾萨克的这一飞行恐惧症。罗宾上大学后，他不认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飞机就行了”，而是想“我见不到罗宾了，除非她来波士顿看我”。
由于经常不在家，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开始疏远。早在60年代中，杰特鲁德就怀疑艾萨克在纽约有个女人了。这种疑虑与日俱增。实际上，他当时与众多女人有着婚外关系。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萨克只与送上门来的约10％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很简单，艾萨克既有机会又有动机。随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们都愿意与他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识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尝试过背叛的禁果，发现性生活其实远不像他婚姻中的那么苍白。他是个风流成性的情场老手，只要有机会，他从不会放弃。
显然，艾萨克继续千方百计地欺骗着杰特鲁德。朋友们说，她的怀疑不时地爆发出来，但只要阿西莫夫让她相信自己并没有背着她图谋不轨时，她又平静了。
60年代中期，因为要赶写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萨克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热爱写作超过了其他一切，并以此为乐。写作意味着赚钱，但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项目很精彩，他便无法拒绝了。他写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几乎都能自动卖出。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没了，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书《作品100》的引言中写的：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
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①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页，波士顿率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尽管艾萨克宠受罗宾，但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欢旅行并痛恨被人从打字机边拽开去度假。即便当他同意与家人去度假时，他也总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陆路旅行；第二，他们进行太阳浴或观光时，必须让他工作。
不难想象，在整个60年代，随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鲁德一定是越来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实明摆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个女人，尽管他坚决否认；另一方面，一家人并没有享受到艾萨克的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他们也没有搬到更繁华的街区，住更宽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经非常富裕了。艾萨克每年都能赚10万美元。他们的存款至少有25万，但他们仍住在波士顿一个极为普通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并且从未出国旅行过。
尽管杰特鲁德不断提出抱怨，艾萨克仍拒绝搬到波士顿别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离开波士顿学院不久，他就已经对这个城市感到厌烦了，只迫切想搬回纽约。他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觉得是到家了。况且，一旦已在西纽顿舒适的楼顶办公室安顿下来，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愿意仅仅为了搬到波士顿的另一个地方而移动他的书房及那些正在创作的文稿。
杰特鲁德沮丧极了。他们应该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富人及名流们来往，实现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贫穷移民都曾做过的美梦但这梦想却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鲁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顾孩子们，而艾萨克则去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并与她所能想象到的至少一个女人鬼混。
