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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第一次做生日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而说不出自己出生的准确日期,恐怕是不大有的吧。然而,茅盾却是这样一个人。
  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家进里就有一条规矩:全家人概不做生日。这条规矩,也不知道是他那主张“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牛马”的祖父订的,还是他的“维新派”父亲“变法”、“革命”的结果。总之,久而久之,茅盾既没有过生日的概念,就连自己出生于何月何日也弄不清楚了,他只记得是在“尚未入伏的某月二十四日”。
  其实,这个“某月二十四日”是错误的。直到1960年,在一些研究者的帮助下,才从他二叔那里彻底弄清他出生的准确日期: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丙申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6年7月4日。
  有趣的是在1945年6月24日中午,茅盾和他夫人一起,离开唐家沱的家,匆匆赶往重庆市区,去参加他的五十岁大寿的庆祝活动。
  这是茅盾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日”。虽然今天并非他的真正生日,往年也不是他的五十周岁,但是他对这些生活细节一向不放在心上,也就听之任之,让热心的朋友们为他操办起来。
  早在春初,中以群就对茅盾说,已打听到他五十岁了,朋友们提议要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祝寿。并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茅盾诚恳地对叶以群说:“朋友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代我谢谢大家。还要请你转达告他们,我不想做寿,一则过去从严不过生日,二则大家工作都很繁忙,没有必要为我的生日惊动大家。”
  谁知到了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到唐家沱看望茅盾,说他俩是专程来谈为他祝寿的事。
  徐冰还说:“这是恩来同志的意见。”
  茅盾听徐冰说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打击反民主的势力,又是恩来同志的意见,于是同意了。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我的生日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想,初夏只有六月份合适,就算作六月二十四日吧!”
  6月6日的《新华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本年六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6月20日,又登载了筹备会发的“通启”,其中写道:“今年沈雁冰先生五十岁了,……
  二十七八年以一,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
  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
  茅盾读了很感动。他写了一篇题为《回顾》的文章,寄给《新华日报》。假座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话会的“寿堂”里,楼上楼下,厅内厅外,已经到外是来“祝寿”的作家、艺术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死里逃生的赵丹等人。
  会场里张挂着贺幛、贺联,还有许多“祝寿”的诗、画、贺词、贺信。冯玉祥赠的卷轴上绘着一只寿桃,题诗:“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群寿过期颐高。”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茅盾尊兄五十寿庆”。老舍赠的贺联为: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巴金的贺信写道:“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想念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叶圣陶送来一首贺诗:“二十五年交不浅,论才衡操我心倾。力排世俗暖姝者,夙享文坛祭酒名。
  待旦何时嗟子夜,驻春有愿惜清明。托翁易老岂难致,五十方如初日明。”
  客人们三三两两交谈着,谈得最多的是对茅盾的印象。
  叶以群说:“不认识雁冰先生的人想象着他的生活,总以为他整日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凝神写作,茶水、饭食都由人服侍上手……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最朴素的,他们不惯用人,日常家务都由他夫人处理,而他也就常常自动地帮起忙来,端菜、打水、抹桌、点灯……
  他都做得非常有趣味。他常常笑着说:‘那些邻舍总觉得我们这家人非常奇怪,老爷也不象个老爷……’那些人们是不会懂得:他根本不要当‘老爷’的。他爱劳动,爱简朴生活,这差不多已成了他的天性。你们说,他这种性格,是由他那二十几年来的不怕贫穷、不怕困苦、对于革命文艺事业的坚持养成的呢,还是由这种爱简朴的性格助成了他二十多年如一日的操守?”
  吴组缃则说:“他的谈锋很健,是一种抽丝似的,‘娓娓’的谈法,不是那种高谈阔论;
  声音文静柔和,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他老是眼睛含着仁慈柔软的光,亲切的笑着,只是一点似有若无的笑,从没笑出声来过。他是这样的随和,任你谈到什么问题,他都流露出浓厚的举,京戏,相声,黑幕小说,托尔斯泰,医药,吃食,等等,都是接过话头,随口说出来,没有一点套头,没有一点成见。他没有一点架子,也毫无什么锋芒和尊严。你和他在一起,只觉得自由自在,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躺下来尽管躺下来,要把脚架到桌上去就架上去。总之,你无须一点矜持,一点戒备,他不会给你心里添一点负担的。”
  《新华日报》的记者把当天的报纸分发给大家。第二版上有王若飞同志写的代论《中国文艺界的光荣,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贺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第三版上方是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新华副刊》以整版篇幅登载了“祝寿”的诗词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已经在望了,”他更加提高声音说,“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街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倘若我看不见,那我死也不瞑目的!”
  狂涛一般的掌声在寿堂里响起。庆祝茶会的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时,已是五点多钟。
  在6月24日这一天,成都文艺界也为他举行了祝寿的活动。叶圣陶在会上激动地说:“茅盾先生二十五年的工作,就好比是举着一盏灯笼,在黑夜里努力地走。我们祝贺他五十寿辰,就要像他那样也拿起一盏灯笼向前走。尽管现在还是黑夜,但光明终将把黑夜照明!”
  昆明文艺界是在25日举行了庆祝活动的。几天后,茅盾收到诗人光未然的一封信,向他描述了庆祝活动的情形。信里还说他向大家报告了两件事,其二是“报告了我的曼德里时,忽然听到您和邹韬奋先生一财殉难的消息,我们为多么悲痛地举行了追悼会,我还烈军属了一首《我的哀辞》在当晚的会上朗诵。而沈先生,您居然违背了某些人心愿,没有死,而且继续写了更好的东西,而且让我们替您祝寿,而且您还会更扎实、更坚强地活下去和写下去。
  昨晚我们吃了您的寿面,吃得很有味。如今可惜的倒是我那首哀辞,它将永远没有发表的机会了,但我也不愿我的真挚的悲愤的语言,从此沦灭于人间,趁着祝寿的机会,我把它抄给您,您该不以为我是太恶作剧了吗?”
  光未然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他很感举地展读起这首《我的哀辞》:“我以暴怒的语言告诉你──/法西斯/我永远把对你的深仇大恨/记在心底/你又一次/摧折了/我们苦难人民的一面在旗……”
  诗的后面有一行小字:“写于一九四二·一·十二,缅京,茅盾追悼会上”。
  他复信:“你的哀辞,我读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相反感觉十分亲切。我感谢为我‘做生日’的所有朋友,其中也有你。你的这首好诗,我将珍藏在身边,它不会沦灭于人间的,总有一天,它会和人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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