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诗风的重兴

　　唐寅的《春江花月夜》，是两首五言四句的小诗，其一是：
　　嘉树郁婆娑，灯花月色和。春江流粉气，夜色湿裙罗。
　　在这诗中，首先看到一株株花枝浓密的嘉树优美地摇曳着，灯光、月光与花的色彩融和成一片，荡漾如波，这真是动人心魄的景象！接着写嗅觉：随着江水的流动，传来脂粉的香气。这香气从何而来，原来是露水打湿了夜游的姑娘们，脂粉融入了江波。夜景本来容易写得虚淡，唐寅却借助夜色朦胧的特点，隐隐约约写出各种带有刺激意味的事物，使诗中景象富于诱惑性。“粉气”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很犯忌的，“脂粉气”本身是对诗歌的一种严厉的批评用语，唐寅也用上了，看来是有意的。不过，相似的例子，可以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身上看到，他就有爱舔食胭脂的奇特癖好。再看第二首：
　　夜雾沉花树，春江溢月轮。欢来意不持，乐极词难陈。
　　这首写一对情人在春江之畔、花前月下的幽会。前两句写景，为夜雾所笼罩的花树是幽暗的，在滟滟江波上涌起的月轮是明丽的。两者相互映衬，渲染了美丽而又神秘的情调。后两句用女子口吻，自叙见到情郎（“欢”是情郎的代语）后心旌摇荡、喜不自胜、难以言说。到此为止，留下许多余意。一对年轻生命缱绻无已的爱情，同样令这夜景富于诱惑和感动。
　　《春江花月夜》是南朝陈后主制作的一种乐府歌曲。他写的歌词已经失传了，现存最早的二首短篇歌词为隋炀帝所作。唐寅的二首在体制上仿照隋炀帝，其风格却更接近南朝诗。所谓南朝诗风是怎么一回事呢？历史上宋、齐、梁、陈几个王朝都建都于建业（今南京），统治江南一隅之地。这时期的贵族与宫廷文人，大多持唯美的文学观，排斥政治与道德准则对文学的束缚，强调文学的纯艺术目的，即抒情与审美的价值。他们的诗歌，特别是以描绘女性体貌、表现男女爱情为主的所谓“宫体诗”，大多有语言精巧、色泽秾艳、音节流荡、情调哀伤的特点。唐寅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但有意选用了宫体诗的题目，风格也是有意效仿宫体诗的。
　　《春江花月夜》只是一个例子，在唐寅的诗中，色泽秾艳、偏近南朝风格的作品几乎占了近半数；也不仅是唐寅，在明中叶以后，南朝诗风出现了相当普遍的重兴现象。祝允明、徐渭写过不少类似的诗，晚明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曾经说：坐在高山绿水之间，读《玉台新咏》，是人间一大快事。——《玉台新咏》就是南朝徐陵编纂的一部以宫体诗为中心的诗集。还可以提到大名鼎鼎的汤显祖，他不但作诗好学南朝风调，就是戏曲的曲词，也是那一种轻艳流丽的味道。比如《牡丹亭》中《步步娇》一曲：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
　　这支曲子写杜丽娘游园前照镜时的娇羞之态，以后便是她在花园内与柳梦梅梦中相遇的情节了。
　　但是，众所周知，南朝诗风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十分严厉的批判，宫体诗更被视为“淫邪”的东西，它何以在明代又再度重兴呢？
　　文学实在是很复杂的现象。抽象地说，似乎很简单：文学是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但是，一切情感都能够随意地、充分地表现吗？显然不能。那么，对情感的节制在何种程度上才是合理的？这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不过确实有一个大致的规律：经济越是发达，对个人越是重视，文学中对情感的约制也相应地越是宽松。一种似乎是“罪恶”的情感，换一个时代，换一个地域，很可能就是美好的了。比如一个女孩挽着情郎在大街上走，今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百多年前，却是惊世骇俗，要被骂作“淫浪无耻”的。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方的经济相当繁荣，上层社会中对个人情感的认可也比较宽泛，因而文学表现方面，就比较自由一些。
　　但是，按照严格的儒家文化观念，文学首先是政治和道德教化的工具，在情感表现上，也要求有严格的约制。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尽管宫体诗除了极个别作品有些出格，大多只是描摹女子体态的美丽和没有道德基础的男女之情，但写女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南朝诗歌那种艳丽流荡的语言风格，也不能被接受。因为这不仅是色泽的问题，同时也表现了情感的活跃和诱惑性。所以到了儒学重兴的时代，南朝文学便受到极苛刻的批评。
　　因此而言，就很容易明白南朝时诗风在明代重兴的原因。那就是：随着江南城市经济的发展，反对个性抑制的要求再一次抬头，文学中的情感表现也变得活跃起来。于是许多文人对南朝诗风重新发生强烈的兴趣。这一文学风潮的主要带头人，便是唐寅。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最根本的表现，就是为人的情感争取权利、要求把原来视为“罪恶”的情感纳入审美领域的过程。只是这一种过程，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渐渐地一直往前延伸，而是不断反复。这种现象如加以深入的考察，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