这对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达成了一份无言的协议，同意在孩子们长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离婚。同时，他们还将维持是幸福一对的表面现象，仍住在西纽顿。只要不搬家，杰特鲁德可尽情享受条件许可范围内的一些小奢侈。他们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很多朋友，艾萨克尽可能频繁地与他们联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杰特鲁德高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许多对他越来越重要的友谊。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彻底毁灭他们婚姻的恶战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两人关系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当时阿西莫夫正在创作《神奇的旅程》。
这一事件是由1965年4月班腾图书公司的一个请求引起的。该公司获得了将好莱坞影片《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权力。这部影片当时正在制作中，他们提出以5000美元的价格，请阿西莫夫将剧本改编成小说。阿西莫夫自然拒绝了。班腾公司再三请他重新考虑，并提出见面深谈。阿西莫夫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块吃顿饭，谈谈此事。
在餐桌上，班腾派来的代表提高了稿酬，甚至考虑给阿西莫夫版税的可能性。吃完饭时，阿西莫夫至少同意了看一眼剧本。
《神奇的旅程》是关于一台能将物体缩小的机器的故事。因为使用这种机器，一艘潜艇及船员都被注射进一位患者的身体内部，开始了船员们在人体内的探险历程。他们缩小成微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时间一到，机器就会产生反作用，潜艇便要恢复原形。自然，如果他们不想把续局搞得一塌糊涂，就必须在时限之前离开患者体内。
在理论上，这是个很好的构思，但当阿西莫夫看到剧本时，却发现情节中有许多致命的错误。其中最糟的莫过于当微型潜艇上的船员逃离患者体内后，潜艇却留在了那里。阿西莫夫明确指出，潜艇恢复原形将使患者丧生，但好莱坞的剧作家却争辩说潜艇将被白血细胞消化掉。对此，阿西莫夫称，白血细胞不能消化金属，就算真的可以，构成潜艇的单个原子也会扩大，给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阿西莫夫错就错在看完剧本后，尽管这个故事缺乏科学性，但他却很喜欢它并且不想让别人将它改编成小说。他后来大言不惭地声称，他认为别人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最后，他对制片商和班腾公司说，如果让他在书的结尾将潜艇从患者体内处理出来，他就同意合作。他们同意。此外，他还声明，好莱坞可以随便改动电影，但不能对这部小说指手画脚。
朋友们说，阿西莫夫与班腾及好莱坞最终达成这笔交易非常赚钱，给他带来了远不止5，000美元的收益。尽管如此，阿西莫夫还是很痛恨这个项目。在长达一年的小说创作及电影制作过程中，他不停地与制片人及原剧本作者发生争执。当然，他不愿旅行，因此也不能去好莱坞据理力争，只能通过第三者或电话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且，因为是在改编别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很压抑。
书出版后，电影也终于上映了，但影片前端所列的姓名表中，根本没有阿西莫夫的名字。好莱坞甚至还拒绝了原先达成的将此故事在《幻想与科幻故事》杂志上连载的交易。他们认为杂志社出的钱太少，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当时阿西莫夫正在此杂志上发表专栏作品，这个交易就是他给牵的线。这令他大光其火。几周后，他又得知原剧作者与《周六晚间邮报》做了笔好买卖，这家报纸出多少钱购买连载权虽未透露，但据说数额巨大，这更令阿西莫夫感到没面子。但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了他一笔钱。
总而言之，从经济角度来看，《神奇的旅程》这个项目还是收益颇丰的，但对阿西莫夫本人而言，却使他觉得有一科极为受挫的感觉，有时甚至觉得受了侮辱。朋友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艾萨克有过像那个时期那么坏的脾气。这显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使得全家人都惴惴不安。艾萨克花许多时间在纽约改编小说，杰特鲁德对其不忠的怀疑也达到了顶峰。
阿西莫夫夫妇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关系。艾萨克从写作中及好友那里寻找安慰。但在60年代里，他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珍尼特·杰弗逊。正是这个女人，在他与杰特鲁德彻底决裂后，帮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1956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迷聚会上，艾萨克初次遇见了珍尼特。她是个科幻小说的老书迷，并认为是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结束》使她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与许多后来成为情人甚至有时成为终生伴侣的人不同，珍尼特与艾萨克并没有在初次见面中撞出火花。
1957年，艾萨克说，自己根本记不清两人初遇时的情景了，但这正可能是他选择记忆的一个例子——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流的记忆力。而珍尼特则记得，第一次相遇时，艾萨克简直有点令人讨厌。
