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工与隐而工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给他的朋友梅圣俞的诗集所写的序中,曾提出了一种“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他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宾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这样:人们常常说诗人都是命运不好,仕途往往不顺利,以至经常穷困潦倒,欧阳修认为,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诗,却恰恰就是这些人的作品。为什么呢?欧阳修解释说:这些人处境穷困,心中都怀有一定的抱负不得实现,所以往往寄情山水,“自放于山颠水涯”,他们目及那些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于是借情于此,利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心中的郁积,从而能够写出人的真感情,写得深刻。所以欧阳修解释说,并不是因为会写的就一定要穷困,而是正是因为他“穷”,所以诗才写得好。
欧阳修这段话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不少人注意,在后代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不少人对此观点有解释,有阐发。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在历史上司马迁曾提出过“发愤著书”的观点。大意是说,人由于怀有一定的抱负,不得实现,往往会发愤著书,通过著书的方式来倾吐自己内心的郁结。在唐代,韩愈基于此,还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在《荊谭唱和诗序》中他还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所谓“易好”,也就是“易工”的意思。这些都是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直接基础。
“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规律,它的意义不仅是说创作要有真感情、真实感受的问题,而且,还包含了创作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问题,这个观点是十分有价值的。然而,就是本着这一观点,明代文学家吴宽利用类比思维(或曰逆反思维)提出了一个“诗隐而工的问题。他在《石田稿序》中说:
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予则以为穷者其身厄,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
吴宽认为: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倒是对的,但是这种“工”,写出来的大多是悲苦之音。这其实牵涉到作品的特色问题。所以他认为,“穷而工”的诗不如“隐而工”的诗好。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所谓隐者,已经完全忘却了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他们甘心居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已经对官场仕途完全陌生了,把富贵看得像浮云一般,这样高的情趣,这样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当他们用诗歌来表现的时候,那么就是“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所以,比“穷而工”的诗好。
吴宽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其实,他和欧阳修是各自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们一个是讲关心现实社会生活,抒写心中郁积;一个讲离开现实社会,不被那些富贵权欲等等名缰利索所缠绕,讲求内心情操的高洁,精神的超脱;一是讲对于社会生活的把握,并结合个人身世;一是进入一种澄怀忘象的审美。因此这两种创作就表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是以“悲苦”为主要特点,一是以“清婉而和平”、“高亢而超绝”为突出表现。对于吴宽来说,他只不过是偏于喜好后者。其实他讲的“隐而工”的诗和欧阳修所讲的“穷而工”的诗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别、高下之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他们各自揭示了古代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古代文学创作的实例来说,那么,东晋诗人陶渊明和唐代诗人杜甫就很能代表这两种现象。陶渊明常沉浸在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而杜甫身置骚屑兵戈之中,辗转漂泊,却常常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示了自己创作的独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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