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乘法航108次班机去巴黎的乘客，请往这边走。”

　　希思罗机场候机室里的人们听到这声音，都站了起来。希拉里·克雷文拿起她那个小蜥蜴皮的旅行皮箱，跟着人流向停机坪走去。由于刚从闷热的候机室里出来，乘客们觉得冷风刺骨。

　　希拉里浑身发抖，就把包着身体的皮衣裹得更紧了。她跟着其他乘客穿过广场向飞机停放的地方走去。终于实现了！她就要走了，逃了！逃出这灰暗、寒冷和麻木不仁的悲惨境遇。逃向阳光灿烂的蓝天之下，逃向一种新的生活。这一切重负，这可怕的悲惨和挫折所带来的重负就将远远地被抛在身后。她走上飞机舷梯，低头走进飞机舱门，由服务员领她到了自己的座位。几个月来，这是她第一次从痛苦中得到了宽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多么的剧烈，以至影响到她的身体。“我将要离开这一切，”她满怀希望地自言自语道：“我一定要离开这一切。”

　　飞机的轰鸣声和转动声使她非常激动。在那轰鸣和转动声中似乎具有一种原始的野性。她想，文明人的痛苦是最难受的痛苦，这是灰色而毫无希望的。“但是现在，”她想，“我就要逃开了。”

　　飞机慢慢沿着跑道滑行。机上的女服务员说：

　　“请系紧安全带。”

　　飞机在跑道上作了一个半转弯，停下来等待起飞信号。希拉里想：“也许这架飞机会坠毁……也许它永远也离不开地面。那就一切都完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希拉里觉得飞机似乎等了很久没有起飞。她在等待着向自由出发的信号，希拉里可笑地这样想：“我将永远也离不开了，永远！我将作为一个囚犯被扣留在这里。”

　　然而，终于起飞了。

　　发动机最后轰鸣了一声，飞机就开始向前滑跑。飞机沿着跑道越跑越快，希拉里想：“它将飞不起来。它不能够……那就完了。”哦，他们现在似乎已经离开地面了。看起来好像不是飞机在上升，而是地面在离开，在沉下去，把一切问题、一切失望和挫折都扔到那咆哮着的、骄傲地向着蓝天升起的怪物下面。飞机在上升，绕着机场飞了一圈。下面的机场显得多么像可笑的小孩的玩具一样！小得滑稽的公路，奇怪的小铁路，在上面行驶着像玩具一样的火车。一个可笑的幼稚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相爱、相恨和伤心断肠。现在，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是如此可笑，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现在在他们下面是云层，浓密的、灰白色的云层。他们一定是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了。希拉里靠在座位上，闭着两眼。逃了，逃了。她已经离开了英格兰，离开了奈杰尔，离开了那个悲惨的小土堆——布伦达的坟墓。这一切都被留下了。她睁开两眼，接着又长叹一声闭上两眼。她睡着了…… 2

　　当希拉里醒来时，飞机正在下降。

　　“巴黎到了！”希拉里一面这样想，一面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并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提包。然而，这并不是巴黎。机上的女服务员从吊舱上走下来，用幼儿园保姆那种使一些旅客感到非常讨厌的哄小孩的腔调说：

　　“由于巴黎雾大，我们要把你们降落在博韦了。”

　　她那神情好像是说：“这不很好吗，孩子们？”希拉里通过她座位旁边的那扇小窗往下窥视。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博韦看起来也被浓雾所笼罩。飞机在慢慢地绕着机场飞行，飞了一阵才最后着陆。接着乘客们被人领着在寒冷潮湿的雾气中向一所简陋的木房子走去，房子里只有几把椅子和一条长长的木柜台。

　　希拉里感到很沮丧，但她努力把这种消沉情绪排遣开。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小声地抱怨说：“这是战时的一个旧机场，没有暖气或使人舒适的设备。幸好，这里是法国人的，我们总能弄到酒喝。”

