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后，波洛热烈地拥抱着我，贴着我的面颊。“你总算得到结论啦!

　　而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呢。太好啦！你继续推理下去。你说得对。把乔治·康诺忘了，可是绝对错啦。”

　　我对这小个儿的赞许感到昏昏然，几乎无法再继续思索。但最后我还是集中了思想，继续往下推想。

　　“乔治·康诺是二十年前失踪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已死了。”

　　“Aucunement（法语：绝对没有。--译注），”波洛表示同意，“说下去。”

　　“因此我假定他还活着。”

　　“正是这样。”

　　“关于开头几点，问题看来在于我们是采取‘讹诈’的这一理论呢，还是‘迷恋女色’的理论?”

　　“讹诈，这是绝对肯定的。关于雷诺的品行、习惯等等，斯托纳说的那番话你都听到的吧。”

　　“雷诺夫人却没有证实他的观点。”我争辩说。

　　“我们已经了解，雷诺夫人的证词说什么也不足为凭。关于这一点，我们得相信斯托纳的话。”

　　“不过，如果雷诺跟叫贝拉的女人有勾搭的话，那么他另外跟多布勒尔夫人有勾搭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他跟贝拉有勾搭吗?”

　　“那封信，波洛。你忘了那封信啦。”

　　“不，我没忘。可是，是什么使你认为那封信是写给雷诺先生的?”

　　“嗳，那信是在他的口袋中发现的，而……而且……”

　　“完啦！”波洛打断了我的话，“没有提到过信是写给谁的。因为信是在死者的大衣口袋里发现的，我们就认为是写给他的啦。嗳，mon ami（法语：我的朋友-- 译注），那件大衣有些地方使我感到异样。我量了一下尺寸，并且还说过他穿的大衣太长。这句话应该促使你思考一下吧。”

　　“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我承认道。

　　“啊，quelle idée（法语：这怎么个说法。--译注）!后来你看到我量了杰克·雷诺先生的大衣。Eh bien（法语：好哇。--译注）”杰克·雷诺先生穿的大衣好短呀。把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再加上第三件，那就是，杰克·雷诺匆忙冲到屋外赶紧到巴黎去。你说说，这下子你是怎么想的?”

　　“我明白啦，”我缓缓地说，波洛的话使我猛然省悟。“那信是写给杰克·雷诺，而不是写给他父亲的。他在匆忙和气愤中拿错了大衣。”

　　波洛点点头。

　　“Précisement（法语：正是这样。--译注）!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一点上来。暂且我们认为那信跟老雷诺不相干，然后来看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

　　“‘五月二十三日’”我读着，“‘由于儿子要跟玛塔·多布勒尔结婚，父子间发生了口角。儿子动身去巴黎。’在这一点上，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多讲的，而第二天改变遗嘱的事是明显不过的。那是口角引起的直接后果。”

　　“我同意，mon

　　ami（法语：我的朋友-- 译注。）--至少就原因而言。可是雷诺先生的这一行动后面的真正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惊奇地睁大了眼。“当然是对他儿子产生的怨气。”

　　“可是他还是给他写了充满深情的信寄到巴黎哩。”

　　“杰克·雷诺是这么说的，可是他拿不出信件。”

　　“恩，我们再往下谈吧。”

　　“现在谈到悲剧发生的那天了。你已经按着一定的次序把早晨发生的事排好啦。你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吗?”

　　“我已经确证那写给我的信是在发出电报的同一时间寄出的。马斯特被告知他不久就可度假了。依我看来，跟流浪汉的争吵发生在这一切之前。”

　　“我不理解你怎么能把那时间算得这么准，除非你又问过多布勒尔小姐。”

　　“没必要。这点我可以肯定。如果说这一点你都不理解，那你就什么都别想弄明白啦，黑斯廷斯!”

　　我对他看了片刻。

　　“当然! 我是个白痴。如果那个流浪汉是乔治·康诺的话，那是在跟他发生剧烈的争吵以后，雷诺先生才感到危险。他把汽车司机马斯特打发走了，因为他怀疑康诺收买了他。接着他发电报给儿子，又写信给你。”

　　波洛的嘴边出现一丝微笑。“他在信中用的措词正好同雷诺夫人在她后来的说明中用的一模一样，这点你不感到奇怪吗? 如果说圣地亚哥是个烟幕，雷诺为什么又要谈到它呢?何况，他还派儿子上那儿去哩！”

　　“真是费解，我承认，不过以后我们也许能找到解释的。我们现在要谈到那个晚上和那神秘的女客了。我承认，这一点确实把我难住啦，除非那确是弗朗索瓦一直坚持说的多布勒尔夫人。”

　　波洛摇摇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想到哪儿去啦? 别忘了那张支票碎片，还有斯托纳对贝拉·杜维恩的名字有些耳熟这一事实。我想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贝拉·杜维恩是写信给杰克的那个不知名的通信者，而且那天晚上来热内维芙别墅的就是她。她是来看杰克的，还是来向他父亲求援的，我们无法肯定，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假定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她提出了对杰克的要求，可能给他看了杰克以前写给她的信。那老头儿开了一张支票，想收买她。她生气地把支票撕了。她信中的措词是一个真正堕人情网的女人的口吻，出钱收买她可能使她很生气。最后他把她打发掉了，这儿他说的话是有特殊意义的。”

