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杜”与晚唐诗坛

　　大凡后一时代的人与前一时代的某个名人有些相仿，人就会以那个逝去的名人作他的绰号，并加上一个“小”字，《水浒》里那个百步穿杨的花荣便称作“小李广”、《三国演义》里那个勇冠三军的孙策就叫作“小霸王”，称“小”并不意味着他的本领不高而只是说明其时代的较后。杜牧与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就是因为他们生于李白、杜甫之后，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的双子星，共同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诗歌巅峰，那么，李商隐、杜牧则在晚唐是两个无人可与比肩的诗人，他们的诗给唐代诗歌史的最后一页添上了瑰丽的色彩。
　　宪宗元和九年（814）以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相继去世。随着中唐这批诗人的逝去，元和诗坛上那种活泼泼的生机和锐意创新的勇气也渐渐消失，虽然白居易、贾岛、刘禹锡一直活到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离开人间，但他们后期业已定型的诗歌创作也只能起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直到杜牧、李商隐等年轻诗人崛起，晚唐诗坛才有了异于前代的生机。
　　杜牧（803－825）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世家的出身是杜牧一直引为自豪的事情，《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诗云：
　　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
　　这一家世传统对他极有影响，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关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还写了《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文章，注释了军事著作《孙子十三篇》，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就像旧时绿林好汉常吆喝的一句口号“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是，且不说他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在那时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难补好唐王朝这件百孔千疮、捉襟见肘的“衣裳”，更何况当权的既非齐桓也非刘备，根本不会理会他的书生意气。所以在他中了进士以后十年时间里，除了一小段在京为御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中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多岁才当了个州官，因而他又常常灰心失望，在他四十四岁任池州刺史时写的《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中，他自嘲道：“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无可奈何之余，就只有一觞一咏，歌儿舞女，“逐日愁皆醉，随时醉有余”。他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式的懒散颓唐，和他时时关心天下事的入世雄心合起来，正好是杜牧一个完整的心灵。
　　比杜牧小十岁的李商隐（813－858）则不同。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开成二年（837）进士，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的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从他的高祖至父亲都只做过县令、州佐之类下级官吏，到李商隐幼年时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他只能苦苦奋斗，从科举开始，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杜牧式的自豪与他是无缘的，倒是一种自卑与自负扭结而成的激奋心理时时占据着他的心灵。因此，他一方面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深深地愤慨与失望，像《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楼》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叹，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心里忧郁难堪的根源之一，所以他比杜牧更笃信宗教，常常在宗教世界里寻找心灵的解脱。同时，作为一个不挣扎就没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样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也不像杜牧那么爽朗开豁，相反，他时时陷入难以排解的忧郁之中。