　　他说得对极了。几乎马上就来了一个带着几把钥匙的男人，他把各种酒供应给乘客们以振作他们的精神。在这长时间的令人讨厌的等待中，酒的确能使乘客们精神振作。

　　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几个小时后，又有几架飞机从雾中出现和着陆，这些飞机也因为巴黎不能着陆而转移到这里来。顿时这间小小的屋子就挤满了冷得发抖的、激怒的人们，他们都在为这次耽搁而大发牢骚。

　　对希拉里来说，这一切都具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就好像她在做梦一样，什么人在仁慈地保护着她，不让她与现实接触。但是，这仅仅是耽搁一下、等待一下的问题。她仍然在旅途中——在逃亡的旅途中。她仍然在逃离这一切，仍然在向她的生活可能重新开始的地方逃去。这种情绪纠缠着她。无论是在漫长的令人困乏的耽搁期间，还是在天黑后很久，忽然宣布来了几辆公共汽车准备把乘客运往巴黎因而引起一片混乱时，这种情绪都始终困扰着她。

　　当时来来往往的人群是多么混乱啊！乘客、办事员、搬运工人全都搬着行李在黑暗中奔跑、碰撞。末了，脚和腿冻得发抖的希拉里终于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浓雾中隆隆地向巴黎驶去。

　　这是一次长时间的令人困乏的驶行，一共花了四个小时。当他们到达残废军人博物馆时，已经午夜。使希拉里感到快慰的是，她能够即时领取行李坐车到她预订了房间的旅馆去。她疲倦极了，不想吃饭，只洗了个热水澡就匆匆上床睡觉了。

　　到卡萨布兰卡的班机原订于翌晨十点半钟从奥利机场起飞，但当他们到达奥利机场时，那儿却是一片混乱。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飞机都已停飞，来往的乘客都被耽误了。

　　启程服务台的那个不断被人打扰的办事员耸耸肩说：

　　“夫人，您不能坐这趟您已预订了机票的班机走了。班机时间表全都得改变。如果夫人能坐在这里等一会，那末一切都能安排妥善。”

　　最后，人们叫唤她并告诉她说，在去达卡的飞机上还有一个座位，这趟班机通常在卡萨布兰卡是不着陆的，但这次却要在那里着陆。

　　“夫人，您坐这趟较晚的班机，只耽误三小时。”

　　希拉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同意了。那个办事员似乎觉得有点意外，但却因希拉里的这种态度而感到十分高兴。

　　“夫人，您想象不到今天早晨我碰到了多少困难，”他说，“那些乘客先生们是多么不讲理啊。雾又不是我制造的！雾当然会引起混乱！可是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适应新的情况。也就是我说的，不管改变旅行计划是怎样令人不愉快，我们也应当泰然处之。夫人，耽搁一小时，两小时或三小时，那有什么要紧呢？只要能到达卡萨布兰卡，究竟坐哪一架飞机，那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在那一天究竟坐哪一架飞机到达卡萨布兰卡却关系重大，这是那个矮小的法国人在说上面那番话时所不知道的。因为，当希拉里终于到达卡萨布兰卡并且从飞机上下到阳光灿烂的广场时，一个推着满满一车行李从她身边走过的搬运工人对她说：

　　“夫人，您真幸运。您没有坐上那架飞机，也就是到卡萨布兰卡的正常班机。”

　　希拉里说：“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那个搬运工人神情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最后，他终于不能保守秘密了。他向希拉里凑近一些，压低声音说：

　　“多可怕的事啊！那架飞机着陆时坠毁了。驾驶员和领航员死了，绝大多数乘客也死了。还活着的四五个人已送进了医院。其中有几个伤势还很严重。”

　　希拉里听完这些话的第一个反应是无端的愤怒。她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我为什么不坐那一架飞机呢？要是我坐那架飞机，那就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一定已经死了，已经摆脱一切了。什么伤心痛苦的事都没有了。那架飞机上的人们希望活下去。我呢，却不想活下去。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啊？”

