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涣

　　代宗大历四年（769），杜甫泊舟湘江，忽然有个名苏涣的人，坐着轿子前来拜访。在饮酒喝茶之间，杜甫请他朗诵了几首诗，对苏涣的为人和诗篇，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二人来往密切。“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当时苏涣住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定王城门附近，常坐着轿子到市北拜访杜甫；而杜甫在去渔商市场卖药之后，也喜欢去苏涣那里，靠着桌子交谈。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苏涣无疑是杜甫晚年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朋友。
　　“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在这首诗中，杜甫还把苏涣比作汉末隐居岘山、不入城府的庞德公。第二年，杜甫为避乱自潭州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曾向衡州刺史阳济推荐苏涣：文武双全、才略超人，既有战国名将白起的勇锐，又有西汉大侠剧孟的义风，还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采——“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入衡州》）。并对苏涣寄予这样的厚望：“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呈苏涣》）
　　但是，从《新唐书·艺文志》、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诸书所载的有关资料看，苏涣并不是一个庞德公式的静者，据说他年轻时喜欢剽劫，擅长使用白弩，巴蜀一带的商人很怕他，称为“白跖”，比作春秋大盗。后来悔过读书，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累迁侍御史。大历四年秋，应新上任的湖南观察使崔瓘之召，来到潭州，入崔幕府，不久弃职闲居，仅与杜甫来往。崔瓘遇害后，苏涣前往岭南煽动哥舒晃叛乱，大约在大历十年（775），与哥舒晃一起被杀。杜甫原希望他能“致君尧舜”，结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
　　为此，前人对杜甫极口称赞苏涣，感到十分奇怪，有的看作是过情之誉。明人胡震亨认为，这与杜甫晚年寂寞潦倒有关：“苏涣以盗始，以盗终，其人何如人哉！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赞不已，殊可怪。湖南后交游益寥落，穷途倾盖，许与遂至过滥耳。‘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岂独为曹将军哉！”（《唐音癸签》）杜甫晚年的境遇，确实十分凄凉。“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呈苏涣》）。虽然他当时还能收到不少信札，但写信的人，大都碍于诗人声名，来敷衍寒暄而已，那些空泛的爱慕之词，对诗人当时的处境，实在毫无帮助。“虚名”、“泛爱”四字，说尽世态人情。而在这种时候，苏涣怀着真诚的敬慕，突然闯入诗人的生活，对杜甫来说，当然不免有空谷足音之喜了。
　　不过，如果苏涣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凡夫俗子，那么，无论他怎样仰慕诗人，恐怕杜甫也不会对他有这样的赞美。苏涣不是一个真正的“静者”，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奇人。杜甫在苏涣拜访的第二天，即以“记异”为题，作了一首诗。这异，既是记其忽然来访之异，也是记其为人之异。就苏涣一生行事来说，也确实够奇了。正是遇到这样一个奇人，杜甫才大发奇兴，并写了《记异》这么一首奇诗。
　　苏涣早年的经历，和西晋周处、中唐韦应物，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既没有周处的功业，也没有韦应物的修养。他本来就是个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之时，恢复原先的习性，走上叛逆之路，也是很自然的。像这样的叛逆者，历史上并不少见。在这上面，苏涣和杜甫，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当时都怀才不遇，落落寡合。“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鸟雀苦肥秋粟菽，蛟龙欲蛰寒沙水”（《呈苏涣》）。无数不学无术之徒，滥叨将相之位，而才学非凡之士，反倒沦落不遇，真可谓“鸟雀苦肥”、“蛟龙欲蛰”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感受，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是苏涣能够理解杜甫、杜甫能够赞赏苏涣的思想基础。
　　杜甫不仅看重苏涣的为人，同样异常赞赏他的诗篇。据说“（苏涣）有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帅李公。唐人谓涣诗长于讽刺，得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南部新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苏涣诗一卷。现存诗四首，其中变律诗三首，如：“毒蜂成一窠，高挂桑树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这些诗，在艺术上并不高明，和陈子昂高蹈一世、寄兴无端的《感遇诗》无法相比，但充满批判精神，富于现实内容，似乎比陈子昂又进了一步。杜甫晚年所表彰的诗人，除了苏涣，就是元结，因为他们的诗，都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和杜甫的创作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和苏涣成为至交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