　　杜牧与李商隐关系不错，他们一为李贺写序，一为李贺写传，在牛僧孺死后，一为牛写祭文，一为牛写碑铭。李商隐还写了赠给杜牧的两首诗，《杜司勋》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说：“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极尽仰慕之情（但杜牧集中没有赠李商隐的诗，也许是没有收或遗佚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差异仍是太大了，气质、出身、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诗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种贵族气质、史家遗风使他的诗充满了理性精神的高朗明快，而李商隐心中的那种浪漫情调与自卑压抑使他的诗郁积了感情的缠绵结绕；杜牧那种洒脱轻快性格使他的诗显出爽利俊逸，而李商隐那种悱恻于情的性格使他的诗偏于沉郁曲折；杜牧那种强烈的入世思想使他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现实精神，而李商隐那种自感不容于世的心理使他的诗常常指向虚幻的想象世界。
　　在晚唐，像杜牧、李商隐那样处境、地位的文人不少，像雍陶、薛逢、马戴、李频等，但他们的气质、性格、思想都与杜牧、李商隐不同，既不像杜牧那么爽利通脱，也不像李商隐那么重于情感，尽管都有满腹牢骚，却都做出一副潇潇澹泊的面孔来，所以诗歌大多写自然山水，意境也比较狭小单调，而多偏于走那种清丽尖新的路数，基本上沿袭的是大历十才子，姚合、贾岛的风格：比起杜牧来，气格要狭窄窘迫些，内容也浅近卑俗些；比起李商隐来，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显豁些，往往千人一面。那种幽幽的伤感、残山剩水的境界，僵化的格律规范，往往使这些诗出现一种与晚唐时代相仿佛的灰暗、萧瑟之气。
　　就是杜牧、李商隐的朋友也难与他们比肩，杜牧称为“千首诗轻万户侯”的张祜绝没有杜牧那种俊逸爽利；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使杜牧“吟味不已，因目之为‘赵倚楼’”的赵嘏更没有杜牧那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开朗的胸襟；最像杜牧的许浑则只是像其皮毛，乍一看与杜牧形似，但仔细读来，就能发现他缺乏杜牧诗那种拗峭的韵律与高朗的批判精神，不仅重复的句式多、相似的意境多，而且显得格调不高，情绪低沉。而李商隐的好朋友温庭筠的诗也不像李商隐那么朦胧深沉，情感郁结，虽然语词意象色彩相似，却由于没有真挚的深情而缺乏萦绕回荡的韵味，显得比较直露浅显；另一位与李商隐诗略有相似的李群玉，虽然也有些诗的色彩、意象与李商隐接近，但总的来说却纤弱柔靡得多，像“多情草色怨还绿，无主杏花春自红”、“酒花荡漾金尊里，棹影飘摇玉浪中”、“二寸横波回漫水，一双纤手语香弦”，简直不像诗而走到词曲那一路上去了；至于唐彦谦、韩偓等学李商隐诗风的晚一辈诗人，那就更有点邯郸学步、画虎不成的味道了。
　　当然，决定一个诗人风格的并非仅仅是气质、性格与思想等内在因素，还应该包括他诗歌所采用的形式、语言、意象等外在因素。一般来说，晚唐诗人在细微局部的审美感受上是出类拔萃的，在捕捉细腻的、富于表现力的意象，选择微妙的语词、构筑幽远婉约的意境方面几乎可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在整体语言形式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完全沿袭了中唐，只不过是对诗歌尤其是近体律绝的格律、音节、用词遣字推敲得更细而已。但杜牧、李商隐则与他们讲究局部的习惯不同，杜牧除了有意在声律上进行一种“陌生化”的改造，形成拗峭峻拔的效果外，更注意意脉的流贯与整体的和谐，他的诗往往浑然完整，很难以句、字摘选；李商隐则更侧重于整体结构的回环曲折，使意脉似断而实续，往往以跳跃性的视角转移造成意境的朦胧恍惚、扑朔迷离，以反差极大的色彩意象与情感内涵融和，使人在不协调处领悟它的妙处，因此也往往使人感到它“陌生”与新颖。唯其如此，他们的诗才能在晚唐诗坛上显示出独特的华彩，并给后人开凿了新的创作途径。
　　历代留下来有关“小李杜”的评论、诗选、传记已经不少了，今人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论著、诗选。本书为了避免重复，采取了类似“札记”的写法；为了避免单纯赏析，又添写了有关杜牧和李商隐生活、交往、影响的一些段落，目的无非想使读者立体地、多面地了解这两位诗人。比如科举常常是旧时代文人一生中幸与不幸的关键，很能影响到二人的心理，于是写了《龙门之跃》；牛李党争是晚唐人难以绕过的大漩涡，杜牧、李商隐在这场风波中究意如何表现，这是众说纷纭的旧公案，于是写了《在党争的夹缝中》；个人生活虽然常常被正统史学遗忘，却常常是了解人的极好机会，于是写了《十年一觉扬州梦》与《一寸相思一寸灰》；而宗教信仰则与诗的关系很密切，《只到静时方爱僧》和《朝了三清又拜佛》就介绍了这两位诗人心中不同的宗教意识。对于诗选，当然尽可能选代表作来进行通俗的赏析，但心里实在不愿意沿袭时下赏析文章的模式，于是在赏析时常常会借题发挥。同时，为了使读者通过“小李杜”这个坐标了解当时诗坛的演变和发展，也特意写了杜牧、李商隐与周围及前后诗人乃至宋代西昆派的关系的若干篇。我们觉得，孤立地看某一事物绝不如综合地多角度地看这一事物，就像悬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如无其他星球当参照系就无法确定其位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