当时，她递过一本《基地与帝国》请他签名，他在书的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了大名，甚至没抬头看她一眼，就问她是干什么的。珍尼特答道：“我是个心理学家。”
“好极了，”阿西莫夫马上接口说，“咱们上床吧。”①①《欢乐永存》第66页。
珍尼特“啪”地合上书，转身就走了。这以后许多年，她都一直认为阿西莫夫不过是个卑劣的下流胚，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他。
艾萨克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在珍尼特身上碰了壁。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却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即便是他的非礼往往招致反面效应。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
“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这次他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长了点儿记性，以后再没拧过她的屁股，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拧其他女人的屁股。
一位纽约的编辑回忆到，早在50年代早期，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秘书中就已享有“千手男人”的称号。
尽管如此，阿西莫夫仍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情场老手，任何稍有姿色的女人，他都能游刃有余地与之调情，并为此深感自豪，有一次，一位侍者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他答道：“和女人在一起时才是。”
阿西莫夫怎么会这样呢？一些人认为在他轻浮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缺乏自信的心。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相貌平庸的名人看上去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而处心积虑地扮演舞男这个不合适的角色。他显然是在20岁出头初遇杰特鲁德时发现这一公式的，并意识到了调。情的力量。在他名利双收后，他根本没必要再这么做，但多年以来习惯于伪装的一面已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想抛弃已没那么容易了。另外，从5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他被拒绝的次数可能要比被接受的次数多，也可能因此令许多女人义愤填膺；但如果他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所提供的证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战果也是够辉煌的。
当艾萨克与珍尼特开始接触时，他们的关系似乎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友谊上的。自那次初遇后，他们有两年半时间没见过面。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神秘作家协会举行的晚宴上，他们又相遇了。这一次还是在纽约。
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开心。艾萨克告诉珍尼特，他对他们的初次相遇没有一点儿印象，并且在多年后把自己在1956年初遇到的那次无理归咎于肾结石造成的疼痛。肾结石造成的痛苦确实陪伴了他一生，并使他多次住院。
第二次见面时，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彼此情趣相投，整个晚上都在一起，顾不上理睬别的客人，这个晚上结束时，艾萨克甚至握住了珍尼特的手，而她也没有不快的表示。
60年代，两人的爱情还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珍尼特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学识丰富，喜欢自然与历史，精通文学与神学。艾萨克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竟能找到这么位女性朋友，聪明灵敏，善解人意、与她在一起时，他总倾吐自己的心声。一旦他摘下了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与她正经地交谈时，珍尼特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相比之下，杰特鲁德没有一点儿学术气质，尽管她也很聪明和擅长交际，但却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东西缺乏悟性。艾萨克除了与她谈谈家庭琐事外，从未能再谈点儿别的东西。新婚之初，他被杰特鲁德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没有考虑到两人的关系缺乏坚实的基础。
40年代初，艾萨克曾认为年轻的杰特鲁德酷似奥丽维亚·德·哈维兰。珍尼特虽不具备杰特鲁德年轻时的美貌，但艾萨克认为她拥有许多令人想往的气质，而这正是杰特鲁德所缺乏的。另外，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无性生活的婚姻，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地步。
