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留下，我遵照他的吩咐留了下来。我走到壁炉旁，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用靴子尖踢了一下壁炉里的圆木。

　　我被弄得稀里糊涂，对波洛的意图完全无法理解这还是头一遭。我心想，刚才目睹的那幕场景毫无疑问是他故弄玄虚的杰作——按他的说法是在“演一出喜剧”，让人看到他是一个既风趣又庄重的人。但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话中隐含着真实性。他的措词带有威胁性——但勿庸置疑，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了。

　　当最后一个人出去后，他关上了门，然后来到壁炉旁。

　　“好了，我的朋友，”他平静地说，“你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我非常坦率地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把事实真相直接告诉拉格伦警督，而在这里把详细情况告知罪犯呢？”

　　波洛坐了下来，拿出小小的俄罗斯烟盒，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

　　“请你动用一下小小的灰色细胞，”他说，“我的每一个做法都是有道理的。”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慢吞吞地说：

　　“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你本人也不知道谁是罪犯，但你肯定罪犯就在今晚开会的这几个人中。因此你说那些话的目的就是想迫使这个还不太清楚的罪犯出来自首，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波洛赞同地点了点头。

　　“你的想法挺聪明，但没有讲对。”

　　“我想你可能是想让他相信你已经知道了，这样他就会主动跳出来亮相——并不一定是认罪。他很可能会设法在天亮行动之前把你干掉，使你永远保持沉默，就像他干掉艾克罗伊德先生那样。”

　　“设一个陷阱，并且用我自己做诱饵！Merci

　　monami（法语：谢谢，我的朋友），但我还没有那么勇敢。”

　　“那么我就无法理解了。你这样做会使罪犯警觉起来，他很可能会逃跑，你这不是在冒风险吗？”

　　波洛摇了摇头。

　　“他逃不掉的。”他严肃地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又无法通向自由。”

　　“你真的认为谋杀犯就在今晚这些人当中？”我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是的，我的朋友。”

　　“是哪一个？”

　　沉默了几分钟后，波洛把烟头丢进了壁炉，开始讲述他的破案经过。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平静，好像还在思索什么问题。

　　“我把我所调查的事实讲给你听，你一步步地跟着我走，最后你自己就会看出，所有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指向一个人。首先是两个事实和一个小小的‘不相符’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事实是电话。如果拉尔夫·佩顿确实是谋杀犯的话，那么打电话就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做法是荒唐的。因此我断定拉尔·佩顿不是谋杀犯。”

　　“我知道电话不可能是家中的任何一个人打的，然而我又确信罪犯肯定是在当天晚上在场的人中间。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电话肯定是一个同谋犯打来的。我对这一推论并不十分满意，我只好暂时把它搁一下。”

　　“接下来我对打电话的动机做了分析，这一点相当困难。我只能通过对结果的判断来得出打电话的动机。这个结果就是——谋杀案当晚被发现——而不是第二天早晨——如果不是这个电话的话，很可能第二天早晨才会发现。这一点你同意吗？”

　　“同意，”我承认道，“是的，正如你所说，艾克罗伊德先生已有吩咐，不准任何人去打搅他，很可能那天晚上没有人会进他的书房。”

　　“Tres

　　bien（法语：很好），事态在发展，是吗？但这件事仍然情况不明。当晚发现谋杀案比第二天早晨发现对罪犯有什么好处呢？我得出的唯一看法就是：罪犯想在谋杀案被发现时确保自己在现场——或者无论如何得在谋杀案被发现后不久自己在现场。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事实——椅子从墙边拖了出来。警督认为这跟案件无重大关系而忽略了，而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这跟破案有重大关系。”

　　“在你的手稿中，你画了一张清晰的书房位置图。如果你现在带在身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被拖出来的椅子的位置，这是帕克指给我看的——它当时是在门和窗子之间的直线上。”

　　“遮住窗子！”我迅速地说。

　　“你的想法跟我最初的想法相同。我当初认为把椅子拖出来是为了挡住窗子上的某些东西，以免被进来的人看见。但我马上就抛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虽然这张椅子是老式的，它的靠背很高，但它只能遮住一小部分窗子——遮住窗格和地面之间的那一部分。不，我的朋友——你应该记得，就在窗子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放着书本和杂志。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桌子都被拖出来的椅子遮住了——对这一事实我立刻产生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疑问。”

　　“会不会是某些放在桌子上的东西不想被人看见？是凶手放在上面的东西？当时我一点都想象不到桌子上可能放些什么东西。但对某些非常有趣的事实我是知道的。比如，这是一件罪犯作案时无法带走的东西，而这件东西又必须在案件发现后尽快把它取走。因此就出现了通知谋杀案的电话，这样凶手就有机会在发现尸体时在场。”