　　她通过了海关检查（十分草率马虎），就带着行李坐车到旅馆去了。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正要下落。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这正好是她到达这里以前所想象的一切。现在她已经到了。她已经离开了迷雾、寒冷和黑暗的伦敦。她已经把悲哀、犹豫不决和痛苦留下了。这里有熙熙攘攘的生活，色彩和阳光。

　　她走进自己住的卧室，拉开窗帘，向大街上张望。是的，这里的一切都和她曾经想象的一样。希拉里慢慢地转过身来，离开窗子到床的一侧坐下。逃了，逃了！这是自从离开英国以来，在她脑中不断鸣响着的一个声音。逃开了，逃开了。而现在，她带着可怕的、受伤的冷酷心情知道，她是逃不开的。

　　这里的一切都和伦敦完全一样。她，希拉里·克雷文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她想逃脱希拉里·克雷文，而希拉里·克雷文在摩洛哥还是希拉里·克雷文，和伦敦的希拉里·克雷文一样。她小声对自己说：

　　“我多么傻呀，我是怎样的一个傻瓜啊！为什么我要那样想：只要我离开英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情呢？”

　　布伦达的坟墓，那个凄凉的小土堆，还在英国，而奈杰尔会很快地在英国娶一个新的妻子。为什么她曾认为，这两件事在这里对于她是无关紧要呢？这只不过是妄想而已。就是那么回事！好啦！这一切现在都过去啦。现在她必须正视现实，正视她自己还存在这个现实，正视什么事她能忍受，什么事她不能忍受这个现实。希拉里想，人对痛苦是能够忍受的，如果还存在着忍受的理由。她已经忍受了长期的病痛，已经忍受了奈杰尔的背叛，以及这种背叛发生后的残酷、野蛮的环境。这一切痛苦的事她都已经忍受了，因为布伦达还活着。接着，为抢救布伦达的生命进行了长期的、缓慢的战斗，那个战斗输了，失败了……现在，再没有什么值得继续生活下去的东西了。这一点，她到了摩洛哥才认识清楚。在伦敦有一种古里古怪的混乱感觉，以为只要她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她就能够把留下的东西忘掉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因此，她就订购了来这个地方旅行的飞机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想到过去，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一个有许多她如此喜爱的美丽事物的地方。阳光、纯净的空气，新人和新事物。她曾想，在这里事物完全不同。然而，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事物还是一样。事实是十分简单而不能逃避的，她，希拉里·克雷文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愿望了。事情就是那样简单。

　　要是雾没有从中作梗，要是她乘坐了那架她预订了机票的飞机，也许问题现在早已解决了。现在她可能已经躺在某一个法国官方的公墓里，肉体摔得残缺不全了，但精神却得到了安宁，摆脱了痛苦。当然，这样的结局现在还可以达到，但这需要费一点事。

　　要是她当时随身带着安眠药，事情将十分好办。她记得她曾经怎样问过格雷医生以及格雷医生回答她的问题时脸上那种颇为奇怪的表情。

　　“最好不吃安眠药。最好学会自然而然地入睡。开始可能很困难，但终究会睡着的。”

　　哦，格雷医生脸上那种古怪表情，当时他是否已经知道或怀疑她会走这一步？哦，那不应当很困难。她毅然地站起来。她要到药店去。

　　3

　　希拉里一向认为，在外国城市里药很好买。当她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的时候，她颇有点感到意外。她去第一个药店的药剂师只卖给她两剂药。那个药剂师说，如果她要买两剂以上，需有医生的处方。她笑着谢了谢他，就若无其事地迅速走出了药店。这时恰好有一个个头很高、面色严肃的青年人也往药店里走，几乎和希拉里撞了个满怀。那个青年人用英文向她说了声对不起。当她离开药店时，她听见那青年人要买牙膏。

　　这青年人要买牙膏。不知怎的，希拉里觉得有趣。这多么可笑，多么平常，多么普通啊！接着，一阵剧痛袭击她。因为那个青年要买的那种牙膏正是奈杰尔经常喜欢用的那一种。她穿过街道，走进对面的另一家药店。在她回旅馆之前，她已经跑了四家药店。使她有点儿高兴的是，在第三家药店里，那个面孔严肃的年轻人又出现了，并且又固执地询问在卡萨布兰卡的法国药店里通常并不储存的那种牌号的牙膏。