岁月催人老，艾萨克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日益发福了。可笑的是，这竟然使他平添了一副令许多女人都喜欢的小笨熊模样。她们往往将他视为无恶意的玩具熊，而那些与这只玩具熊做爱的女人常觉得他很顺从。战争时期，杰特鲁德身材苗条，但35岁时她也开始发胖，到40岁时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杰特鲁德有抽烟的习惯，艾萨克则痛恨抽烟，由此滋生出了他们婚姻中更大的麻烦。无论他说什么都没能劝她把烟戒掉。艾萨克越发认为杰特鲁德的这种态度是她不再爱他的表现。他理论道，如果她不能放弃那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那么是她根本不在乎他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将艾萨克对此事的愤怒理解为他企图以此为借口将婚姻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杰特鲁德。不论她是否抽烟，事实上他才是背叛者，而他以为杰特鲁德不能戒烟就是不再爱他的标志，这种想法只能表明他的幼稚。在西纽顿的家中，杰特鲁德并不快乐，她希望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过更充实的生活。她不能改掉一个终生养成的习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由此我们大概能看出，杰特鲁德至少已从下意识里认识到了丈夫的不忠，从而将这点习惯视为了她生活中的最后一丝自由，除此之外，均是丈夫的意愿和决策主宰着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艾萨克确实对家中经常有股弥漫不去的烟味痛恨万分，烟味甚至蹿到了顶楼他的私人禁地中。尽管他应该对此习以为常，或者把它作为妻子的一个小缺点而接受下来，但事实却在那明摆着，珍尼特就不抽烟，而且与艾萨克一样憎恶这一习惯。如果杰特鲁德是借此来展示其最后一点个性的话，她最终将引火烧身。
形势显然已对她很不利，但杰特鲁德还蒙在鼓里。艾萨克与珍尼特对生活中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政治、音乐、食物、科幻小说，甚至珍尼特比艾萨克还更喜欢文学。她看过许多现代与古典小说，而阿西莫夫则没看过多少现代文学作品。
珍尼特有点健康狂的倾向，艾萨克对此则无甚兴趣；珍尼特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而艾萨克则从来不关心自己吃什么，只要好吃就行。在其他方面，两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和她在一起，艾萨克就不用再扮成意大利人；有她在身边，他就有了安全感。他们的友谊源自于感情与智力上的依托和支持。
尽管两人如此投缘，但珍尼特与艾萨克很少见面。他去纽约时才去找她。两人更多地是在聚会与会议上碰头。珍尼特的弟弟约翰在波士顿学院学医，有时她也去波士顿。每逢此时，两人便一块儿吃饭、聊天。
1969年8月，阿西莫夫的家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阿西莫夫所形容的那样——在那个月中，“一切都土崩瓦解”①①《欢乐永存》第498页。
当年夏天，杰特鲁德决定带罗宾去英国度假。她已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发发可危。那时，大卫已经18岁，正上高中，罗宾也14岁了。事‘请已经很明了，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段婚姻将很难维持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到国外旅行，分开一段时间可能有利于他们勉强凑合著继续维持下去。
杰特鲁德与罗宾于1969年8月2日一起起程，艾萨克便立即投入了新的创作，这部书命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倒颇具有讽刺意味。
艾萨克又一次从写作中得到了安慰。他非常清楚这种反应，并多次把它当作保护伞。毫无疑问，当他与杰特鲁德之间出现问题时，他通常是逃到打字机边而不是勇敢地面对问题。而杰特鲁德的避难所则是家庭与一个有限的、不能令她满意的社交圈。相对而言，艾萨克的天堂至少还能令他恢复活力。
杰特鲁德与罗宾离开两天后，艾萨克正坐在他的书房里想着下一个笑话时，突然电话铃响了，这次是斯坦利打来的，他说父亲去世了。
艾萨克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并且一直珍视与父母的关系。为了给家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老人在美国奋斗了数十年，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刚到美国时，他身无分文，但在多年奋斗后，他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赚了钱并过上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艾萨克对此钦佩不已。
1968年，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但一直住不习惯。阿西莫夫兄弟俩很快做出决定，在把朱达·阿西莫夫的遗体运回纽约安葬的同时，必须将母亲安娜·瑞棋尔一起带回来。参加宁静葬礼仪式的直系亲属只有艾萨克与斯坦利，但他们照顾到了所有的细节。奇怪的是，他也没与大工联系，直到葬礼结束之后，才把事情告诉了他。
第二天，斯坦利与艾萨克利用他们的影响，在纽约的几家报纸上登了讣告。