　　“警察到来前有四个人在场：你本人、帕克、布伦特少校和雷蒙德先生。至于帕克我马上就排除了，因为不管谋杀案在什么时间被发现，他都肯定在场。另外，椅子被拖出来的事也是他告诉我的。这样帕克就弄清楚了。（也就是说他跟这起谋杀案无关，但我仍然认为敲诈弗拉尔斯太太的人可能是他。）然而雷蒙德和布伦特仍然是怀疑对象，因为如果谋杀案第二天一早被发现的话，很可能他们来得太晚，留在圆桌上的东西会被人发现。”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关偷听到的那些对话片断我刚才在会上已经分析过了，你一定听得很清楚，是吗？当我得知口述录音机公司的推销员来过这里后，我的脑子里总是想着口述录音机的事情，半小时前我在这个房间里说的那番话你都听清楚了吗？他们都同意我的推理——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假定那天晚上艾克罗伊德是在使用口述录音机——那么为什么没见到口述录音机的踪影呢？”

　　“我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我说。

　　“我们知道一台口述录音机已经送到了艾克罗伊德先生家，但在他的财产中没发现口述录音机。因此，如果有什么东西从桌子上被拿走的话，这东西很可能就是口述录音机。但要拿走这玩意儿有一定的困难。当然，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死者身上，我想任何人都可能走到桌子边而不被别人发现。但一台口述录音机的体积相当大——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塞进了口袋，肯定有一只能够装得下这台口述录音机的容器。”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凶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一个想直接到达现场的人，如果案件在第二天早晨发现的话他很可能不在场。一个拿着装得下口述录音机容器的人——”

　　我打断了他的话。

　　“为什么要把口述录音机拿走呢？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跟雷蒙德先生一样，想当然地认为九点半听到的是艾克罗伊德先生跟口述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但你稍微想一下这新发明的机器，它的用处可大了。你对着口述录音机讲过话吗？过后秘书或打字员打开口述录音机，你的声音就会从里面传出来。”

　　“你的意思是——”我喘了口气说。

　　波洛点了点头。

　　“是的，是这个意思。九点半的时候艾克罗伊德已经死了，当时是口述录音机在讲话——而不是他在讲话。”

　　“是凶手打开的口述录音机，那么他当时肯定也在房间里？”

　　“很可能，但我们不排除使用机械装置的可能性——某种模仿定时系统或具有闹钟性质的装置。如果是这样的话，凶手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肯定知道艾克罗伊德先生买了一台口述录音机；第二，他必须懂一点机械方面的知识。”

　　“当我看到窗台上的脚印时，我也进行了一番分析，于是便得出三个结论：（1）这些脚印确实是拉尔夫·佩顿留下的。他那天晚上去过弗恩利大院，他很可能从窗子爬进书房发现他的继父已经死了。这是一种假设。（2）这些脚印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鞋底恰好有同样饰钉的人留下的。但家里所有人的鞋底都是绉纹橡胶底，而且我也不相信从外面来的人恰好也穿着跟拉尔夫·佩顿相同的鞋。至于查尔斯·肯特，我们从狗哨酒吧女招待那里得知，他穿的那双鞋已经破烂不堪。（3）这些脚印是某个人故意走上去的，目的是想把怀疑对象转移到拉尔夫·佩顿身上。要想证明这最后一个结论，我们有必要弄清某些事实。警察在思里博尔弄到了一双拉尔夫的鞋。拉尔夫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穿那双鞋，因为那双鞋已经跟脚印核对过，饰钉的磨损程度不一样。根据警察的分析，拉尔夫穿着另一双同样的鞋。经调查我发现他确实有两双同样的鞋。根据我的推断，凶手那天晚上肯定穿着拉尔夫的鞋——如果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拉尔夫一定是穿着一双其它类型的鞋。我不相信他会带三双同样的鞋——这第三双鞋很可能是靴子。为了弄清这一点我去询问了你姐姐——我特别强调了颜色——坦率地说——这只是为了不让她弄清我的目的。”

　　“她的调查结果你是知道的，拉尔夫·佩顿随身带了一双靴子。他昨天早晨来我家时，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案发那天晚上他穿的是什么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他穿的是靴子——事实上他仍然穿着那双靴子——没有穿过其它鞋。”

　　“这样凶手的轮廓又进一步地显露在我们面前——一个那天有机会去思里博尔拿到拉尔夫·佩顿靴子的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稍稍提高了嗓音说：

　　“还有更进一步的事实：这个凶手必须是一个有机会从银柜里偷到剑的人。你可能会争辩说，家中任何人都有可能偷到剑，但我提醒你一下，弗洛拉·艾克罗伊德非常肯定：当她察看银柜时，剑已经不在了。”

　　他又停了一会儿。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一个那天早些时候去过思里博尔的人；一个熟悉艾克罗伊德并知道他买了一台口述录音机的人；一个懂得机械原理的人；一个有机会在弗洛拉小姐到来前从银柜拿走剑的人；一个拿着装得下口述录音机的容器（比如一只黑包）的人；一个在帕克给警察打电话时能单独在书房里呆几分钟的人。事实上这个人就是——谢泼德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