　　希拉里在下楼吃饭前更换了上衣，并且打扮了一下面孔，这时她几乎是无忧无虑的。她放意要迟一会儿下去，因为她渴望不要碰上任何一个旅伴或同飞机上的任何人。其实，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她坐的那架飞机又继续飞往达卡了，而她认为她是在卡萨布兰卡中途下机的惟一旅客。

　　在她进去的时候，餐厅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她只看到在靠墙那张桌子上，那个面孔像猫头鹰一样的青年人快要吃完晚饭。他一边吃饭一边在读一份法国报纸，似乎对所读到的东西十分感兴趣。

　　希拉里吃了一顿带半瓶酒的丰盛晚餐。她感到有点儿醉意和激动。她这样想，“毕竟这是最后一次冒险。”然后，她吩咐服务员送一瓶维希矿泉水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就离开餐厅上楼了。

　　服务员送来了维希矿泉水，打开瓶盖，把瓶子放在桌上，向她道了晚安，就离开房间了。希拉里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在服务员跨出门时把门随手关上以后，希拉里走到门那里，转动钥匙把门锁上。她从梳妆桌的抽屉里拿出从药店里买来的四包东西，并把它们打开。她把药片放在桌上，并倒了一杯矿泉水。既然药剂是片状的，她只需要药片吞进去，并用维希水冲下就行了。

　　她脱了外衣，把晨衣裹在身上，又回去坐在桌边。心脏跳动得很快。现在她感到有点儿恐惧了。但那恐惧只是一种轻微的蛊惑，而不是什么会促使她放弃她计划的畏缩。她十分镇静，对自己所要干的事认识得十分清楚。这是最后的逃避，真正的逃避。她呆呆地看着写字台，心里考虑着是否应当留下一张条子。最后，她决定不留条子，她没有什么亲属，也没有亲密的朋友，总之，没有一个她愿意诀别的人。至于奈杰尔，她不愿意给他加上无用的悔恨和负担，即使她写一个条子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奈杰尔也许会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叫希拉里·克雷文的夫人在卡萨布兰卡因服安眠药过多而死亡。那也许只是报上的一小段消息。

　　奈杰尔是会按这条消息的字面含义来接受这条消息的。“可怜的希拉里，”他会这样说，“你真倒霉。”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还会感到相当宽慰呢。因为，她猜想，她是奈杰尔良心上的一个小小的负担，而奈杰尔是一个希望自己轻松自在的人。

　　现在，奈杰尔似乎离得很远、很远了，令人难以理解地无关紧要了。再没有什么事需要做了。她就要吞下这些药片，躺到床上睡去。从这次睡眠中她将再也不会醒来。她没有，或者她认为她没有任何宗教感情。布伦达的死已经压制了任何这类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可考虑了。同在希思罗机场时一样，她又成了一个旅行者，一个等待着向不明确的目的地出发的旅行者，没有行李的拖累，也没有诀别引起的感伤。在她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能够自由地，完全自由地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过去的一切已经和她割断了联系。在醒着的时刻一直使她感到沉重的那长期的悲哀痛苦现在消逝了。是的，她现在感到轻快、自由和无牵无挂了。她已准备好踏上新的征途。

　　她伸出手去拿第一片药。正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希拉里皱紧了眉头。她呆坐在那里，一只手伸出在空中。这是谁，是女服务员吗？不可能，床已经整理好了。也许是办理文件或护照的什么人吧？她耸耸肩。

　　她不想去开门。为什么她要找这个麻烦呢。如果这个人有什么事，他会暂时离开，等有机会再来的。

　　敲门声又响了，这次敲得比上次稍响一些。然而，希拉里还是坐着不动。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紧急的事，敲门的人会很快走开。

