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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到静时方爱僧

  《本事诗》里有杜牧一则轶事: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杜牧当时一举成名,正在得意洋洋,满心以为这下子不说全国,全城总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所以大概在等着别人的夸赞来满足自尊与虚荣。谁知道那奉行“万法皆空”的和尚两耳不闻窗外事,视一切荣华声名为累赘为浮沤,干脆来了个一概不知,这仿佛给杜牧的满心欢喜迎头一瓢冷水,给杜牧的虚荣利禄之心当头一记闷棍,使他惊愕之余,不免悟到这人世间一切如过眼烟云的道理,所以说了一句“始觉空门意味长”。
  如此说来,杜牧仿佛是信仰佛教的了?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也曾引了他《郡斋独酌》诗中“屈指千万世,过如霹雳忙。人生落其内,何者为彭殇”四句,说:“非心地明了贯穿道、释者不能道也。”可是,仔细一读《樊川文集》,就不对了,《书韩吏部孔子庙碑阴》说得很明白:“天不生(孔)夫子于中国,中国当如何?”至于商鞅之类的法家、说长生的道教、舍天地宗庙的佛教,那都是邪说。《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也说得很干脆,信佛是虚妄,信佛往往是罪犯坏人企图求福避罚的幌子,佛教骗人之财,败国之力,所以他赞成李子烈“剔削根节,断其脉络”的抵制佛教政策。杜牧的诗文,一而言“某世业儒学”,再而言“生人已来,未有如(孔)夫子者”,三而言自己希望“仕宦至公相,致君如尧汤”,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儒家信徒。
  那么,杜牧是个坚决反佛尊儒的人吗?现今的文学史著作、各种有关杜牧的论著都是说他信奉孔夫子的“仁义忠信”,要士人“尊儒道”、“知儒术”,并引用了他反佛的言论。可是,再一读他的《樊川文集》,又不对了,他对佛教还是喜欢的,像“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偶游石盎僧舍》),“可羡高僧共心语,一如携穉往东西”(《醉后题僧院》),都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憎恶并不像他那几篇文章写得那么厉害,尤其是下面这首《题禅院》:
  □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诗中大彻大悟的口气像是一个和佛教相对立的人写的吗?
  这究竟该怎么解释?一个人怎么能有两副面孔说两样话?到底哪些话是真话?研究者常常执着于理念的判断而对此感到困惑,其实,只要细细体会一下就能泮然冰释。中国文化常被人称为儒道互补或儒佛互补,而中国文人心里其实也是“儒佛互补”或“儒道互补”。一个心灵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儒家学说盘据的领地,当这些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时,他便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天下连在一起,要入世整顿纲纪,匡扶君王,一统天下。这时,孔子那种诛乱臣贼子、克己复礼的精神和孟子那种“舍我其谁”的豪气就涌上来,像杜牧“辅君活人”、“行仁政”(《上昭义刘司徒书》)、“为百姓去弊”(《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的理想和“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黄州刺史谢上表》)的誓言,都是这个心灵世界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声音。这个时候,他当然把佛教、道教都忘了,即使想起来,也厌恶得不行。可是,当这个社会并不理睬他,也不给他提供英雄用武之地,反而使他束手束脚、处处难受的时候,他就只好转向另一个世界,正如古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于是,他就只好在佛、道所虚构的那个宁静、幽远境界里寻求安慰,虽然有些无可奈何的苦涩味儿,但也自得其乐,可以陶陶然忘掉忧愁。
  李涉诗:“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所谓“昏昏醉梦”,就是卷入世俗事务中忙碌操劳,一旦入禅院与禅僧品茗闲话,就可以排遣烦恼,心里宁静,仿佛生命也在这片刻间得到了永恒,杜牧诗里所谓“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心底里“闲”也想要,“忙”也想要,“淡”也羡慕,“繁”也喜爱,关键是看社会有没有能让他大忙一阵、大干一场的机会。如果有了,他就在青史上留名,现世里成功,也不枉活一场;如果没有,他就在闲适中享清福,在宁静中度余生,倒也不失为神仙日子。所以,当这些文人在社会中不得意的时候,常常要和佛道发生关系,不由地向往那个澹泊境界。
  如果说杜牧早年“始觉空门意味长”还只是双脚踏在门外临渊羡鱼,并没有真的要跨进空门的话,那么,在他屡遭挫折后的晚年,就真的想进这座空门了,只不过他是个意志坚强、极重理念的“世内之人”,所以他才一直没有迈开双脚走入空门,只是在情绪低落、灰心丧气时,总不由地要伸长脖子往门里瞧上一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写道: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他既想“江海去”,又恋恋不舍地“望昭陵”。前人伟大业绩使他心中一直燃烧着理想与事业的火焰,可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又不能不使他哀叹“无能”,所以他的一颗心分成了两半,人格分成了两半,连诗文也分成了两半,忙起来就成了儒学之士,静下来又想起了禅僧。这也许是大多数中国文人的心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