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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在《文艺阵地》上




  战火向上海整个市区蔓延。
  1937年10月5日,茅盾带着女儿、儿子离开上海。他们先坐火车到镇江,再乘轮船到汉口,又搭火车抵长沙。在陈达人和黄子通帮助下,他让沈霞考入周南女中,又送沈霜插进岳云中学。安排好两个孩子之后,他即乘火车到汉口,想搭轮船回上海。谁知战事发展很快,轮船只通到南京。孔德止来电报,让他走浙赣和沪杭铁路。然而一路上火车时开时停,11月5日才到杭州。使他吃惊的是:这天凌晨,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从中午起火车已不通上海。
  归路断了,如何是好?他去找生活书店杭州分店想办法。一个老店员建议他到绍兴,再乘船返上海。
  11月12日晚上,茅盾终于回到信义村家中。妻子在替他炒蛋饭时告诉他:“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了。”
  茅盾想,从现在起,租界已成为“孤岛”,看来得想法离开上海了。
  这年除夕,他和妻子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站在船舷旁,他眺望夜色中的上海,感到恋恋不舍。在这里,他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了二十年,如今在战火的逼迫下,终于要离去了!他后来怀着深情写道:“上海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我开始了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也是在这里我选择了庄严的工作。现在我要离去了,为了祖国神圣的事业。但是我还要回来的,一定会回来!”
  年初,沈雁冰和妻子抵广州,再转车到长沙,和两个孩子会合。然后他只身到武汉。
  这时,生活书店已从上海迁到这里。他去生活书店,见到了徐伯昕和邹韬奋。三人商量后,决定编一本综合性文艺刊物,取名《文艺阵地》,半月出一期。考虑到武汉不可能长期坚守,他们决定刊物在广州编辑、出版。
  一天,茅盾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董必武。董必武希望他留在武汉,参加正在筹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他认为自己还是去编杂志和创作小说更合适。董必武听了,表示尊重他的选择,并介绍吴奚如帮助他组织稿件。
  沈雁冰听说楼适夷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就找到了他,对他说:“你跟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多,请你为《文艺阵地》多组织一些稿件吧。”楼适夷应允了下来。他又向老舍、叶以群、冯乃超、洪深、孔罗荪、宋云彬等人约了稿。然后才回到长沙。2月21日,茅盾携家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张天翼赶到车站送行,并且交给予他一篇为《文艺阵地》写的小说:《华威先生》。
  2月下旬,茅盾一家抵达广州,住在爱群大酒店。他着手编辑《文艺阵地》的稿子。
  有一天晚上,《立报》总经理萨空了来访,对茅盾说:“我准备把停刊的《立报》。
  迁到香港出版,特此来请你去编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
  我要在这里编《文艺阵地》。”萨空了说:“这并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嘛。《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又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而《言林》每期只要二千五百字,你顺手就编了。你可以到香港安家,那边居住条件、写作环境都比广州好,安静,免得天天躲警报。”
  “唉,我最烦躲警报了。可是……”
  “你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寄到广州来排印,反正你只好负责编辑,印刷发行都由生活书店负责,如果有事情要来广州,坐火车两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他们生活书店给你多少编辑费?”