　　她的眼睛紧盯着那扇门。忽然那双眼睛因惊讶而睁大开来。插在锁孔里的钥匙慢慢地向后转动，猛地跳出来，铿锵一声落到地板上。接着门把手转动，门开了，走进一个男人。她立刻认出，这人就是那个在药店里买牙膏的面孔严肃得像猫头鹰一般的青年人。希拉里呆呆地看着他。她顿时惊讶得什么也不能说，不能做。那年轻人转过身去，把门关上，并且从地板上捡起钥匙，把它重新插入锁孔里，把门锁上。接着，他向她走过来，在桌子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说了一句在她看来似乎是最不得体的话：

　　“我的名字叫杰索普。”

　　希拉里顿时满脸通红。她把身子向前探了一下，冷冷地、愤怒地说：

　　“请问，你以为……你这是在干什么？”

　　他严肃地瞧着她，并且眨了眨眼睛。

　　“真滑稽，”他说，“我来就是要问您这个问题。”他迅速地向旁边桌子上的药片点了点头。

　　希拉里厉声说：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您知道的。”

　　希拉里顿了一下，显然在努力寻找恰当的言词。为了表示愤怒。为了叫他走出这间屋子，她有多少话想说啊。然而，奇怪极了，好奇心终于获胜，使她没有说出那种表示愤怒的话。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涌到她嘴边，她几乎不知不觉就把它说出来了。

　　“那把钥匙，”她说，“它是自己在锁里转动的吗？”

　　“哟，这个问题！”那青年人忽然像小孩一般咧开嘴笑起来。他把手放进口袋里，取出一个金属东西，递给希拉里检查。

　　“就是这个，”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灵便的东西。把它从另一边插进锁孔里，它就能抓住钥匙，把钥匙转动。”他把那东西从希拉里手里拿回，放过自己口袋里。“小偷就使用这种东西，”他说。

　　“这样说，你是一个小偷？”

　　“不，不，克雷文夫人，请不要冤枉我。您知道我敲了门，而小偷是不敲门的。只是当我认为您不准备让我进来，我才使用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要进来呢？”

　　她的客人的眼睛又一次瞟着那张桌子上的药片。

　　“如果我是您，就不那样做，”他说，“您知道，这一点也不像您所想象的那样。你以为，您只不过是去睡一觉，然后就不再醒来。但是事情却完全不是那样。会发生各种各样不愉快的反应。有时皮肤会发生痉孪和坏疽。如果您对这药物具有抵抗力，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起作用，这样就可能有人及时找到你，从而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情。什么胃唧筒呀，蓖麻油呀，热咖啡呀，拍打推拿呀——我敢向您保证，这一切都是很不好受的事。”

　　希拉里靠在椅子上，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她稍微握紧两手，强使自己微笑起来。

　　“你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人啊，”她说，“你以为我要自杀，或者要做那一类的事？”

　　“不仅仅是以为您要自杀，”那个叫杰索普的年轻人说，“我敢肯定您要自杀。您知道，当您走进那药店的时候，我也在药店里。事实上，我是在那里买牙膏。可是，那家药店没有我喜欢用的那一种。于是，我又去另一家药店。在那里，我又看到您在买安眠药。于是，我想这事有点儿古怪。因此，您知道，我就跟踪您了。您在不同的地方都买安眠药。这一切总结起来就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他的声调友好，随便，使人感到放心。希拉里·克雷文在注视着这个青年人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切伪装都抛弃了。

　　“那末，你不认为，你试图阻止我这样做是多么不可原谅的无礼吗？”

　　他把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说：

　　“不，并非我无礼。您知道，这种事情您不能做。”

　　希拉里气呼呼地说：“你可以暂时阻止我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这些药片拿走，把它们扔到窗外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是，你却不能阻止我过些日子再买更多的药片，或者从大楼的顶层跳下去，或者卧倒在一列火车前面。”

　　那个年轻人考虑了一下。

　　“当然不能，”他说，“我同意我不能阻止您做任何这类事情。不过，您今后是否还愿意这样做，这却是一个问题。比如说，明天您是否还愿意这样做呢？”

