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话如此出人意外，一时间我们大家都模不着头脑。死者是被匕首刺死的。这把匕首我们知道是二十四小时以前被偷走的，但是杜兰德医生却一口断定，此人已经死了四十八小时!

　　整个事情简直离奇至极。

　　还没等我们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我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从旅馆转送到别墅来的。我撕开一看，原来是波洛发来的，说是他将乘火车在十二点二十八分到梅兰维。我看了看表，还来得及从容地到车站去接他。我感到应该让他立即知道这一案件的新的惊人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

　　显然，波洛想在巴黎找到的东西已经到手，我这样思忖着。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回来得这么快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待我告诉他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时，不知他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呐。

　　列车误点了，我漫无目的地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我想到以询问一下在出事当晚有谁乘末班车离开梅兰维来消磨时间，我走到那个外貌精明的领班的脚夫跟前，没费多大口舌就把他引入了话题。他激动地声称，让这帮匪徒、刺客逍遥法外简直是坍了警察的台。我暗示他，刺客有可能乘半夜的火车跑了，可是他却断然地否定。要说是两个外国人的话，他肯定会注意到的。那天乘车离去的才二十来个人，他不会不注意到他们的。

　　天知道我怎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念头--也许是玛塔·多布勒尔那极度焦急的声调吧--我突然问道：“雷诺少爷……他没有搭那班车走吧?”

　　“啊，不，先生。他在半个小时之内，刚到又走了，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呐，真的!”

　　我对着他干瞪眼，简直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随即我领悟了。

　　“你是说，”我的心怦怦地直跳，“雷诺少爷是那天晚上到梅兰维的?”

　　“是的，先生。从那一方向乘十一点四十分的末班车到的。”

　　我感到一阵眩晕。那么，这该是玛塔极为不安的原委了。杰克·雷诺在发案的当晚曾到过梅兰维。但是他为什么不说呢?

　　相反，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相信他一直待在瑟堡呢? 回忆起他那坦率的孩子气的脸，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会跟这桩罪行有什么牵连。然而对这样关系重大的事他为什么不说呢? 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玛塔一直知道这一切，所以她十分焦急，急于询问波洛是否有人被怀疑。列车的到达打断了我的沉思，不一会儿我便迎上了波洛。这小个儿容光焕发，微笑着大声嚷嚷，并且忘记了英国式拘谨，在月台上热烈地拥抱我。

　　“Mon cher ami（法语：我亲爱的朋友-- 译注），我成功啦--出色地成功啦！”

　　“真的吗? 听到这点，我太高兴了。你听到了这儿的最新情况了吗?”

　　“你想我怎么会什么都能听到呢? 那是说有什么进展了吧，唔? 那英勇的吉罗，他逮捕了一个人，也许几个?啊，那家伙，我会使他显得像个傻瓜！不过，你准备把我带到哪儿去，我的朋友?

　　我们不去旅馆吗? 我必须修修我的胡子--它们被旅途的炎热弄得毫无生气了。再说，毫无疑问，我的大衣沾满了灰尘。还有我的领带，那也得重新整理一下啦。”

　　我打断了他的话。“亲爱的波洛，别顾这些啦。我们必须立刻到别墅去，那里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如此黯然失色，他的下巴耷拉下来，他那洋洋得意的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张口结舌地瞪着我。

　　“你在说什么? 又一起谋杀案?

　　啊，那么我全错了，我失败啦。吉罗可有理由笑话我啦！”

　　“你没有料到吧?”

　　“我? 压根儿没有想到。它推翻了我的理论--它毁了一切--它……啊，不!”他捶着自己的胸膛不言语了。

　　“这不可能，我不可能弄错的! 这些事实，一件件地理清楚了，按照先后次序安排，只有一种解释。我不会错!我是对的!”

　　“可是……”

　　他打断了我，“等等，我的朋友。我错不了。因此这件新的谋杀是不可能的，除非……除非……唉，等等，我恳求你，别说话。”他沉默了一二分钟，然后恢复了常态，用一种平静而肯定的语调说道，“死者是个中年人。尸体是在现场附近的上了锁的棚屋内发现的，已经死了至少四十八小时了。而且极有可能他被刺的地方跟雷诺的一模一样，当然并不是刺在背上。”

　　这下可轮到我目瞪口呆了--而且我确实目瞪口呆了。根据我对波洛的了解，波洛还从来没有干过如此令人吃惊的事哩。一阵疑团少不了掠过我的心头。

　　“波洛，”我喊道，“你在开我的玩笑吧，你早已听说这件事啦。”

　　他那真挚的目光责备地凝视着我，“我会干这样的事吗?

　　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没听说过。你难道没注意到刚听到你的话时我吃惊的样子吗?”

　　“可你究竟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那么，我是对的罗?

　　我知道我是对的。我的朋友，这些微小的灰色细胞呀，微小的灰色细胞! 是它们告诉我的。只有这样，而且只能这样，才可能会发生第二起谋杀案。现在把一切都告诉我。若是我们朝左拐弯，就能抄近路走过高尔夫球场到达热内维芜别墅的后院，那可要快得多啦。”

　　按着他指引的路，我们走着，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他。波洛注意地听着。

　　“你说，那匕首还留在伤口里吗? 这就怪了。你能肯定是同一把匕首吗?”