  茅盾对他说了一个数目。
  “那怎么够你开销?现在物价又天天上涨。如果加上《言林》的编辑费,你又住在香港,那里物价便宜,你就可以安心搞创作。”
  一番话使茅盾动了心。经过与妻子商量,他接受了萨空了的建议,举家迁居香港。把家安顿下来后,就埋头阅读、编辑源源而来的稿件。
  3月20日,他把《文艺阵地》创刊号的最后一批稿子发往广州,但是他听说广州的印刷条件很差,简直不能跟上海相比,实在放心不下,决定亲自去看一看排印情况。
  这天,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经营陪着茅盾走进印刷厂。校样拿来了,他发现几乎满篇错字。看看排字工人,技术差,手脚慢;字体不全,许多字要靠手工刻,字行间不用铅条而是用竹条,排出来的版面很难看。心想,果然耳闻不如目见,广州的印刷条件竟如此之糟!茅盾本来打算在广州在两三天,结果却呆了一个星期,天天在印刷厂里校错字。
  巴金到旅馆来看茅盾,见到他伏案校对的情景,很感动。后来他说:“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很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文艺阵地》创刊号在4月1日出版后,各界反映强烈。尤其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反响更加强烈。在这篇近五千字的小说里,张天翼以幽默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想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的抗日官。抗日的青年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读了纷纷拍手称快。
  国民党当局却大肆咆哮,说这篇小说是讽刺政府,破坏抗战。也有一些人忧心冲冲,害怕这篇小说产生的影响不利于抗日救亡。
  面对这种不同的反映,茅盾作为《文艺阵地》的主编挺身而出,先后撰写了《论加强批评工作》和《八月的感想》,高度赞扬和评价《华威先生》。他写道:“《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而且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我这里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都是对于《华威先生》感得很大‘兴味’的),而且更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这也是近半年来文坛的新趋向。这决不是不好的倾向(有人以为这是作家的悲观主义的流露,我则不以为然)。这正表示了作家对于现实能够更深入去观察。……
  诚然,《华威先生》尚多可议之处,这个典型还应去发展,但是以此而作为反对丑恶描写的借口,那就是‘倒掉盆里的污水边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了’的笑话。”
  那些天,他一边忙着编辑刊物,一边为《立报》的《言林》创作边载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同时还不断写作评论,热情鼓励支持第一批抗战文艺作品。
  《文艺阵地》创刊号出版后,茅盾的编辑工作一帆风顺,然而刊物的排印工作却困难重重。茅盾于是和生活书店商量,是否移到香港出版。
  生活书店同意了,却又遇到了麻烦:香港政府怕得罪日本人,规定刊物上不准用“敌”字,连“彼此敌对”、“同仇敌忾”也不准使用,“敌”一律用“×”代替。还有“奸淫掳掠”等二十多个词句也禁止使用。这样一来,刊物上满页××,那怎么行!
  茅盾找到新知识的爱国教育家吴涵真,对他说:“吴老先生,我想,《文艺阵地》虽在香港排印,名义上却仍在广州出版。香港政府是否可通融一下,免去例行的审查?”吴答应去找港府有关方面说说,再给回音。过了两天,吴涵真来说,香港政府里的华人官员倒愿意帮忙,但英国官员一口拒绝,他们还是怕得罪日本人。
  “一本鼓吹抗战的文艺刊物,却把所有抗敌的字眼换成‘××’,在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文艺阵地》是面向全国的大型刊物,它不能受制于香港这个弹丸小岛!茅盾因为气愤,有点口吃地回答。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孤岛”上海。经过与生活书店广州、香港、上海三个分店的磋商,他们决定把《文艺阵地》移到上海秘密排印,然后再把印好的刊物运到香港,转发内地和南洋。由于茅盾不能亲自去上海发稿和看校样,他就写信给留在“孤岛”的妻弟孔另境,请他帮助编排。