　　“你认为明天我就会有不同的感情吗？”希拉里用略带辛酸的语调问。

　　“一般人是这样的。”杰索普几乎是辩解地这样说。

　　“也许是这样，”她考虑了一下，说，“如果你是在一时冲动的绝望下干这种事情。但如果你是在冷静思考的绝望下干这种事情，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你知道。”杰索普把他像猫头鹰一样的头偏朝一边，并且眨了眨眼睛。

　　“真有趣。”他说。

　　“真没趣，一点儿趣也没有。我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我所爱的丈夫抛弃了我。我惟一的孩子因患脑膜炎而痛苦地死了。我没有亲密的朋友或亲属。我没有职业，也没有我爱做的任何技艺或工作。”

　　“您命真苦，”杰索普感叹地说。接着，他又有点迟疑地补充了一句：“您不认为这样做不对吗？”

　　希拉里激动地说：“为什么不对？这是我的生命呀！”

　　“是您的生命，不错，”杰索普性急地重复道，“我不是在高谈伦理道德，但是，您知道，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不对。”

　　希拉里说：

　　“但是我不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杰索普很不得体地说：

　　“的确如此。”

　　“也许，现在，先生，你——？”

　　“我叫杰索普。”年轻人说。

　　“也许，现在，杰索普先生，你不会再管我了。”

　　但是杰索普摇摇头说：

　　“不行。我要知道，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了，是不是？您对生活失掉了兴趣，您不想继续活下去，您或多或少欢迎死这个念头？”

　　“是的。”

　　“好，”杰索普乐呵呵地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谈到什么地方了。让我们接着谈下一步吧。一定得用安眠药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已经告诉过您，安眠药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罗曼蒂克。而从大楼上跳下去呢，也不美妙。您不会马上死掉。在火车前卧倒也一样。我要说的是，还有其他路子可走。”

　　“我不明白你话的意思。”

　　“我要建议另外一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方法。这种方法还具有某种兴奋作用。我可以毫不隐瞒地对您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您不会死。但是，我相信，那时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您不会反对活下去的。”

　　“我一点也不懂你在谈些什么？”

　　“当然，您不懂，”杰索普说，“因为我还没有开始给您讲这种方法。恐怕我不得不罗嗦一番——我的意思是，我要给您讲个故事。我可以开始吗？”

　　“随你便吧。”

　　杰索普并不理会她表示同意时的那种勉强样子，就以最严肃的方式谈起来了。

　　“我估计您是经常看报并且一般说来了解时事的那种妇女，”他说，“您一定在报上看到过有关一些科学家时而失踪的消息吧。大约一年以前那个意大利科学家失踪了，大约两个月前那个叫做托马斯·贝特顿的年轻的科学家失踪了。”

　　希拉里点点头，说：“是的，我在报上看到过这种消息。”

　　“可是，实际失踪的人比报上登载的要多得多。我的意思是说，有更多的人失踪了。他们并不都是科学家。其中有的人是从事重要的医学研究的青年人。有的人是从事研究的化学家，有的人是物理学家，有一个是律师。哦，很多，很多，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人失踪。要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所谓的自由国家，如果您愿意离开，你就可以离开。但是关于这些奇怪的现象，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离开？他们去哪里了？以及——这一点也很重要——他们是怎样去的？他们是自愿去的吗？他们是被绑架去的吗？他们是被诈骗走的吗？他们是从哪条路走的？干这个行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其最后目的是什么？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要给这些问题找出答案，您可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个答案。”

　　“我？我怎样帮助？为什么要帮助？”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托马斯·贝特顿这个具体案件。他是两个月前从巴黎失踪的，他把妻子留在英国。她忧愁得快要发狂——或者她说，她快要发狂了。她一口咬定说，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他是怎样走的？她说的可能是真话，也可能不是。有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认为，她说的不是真话。”

　　希拉里在椅子上把身子向前凑近了一些。她不由自主地变得有兴趣起来。杰索普继续说下去。

　　“我们准备对贝特顿夫人进行秘密监视。大约两周前她来找我，并告诉我说，她的医生嘱咐她去外国，进行彻底休息并消遣一下。她在英国过得很不舒服，人们不断来打扰她——报社的记者呀，亲戚呀，好心的朋友呀！”