在这种无与伦比的悲痛场合，艾萨克竟然糊涂了，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艾萨克本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有一场演讲，但在斯坦利的坚持下，艾萨克取消了这个演讲。
“我以前从未取消过演讲。”艾萨克抗议道。
“是的，你以前也从未失去过父亲。”斯坦利冷冷地回答说。①①《欢乐永存》第499页。
自然，学校找了替代人。但尽管如此，葬礼一结束，艾萨克便立即飞奔到学校看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做个快速演讲以弥补取消预约而带来的遗憾。替代人的演说很成功。他在演讲开始前介绍了阿西莫夫缺席的原因，接着宣布，他将把所得的酬金捐给学校，设立一个朱达·阿西莫夫奖学金。演讲结束后，共收到了1200美元作为启动基金，资助无法支付大学学费的学生。朱达如果有灵，一定会很吃惊，而且会非常自豪。
杰特鲁德与艾萨克都很清楚，试分居是他们婚姻的最后希望，然而只要两人一打越洋电话，所谈的便是离婚。
当时，杰特鲁德与罗宾住在英格兰朋友的家中。20年后，这家人仍然记得杰特鲁德与艾萨克是如何在电话里唇枪舌剑，争论财产分割的。尽管受到新近丧父的悲痛打击，甚至哀伤到了自愿不将此事告诉妻子女儿的程度，阿西莫夫仍在为财产顽强奋战着。那位朋友说：“可笑的是，这两人在那讨论著怎么分那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但却为谁来付这次的电话费而争执不下。”
“艾萨克的观点是，”这位朋友接着说道，“所有的钱都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凭什么分一半？”
对于杰特鲁德和艾萨克两人来说，这是段令人痛苦的时期。尽管艾萨克确信他们的婚姻已经完了，并且也想做个彻底了断，但仍然情不自禁地有些伤感。毕竟，他们共同生活了27年。
来自两方面的安慰，将艾萨克从沮丧的深渊中拉了出来。一方面，艾萨克一直都将他的工作视为一种慰藉。许多人在经历了离婚打击后，尽管周一不得不去上班，但工作对他们来说已无足轻重了。艾萨克不是这种人，他放下电话后便可以全身心地投人到最新的创作项目，尽管这只是本笑话故事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慰来自他的朋友珍尼特·杰弗逊。
在父亲的葬礼过后几天，艾萨克打电话给珍尼特，请她共进午餐。他们开车去了新英格兰，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他们在林中漫步，沐浴在八月的阳光里；参观了康科德镇周围的历史遗址，并到爱默生的坟上扫了墓。
这次旅行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同时也大大缓解了丧亲之痛与婚姻巨变给艾萨克带来的双重压力。艾萨克发现珍尼特确实是个完美的伴侣：聪明、机智，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小到生活中的琐事细节，大到政治、艺术、科学与文学。艾萨克觉得在过去的27年中，他娶错了人。
但是，当杰特鲁德和罗宾返回波士顿时，杰特鲁德与艾萨克却挽狂澜于既倒，短暂地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公平地说，当杰特鲁德发现艾萨克正承受着丧失慈父的巨大悲痛时，她的愤怒消融了。在余下的夏季、秋季及第二年的初春，他们的婚姻都很风平浪静，但仍潜伏着危机。1970年初，事态又开始恶化了。
新年简直就是个灾难。阿西莫夫在波士顿的出版社豪顿·米弗林为他举行了一个晚会，庆祝他50岁的生日。尽管全家人都去参加了这个聚会，但欢乐只是表面现象。
2月初，阿西莫夫参加“迪克·卡维特节目”的制作，对节目的另一位特邀嘉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了些被视为在一套房子里，却数月几乎未说一句话。他受够了。他觉得住在波士顿犹如被囚在牢笼里，从21年前他与杰特鲁德搬到波士顿的那刻起，他就渴望着回到老家。与杰特鲁德分手，为他创造了搬回纽约的极好机会。他的律师建议，如果艾萨克搬到纽约，离婚会更容易些。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借口。
1970年7月3B，搬运工从西纽顿的家中搬走了艾萨克的书架、桌子、书籍与文件。那到，距他与杰特鲁德的第28个结婚纪念日还有25天。他对妻子说了声再见，彻底离开了这所房子。而他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业已于6月13日完成。
阿西莫夫半开玩笑地问这位年轻女人，制作完节目后有什么安排，电视台在转播节目时竟没有把这句话删掉——尽管阿西莫夫在发现自己失言之后曾特意要求把它抹掉。
杰特鲁德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油嘴滑舌，并与众人一样，深知这是他的一种秉性，但在晚会上与人调情与在人国数百万观众面前与女人稻情，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罗宾当时正在朋友的家中收看这个节目，她难堪极了，对父亲非常生气。杰特鲁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挽救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从那以后，夫妇两人互不理睬，艾萨克更深地投入了工作中，并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他与朋友及斯坦利谈了此事，也与珍尼特探讨过他的婚姻问题，并试图制订出一个计划，以使他与杰特鲁德在离婚时，从头到尾都能将痛苦减少到最小。
1970年6月初，艾萨克做出了决定。他与妻子共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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