  孔另境曾协助他编选《中国的一日》,是可以信任的。从第四期起,茅盾先是组稿、选稿、编稿、编好后由生活书店托人带往上海,然后写信“指挥”孔另境编排。孔另境是个青年作家,他在协助茅盾编排中,常常自作主张。有一次把《旅途中》一篇小说题目下的“笔记”二字改成了“手记”,等到茅盾发现,杂志已经印出。他只好写信告诉孔另德:“‘笔记’二字仅稍牵强而已,‘手记’则不通矣!以后遇有此等情形你还是不要改动。”在另一封信里,他又写道:“大凡我手写手订之件,都看了两遍的,。不会有错误及遗漏,——你所不解或认为不妥者,我都自有其用意也。”他对孔另德就是如此“遥控指挥”。
  那时,有几个青年评论作者常常给他主编的《文艺阵地》投稿。其中一个是李南桌,湖南人,长沙遭到敌机大轰炸后和妻子来到香港,在一家中学教书。
  这年元月,茅盾路长沙,应邀在“银宫”讲演。李南桌听后到茅盾的住址,曾前去访问。
  茅盾当时以为他是想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请求批改习作。出乎茅盾意料的是,他却谈起了文艺方面的许多问题,从外国的到中国的,从古典的谈到现代的,而且很有见地,对于战时文艺也发表了精辟的意见。看到这个青年思路敏捷,很有才气,许多观点与自己一致,茅盾感到惊讶,心中顿生喜爱之情。便对他说,自己要办一个刊物,如果办成了,希望他能支持。后来李南桌接连给《文艺阵地》寄来了几篇文章,茅盾是多么喜悦呵!他把这些文章一一发表在《文艺阵地》上。在《文艺阵地》创刊号至第十三期的二十篇文艺论文中,李南桌的就有八篇。
  从此,茅盾和李南桌的交往密切起来。每当李南桌来访,茅盾总让妻子给这位青年朋友沏茶、拿水果、递点心,和他促膝交谈文艺问题。面对这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听着他侃侃而谈,茅盾为他知识的渊博感到惊讶,对于他善于把所学的原理溶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又用来衡量现实,剖析现实中的矛盾,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深为佩服。
  一些知名的作家、理论家读了《文艺阵地》上李南桌的评论,也给茅盾来信称赞,有的还以为那样老练的文笔一定是某位大作家的化名之作。茅盾复信告诉他们:李南桌是个刚出茅庐的青年,但他是一个读书多而善消化的人,他谦逊,好学,深思,明辨,在他这样的年龄实在难得。
  有一天,茅盾听说他打算系统地写几篇莎士比亚和歌德研究的论文,还有一个构思了很久的长篇小说也打算写,便热情鼓励他一篇一篇地写出来。
  “沈先生,我们有了个孩子以后,我是又要教书,又要当保姆,实在很少有时间来写作,我的论文都是在深夜灯下赶出来的。”李南桌说。
  “我不教书,不当保姆,可我也常常写到深更半夜呀!”茅盾说着呵呵地笑起来。
  “你们一老一小,都是夜猫子。”进来给客人茶杯续水的茅盾夫人插了一句。
  那天晚上,他们谈到了半夜。
  然而,万万没想到,李南桌因急性阑尾炎未能及时治疗而死了。茅盾听到噩耗,顿时惊呆了,跌坐在椅子上了,久久说不出话,泪水潸潸而下。李南桌是他发现的第一个卓越的青年评论家呵!
  茅盾和夫人去向李南桌的妻子表示哀悼和慰问。她含泪告诉茅盾,李南桌在弥留之际神智清醒,念念不忘他的治学写作计划。呼喊:“我要活,要活,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茅盾回到家里,怀着沉痛的心情,在灯下写了《悼李南桌──一个坚实的文艺工作者》,发表在《立报》的《言林》上。为了纪念李南桌,茅盾还把他的论文汇集起来,帮助李南桌的妻子编成一本《李南桌文艺评论集》,并由他推荐给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茅盾在《文艺阵地》上的战斗,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关心和指导。廖承志派从事文化联络的杜埃去拜访茅盾,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并告诉他,以后各期都定期转给他。茅盾如获至宝,拜着《新华日报》说:“有了它,我就有了指路明灯。”
  茅盾以他超凡的组织才能和号召力,组织了当时最广大的作家队伍,象陆定一、地圣陶、萧红、老舍、郑振铎、许广平、丰子恺、刘白羽、周而复、骆宾基、臧克家、田间、陈白尘……等等作家的作品,都从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延安解放区,和大后方寄到茅盾手中,又经茅盾之手刊于《文艺阵地》,为抗日战争呐喊、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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