　　希拉里冷冷地说：“这个我可以想象。”

　　“是的，她真不愉快。她想离开一个时期，那十分自然。”

　　“那是十分自然的，我认为。”

　　“但是，您知道，于我们这一行的人都有严重的猜疑心肠。我们已经作了监视贝特顿夫人的安排。她昨天已经按预定计划离开英国到卡萨布兰卡来了。”

　　“卡萨布兰卡？”

　　“是的……在萨卡布兰卡停留一下，再到摩洛哥的其他地方。一切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作了旅行计划，预订了飞机票和旅馆房间。但是，很可能，这趟摩洛哥旅行只不过是贝特顿夫人逃往那个不明的目的地的借口而已。”

　　希拉里耸耸肩头。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情况。”

　　杰索普微笑了一下。

　　“您要知道这些情况，因为您有一头非常漂亮的红头发，克雷文夫人。”

　　“红头发？”

　　“是的。这是贝特顿夫人的最显著的特征——红头发。您也许听人讲过，今天在您乘坐的这架飞机之前的那架飞机着陆时坠毁了。”

　　“这我知道。我本来应当坐那架飞机的。实际上我已经预订了那架飞机的机票。”

　　“有趣，”杰索普说，“贝特顿夫人就在那架飞机上。但她没有摔死。她被从坠毁的飞机里救出来时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里。但是据医生说，她活不到明天早晨。”

　　一道微光照到希拉里的心坎上。她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杰索普。

　　“喂，”杰索普说，“现在您该明白我向您建议的自杀方式了吧。我建议，贝特顿夫人应当继续旅行。而您应当成为贝特顿夫人。”

　　“但是，真的，”希拉里说，“那将很难做到。我的意思，他们会立刻认出我不是贝特顿夫人。”

　　杰索普把头偏向一边。

　　“这个，那完全要看您所谓的‘他们’究竟是指谁。‘他们’是一个非常含混的词儿。谁是‘他们’呢？有这样的东西吗？有所谓的‘他们’这样的人吗？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可以告诉您一点：如果‘他们’这个词最通俗的解释为一般人所接受，那末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组织里工作的那些人就叫做‘他们’。他们那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如果贝特顿夫人的旅行有一定的目的，并且是计划好的，那末在这边负责这次旅行的人们对于这次旅行的英国方面的情况将会一无所知。他们只会在约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地点与一定的女人联系，并从那里把情况继续传递下去。在贝特顿夫人的护照上写着她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红头发，蓝绿色眼睛，嘴中等大小。无识别标记。好极了。”

　　“但是，这里的负责当局，真的，他们——”杰索普笑了笑，“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法国人也损失了一些有价值的年轻科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会与我们合作。情况将是这样安排：遭受脑震荡的贝特顿夫人已被送进医院。在坠毁的飞机上的另一名乘客克雷文夫人也被送进医院。克雷文夫人将在一两天内死于医院，而贝特顿夫人则将出院，只受到轻微的脑震荡损伤，仍能继续旅行。飞机坠毁是真实的，贝特顿夫人的脑震荡是真实的，而脑震荡则为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掩护。它可以为许多事情——像记忆力丧失以及各种无法预言的行为——辩解。”

　　希拉里说：“那将是发疯。”

　　“哦，是的！”杰索普说，“这是发疯，对极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且如果我们的怀疑成为事实，您可能要被杀死。您明白了吗，我十分坦率。但是，照您所说，您已作好了死的准备，并且渴望着死。作为一种在火车前卧倒或类似行为的替换物，我认为您会发现这项使命要有趣得多。”

　　突然希拉里出乎意料大笑起来。

　　“我的确相信，”她说，“你很正确。”

　　“那末，您愿意干啦？”

　　“是的。为什么不愿意呢？”

　　“既然如此，”杰索普一面说，一面迅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就绝对不能浪费一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