　　“非常肯定。这简直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可能有两把巴首。”

　　我扬起了双眉。

　　“当然，这简直不大可能的呀；要不，就是最不寻常的巧合。”

　　“你同往常一样，说话缺乏考虑，黑斯廷斯。在某些情况下，有两件同样的凶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这把特殊的凶器是根据杰克·雷诺的吩咐特制的一种战争纪念品。你想想，他难道只制了一把? 事实上，不会这样，很可能他还制了另一把留作自用。”

　　“可是没有人提到过这件事呀。”我反驳说。

　　波洛的语调中隐约流露出教训的口吻。“我的朋友，在处理一起案件时，我们不能单单考虑已经‘提到过’的事。没有理由非得提到许多可能是很重要的事。同样，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不提到它们。这两种动机，你可以任意选择一种。”

　　我默不作声，不由得感到他讲的话有道理。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那已经名气四扬的棚屋。我们的朋友都在那里。寒喧片刻后，波洛便着手工作了。我已经看到过吉罗工作的模样，因此我更感兴趣。波洛粗略地向周围瞥了一眼，仅仅检查了门旁的那堆破旧的上衣和裤子。一丝轻蔑的微笑浮上了吉罗的嘴唇。波洛似乎注意到了，把衣服扔在一边。

　　“这是花匠的旧衣服吧?”他问道。

　　“一点不错。”吉罗说。

　　波洛在尸体旁边蹲下来，用手指迅速而有条理地检查着衣服的质地，对上面没有记号感到满意。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靴子和那肮脏的折断了的指甲。在检查指甲的时候，他急匆匆地问吉罗，“你看到了这人的指甲?”

　　“看到啦，”吉罗回答说，他的脸色仍然难以捉摸。

　　突然，波洛挺直了身子。“杜兰德医生!”

　　“叫我吗?”医生走向前去。

　　“嘴唇上有白沫，你注意到了吗?”

　　“我承认，我没注意。”

　　“你现在可看见了吧?”

　　“唔，那当然。”

　　波洛又问吉罗：“不用说，你注意到啦。”

　　吉罗没有回答。波洛继续他的检查。那把匕首已从伤口里取出，放在尸体旁一个玻璃缸里。波洛检查了匕首，然后再仔细地察看伤口。他抬起头时。眼光很激动，闪烁着我所熟悉的绿光。

　　“这是一个奇特的伤口，非常简单! 没有血，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就是刀口略微有些变色，你认为怎样，monsieur le docteur（法语：医生先生-- 译注）?”

　　“我只能说，这是极不正常的。”

　　“这根本没有什么不正常，而是极简单的事。这人是死后才被刺的。”波洛挥了挥手，使喧嚷声平息下来，然后转向吉罗问道：“吉罗先生也同意我的意见，不是吗? 先生?”

　　不管吉罗是否真的相信，他不动声色地对待这一场面，平静而不屑地回答：“当然，我同意。”

　　又响起了惊奇和感兴趣的骚动声。“好主意！”阿于特先生叫道，“死后再戳他一刀！野蛮！没听说过！也许是不共戴天之仇。”

　　“不，”波洛说，“我得说，这是在头脑非常冷静的情况下干的--为的是制造假象。”

　　“什么假象?”

　　“这差一点儿造成了假象。”波洛玄妙地说。

　　贝克斯一直在思索着。

　　“那么，这人是怎么被杀的呢?”

　　“他不是被杀的，他病死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患癫痫死的。”

　　波洛的这句话又引起了很大的骚动。杜兰德医生又弯下膝盖作尽可能详细的检查，最后他站起身来。

　　“波洛先生，我相信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一开始就被引上歧途。这人被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使我把别的迹象都忽略过去了。”

　　波洛一时间成了英雄。检察官连声赞叹不绝。波洛落落大方地接受着大家的称颂，接着就告辞了，借口说我俩还没吃过午饭，并说他希望消除一下旅途的劳顿。当我们正要离开棚屋时，吉罗走了过来，“还有一件事，波洛先生，”他用一种文雅而又嘲弄的口吻说，“我们发现这绕在匕首的柄上---一根女人的头发。”

　　“啊!”波洛说，“一根女人的头发? 哪个女人的?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吉罗说完．鞠了一个躬走了。

　　“他还在坚持，好一个吉罗。”我们走向旅馆时，波洛思忖着说，“我不明白他要把我们错引到什么方向! 一根女人的头发，唔!”

　　我们大口地吃着饭，但我发觉波洛有点儿心不在焉。饭后，我们上楼到我们的起居室，我要求他把神秘的巴黎之行讲给我听听。

　　“很乐意，我的朋友。我到巴黎去找到了这个。”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小的剪报，这是一张女人照片的复制品。他把照片递给我，我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你认识她，我的朋友?”

　　我点点头。虽然照片显然是多年前拍摄的，头发和衣着的款式都不同，但是容貌相似是错不了的。

　　“多布勒尔夫人!”我叫道。

　　波洛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完全对，我的朋友，她那时不叫这个名字。这张照片就是那声名狼藉的贝罗迪夫人！”

　　贝罗迪夫人! 一刹那间我回想起整个事件，那曾引起世界注目的谋杀案的审讯：贝罗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