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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雾都来去




  茅盾夫妇于1940年11月下旬来到山城重庆。这时,雾季已经来临,到处是湿漉漉的,许多天见不到一线阳光。
  日本飞机大轰炸后留下的一个个炸弹坑,成了一汪汪的水潭。雾蒙蒙中的一处处房屋,大都被弹片震得斑斑驳驳。然而这个战时陪都,比茅盾预料的更活跃,也更乌烟瘴气。
  他们先是住在郊外红岩山上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两天后搬到城内枣子岚垭良庄,与沈钧儒、王炳南两空合住一幢小楼。他们夫妇住的是三楼。
  在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里,周恩来对茅盾说:“请你来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是给你穿上一件‘官方’的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昕会找你谈的。编刊物,扩大进步文艺的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他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
  徐冰是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组长。他向茅盾详细介绍了重庆和整个大后方文化界斗争的情况,并给了茅盾一些《新华日报》及其他材料。
  郭沫若、田汉、邹韬奋、徐伯昕、老舍、沙汀、叶以群等朋友先后爬上小阁楼,看望了他们夫妇。
  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将军派人约茅盾见面。张治中是他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顶头上司,因此他想,约见无非是官样文章,但又不能不去应酬一下。茅盾来到张治中官邸,张治中却和他拉家常。最使他料想不到的是张治中居然谈起了茅盾的母亲,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并对她的去世表示哀悼,表示敬佩。茅盾心想,不知他怎么会了解我母亲的?后来,他才弄清是张治中读了孔另境六月份在报上发表的《一位作家的母亲──记沈老太太》。茅盾对张治中的看法改变了:如此看来,这位国民党大员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个有头脑有识见的人。
  几天后,从新疆传来盛世才诬陷杜重远“与逆精卫勾通”的消息。茅盾不胜惊异,他立即找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商量营救杜重远的办法。在向周恩来征询了意见后,茅盾起草了由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七人署名的一份千字电报,向盛世才婉转而又严正地申辩杜重远绝对不可能“通汪精卫”,他列举了杜重远抗日爱国的言行以及为人耿直磊落等事实,同时电文又给盛世才留下退路,说新疆地处边陲,许多证人证据不易查找核实,难免发生错误判断,希望能将杜案移来重庆复审,他们愿为杜重远作保。一个星期后,盛世才给他们一个一句话的复电:“在新疆六大政策下没有冤狱。”茅盾拿着电报,气得两手打颤,满脸青紫,愤怒地吐出了两个字:“魔鬼!”
  他常去参加全国文协组织的创作座谈会、讨论会,在会上发言。会后回到家里,他就坐在靠椅上闭目默想自己在会上的讲话,对演说稿、讲话提纲细细推敲、修改,然后伏案写成文章。长期以来他已养成了习惯,每一篇稿子都是自己抄写,凡在两页以上的,他都亲手用白线订起,以免遗失。
  一天,徐伯昕通过各种办法,弄来了《文艺阵地》在重庆出版的“审查证”。他交给茅盾说:“现在就看你这个主编的了!”在茅盾提议下,组成了《文艺阵地》的七人编委会。
  叶以群是实际负责人,茅盾是他的“后台”。这样,叶以群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时间一长,茅盾发现叶以群还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专门照顾他这个“党外人士”的。凡是共产党内有什么重要活动或会议,需要茅盾参加的,常由他来通知。而党内的文件、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也由他向茅盾传达。
  二天,茅盾和叶以群商量复刊后的《文艺阵地》怎样“创新”。他提出,《文艺阵地》一定要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应该重视杂文这把锐利的匕首,使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叶以群完全赞同他这个主张。两个商量后决定向编委会提出,刊物增加“杂感”一栏,专登杂文。
  1月17日晚饭后,沈钧儒从二楼走上三楼,神色紧张地告诉茅盾:“刚刚得到的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了冲突,顾祝同的七万军队把新四军一万多人包围并消灭了。
  听说新四军军长叶挺受伤被捕。今天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判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唉,扑克来这次共产党吃了大亏。”茅盾惊愕得半张着口,一时说不出话来。
  待定了定神,他才说:“老蒋这种做法是不打算抗日了,他连一点退路也不给自己留下。
  “是呀,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战的局面,共产党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对付了。”
  第二天,茅盾读到《新华日报》上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天后,徐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已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茅盾心想:他们下令解散,我们又下令任命,真是针锋相对的斗争呵!
  1月20日上午,他应约匆匆乘车来到沙坪具,然后步行到红岩,攀上八十八级石梯,经过黄桷树,沿右侧小路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一楼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向与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介绍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共中央的严正立场。茅盾和大家的心里更亮了。
  那天晚上,徐冰又来到茅盾的家里,对他说:“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有两种前途,一是内战,一是我们打退了反共高潮,继续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我们力争第二种前途……,不过,恩来同志认为,即使争取到第二种前途,今后重庆的环境也会更加险恶,斗争将会更复杂。”
  “那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地从事斗争了。”茅盾说。
  徐冰点了点头,继续说:“恩来同志指示,目前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太集中,为防意外的变故,需要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您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您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我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的。”
  茅盾立即表示:“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儿女都留在延安了,现在只我和老伴两人,行动方便,去那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罢。”
  2月下旬的一天,徐冰约茅盾去见周恩来副主席。他们驱车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请他们在小客厅坐下,然后对茅盾说:“雁冰,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我们建议你到香港去。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很大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万一国内政局发生剧变,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
  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茅盾神情专注地听着,默默记在心中。周恩来又说:“已经从重庆和桂林等地抽调一些人去了,其中有夏衍和范长江,韬奋先生也要去,他地这里不安全。也打算让叶以群去,所以《文艺阵地》恐怕办不下去了。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不久我们有一些人要撤回延安,还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孔大姐可以和他们一起走。”
  茅盾说:“对于我的安排,我没有意见。德止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内,沈太太仍旧住在枣子岚垭,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的有这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这两次你就在家中等通知罢。”
  茅盾回到家里,妻子不安地问:“恩来找你有什么事?”
  “他建议我们去香港。他让我问你,是去延安还是去香港?”
  “我不去延安,我跟你去香港。亚男、阿桑在延安很安全,又有琴秋、仲实照顾,我去了反而没有事情可做。你在香港单身一人,生活上没有人料理,我怎么能放心?再说,如果我要守着两个孩子,去年就不到重庆来了。”
  徐冰赞同他们夫妇都去香港。但是提出两人不能一道走,要茅盾先走,到了香港以后,他妻子再走。
  随后,茅盾隐居到重庆郊外二十公里处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办的职业教育社房子里。
  这里山青水秀,环境幽静。他想到二十天后才能走,如今无事可做,就又拿起笔来,一口气写出六篇“见闻录”:《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和《“重庆雾”拾零》。
  3月中旬以后,茅盾接到动身的通知:坐长途汽车赴桂林,再转乘飞机去香港。经过一个星期的昼行夜宿,在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的两个职员的护送下抵达桂林。
  在旅馆中,茅盾眺望城市明亮的灯火,诗绪萦绕胸怀,写成一首七绝:

        存亡关头逆流多,      森严文网欲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      万里江山一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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