　　“‘好啦，好啦，可是看在上帝分上，现在走吧。”’我重复着，“这话在我看来也许稍微激烈了点儿，就这么回事。”

　　“那足够啦。他极度焦急地要把那姑娘打发掉。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场谈话不愉快。不，那是因为时间在溜走哩。而由于某种理由，时间是宝贵的。”

　　“为什么宝贵?”我问道。我被弄得糊涂了。

　　“这正是我们要反躬自问的问题。为什么宝贵? 因为后来就发生了手表的事件，这再次表明时间在作案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离实际上发生的剧情不远啦。贝拉·杜维恩离开的时候是十点半，而根据手表的证据我们知道作案是在十二点钟以前，或者不管怎么说，安排在十二点钟以前。我们已经回顾了凶杀发生以前的一切事件，只有一件事还没有着落。按照医生的证词，那流浪汉被发现时至少已死了四十八小时，还可能再早二十四小时。除了我们已讨论过的一些事实外，没有其他的事实可以作为依据，我把死亡定在是六月七日早晨发生的。”

　　我怅然若失地呆望着他。“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的?”

　　“因为只有那样，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Mon ami（法语：我的朋友-- 译注），我一步步地给你领路。事情这么明显，难道你还看不清?”

　　“我亲爱的波洛。我看不清楚，我本来以为我正开始摸清前面的道路了，可现在我完全处于一片迷雾之中。看在上帝分上，说下去吧，告诉我谁杀害了雷诺先生。”

　　“正是这一点我还不能肯定。”

　　“可是你说过这是非常明显的呢!”

　　“我们这是自相矛盾，我的朋友。别忘了，我们在侦查两起犯罪案。我已指出过，这样我们就得有两具尸体。嗳，嗳，ne vous impatientez pas（法语：你耐心些-- 译注）! 我会一一说明的。首先，我们得应用一下心理学。我们发现，雷诺先生的观点和行动在三点上表现了明显的变化，因此就有三点心理学上的问题。第一次是在到达梅兰维不久后发生的，第二次是在跟儿子就某一问题发生口角后发生的，第三次发生在六月七日早晨。现在得说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归之于碰到了多布勒尔夫人。第二个原因与多布勒尔夫人间接有联系，因为牵涉到雷诺先生的儿子同她女儿的婚事。但是第三个原因我们尚不得而知。我们得作些归纳才能找到它。现在，monami，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是谁策划了这一罪行的?”

　　“乔治·康诺。”我没有把握地说，警惕地瞅着波洛。

　　“正是。可是吉罗定下了这么一条规律：一个女人撒谎是为了救她自己，救她所爱的人或她的孩子。既然我们很清楚是乔治·康诺授意她这么撒谎的，而乔治·康诺不是她的儿子，因此第三种情况是不能成立的。再说，如果仍旧将罪名归之于乔治·康诺，第一种情况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这样，我们不得不接受第二种情况，就是说雷诺夫人撒谎是为了她所爱的人的缘故；或者换句话说，是为了乔治·康诺的缘故。你同意吗?”

　　“同意，”我承认道，“看来是够合情合理的。”

　　“Eh bien（法语：好哇-- 译注）! 雷诺夫人爱着乔治·康诺。那么，这个乔治·康诺又是谁呢?”

　　“那流浪汉。”

　　“我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雷诺夫人爱着那流浪汉呢?”

　　“没有，可是……”

　　“很好。不要死抱着不能用事实论证的理论。相反，你问问自己：雷诺夫人曾爱过谁?”

　　我惶惑地摇着头。

　　“Mais oui（法语：说实在的-- 译注），你知道得十分清楚。雷诺夫人深深地爱着谁，以致当她看到他的尸体时昏死过去!”

　　我不由得呆若木鸡。“她的丈夫?”我喘着粗气道。

　　波洛点点头。“她的丈夫，或是乔治·康诺，随你怎样称呼都行。”

　　我强自振作。“不过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 我们刚才不是取得一致意见了吗? 多布勒尔夫人有可能向乔治·康诺进行讹诈。”

　　“是，不过……”

　　“她对雷诺先生的讹诈不是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了吗?”

　　“这也许是真的，不过……”

　　“我们对雷诺先生的青年时代以及教养一无所知，这难道不是事实? 恰恰在二十二年以前，他突然以一个法裔加拿大人的身份出现。这难道也不是事实?”

　　“尽管这么说，”我更为坚定地说，“在我看来你忽视了主要的一点。”

　　“哪一点，我的朋友?”

　　“嗳，我们已经承认乔治是这一罪行的策划者。这样就得出了一个可笑的结论：他是谋杀自己的策划者！”

　　“Eh bien，mon ami（法语：好哇，我的朋友-- 译注），”波洛平静地说，“他正是这么干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