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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沉默,沉默




  1963年12月23日早晨,茅盾吃了妻子给他做的早点,穿上黑大衣,匆匆出门。
  他是去参加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昨天接到通知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学习。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本月12日对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其是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茅盾坐在会场里,直到会议结束,未说一句话。和与会同志分别时,他也没跟他们打招呼,只是默默地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同志握了握手。在汽车里,他靠在后座上,一直闭着眼睛。
  回到家里,就向书房走去。妻子问他要不要给给饭,他挥了挥手。看到丈夫脸色阴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孔德沚没有问,悄悄地拉上了门,退了出来。
  茅盾担任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人民文学》和《译文》两个杂志的主编以来,写作的评论和文章有一百多万字。从1949年10月1日发表《略谈工人文艺运动》至今,他评论的作品有一百多篇(部),论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的文章有几十篇。他多次号召文艺工作者,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要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撰写了《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坚决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新中国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等等。他所热心提倡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文艺,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
  夜晚睡在床上,他辗转反侧,几次起来报安眠药,喝水,解手。
  妻子问他哪儿不舒服,他也缄默着,没有答话。
  1964年新年,茅盾参加了中国文联各协会的文艺整风会。各协会党组领导干部都对照“批示”进行检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他坐在一旁,沉思不语。
  他能说什么呢,违心为“批示”说好吗?或是不顾事实地把十多年来自己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吗?
  7月12日,茅盾又参加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负责人的会议,听周扬、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6月27日作的另一个批示。批示中有:“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多么可怕!他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岂非罪魁祸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到头来,竟是如此结论!
  听过传达以后,茅盾更加沉默了。他什么意见也不说,什么文章也不写。
  此时无声胜有声!
  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一场连着一场。江青在会上大放劂词,把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为帝王相歌功颂德”,舞台上“群魔乱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把一批优秀影片打成“大毒草”,其中包括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茅盾听到江青点了《林家铺子》的名,心中一震,知道江青又要搞什么阴谋了。但他缄口无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写回忆录才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三十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从听传达“两个批示”开始,茅盾就沉默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前来约稿,他都一一谢绝。
  7月号的《作品》刊出他写的评论《读〈冰消雪暖〉》,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报刊上再也没有见到茅盾的文章。
  陈白尘写道:“在那一个混乱的年代,甘于寂寞,甘于沉默,是一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种武器,也是对跳梁小丑们最大的轻蔑!”吴奚如则写道:“茅盾同志不为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慑,不为虚伪而玄高的政治所感,始终保持冷静的沉默、严峻的沉默,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政治风格!”
  这年12月20日,茅盾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议结束,他就被免去了已担任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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