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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游仙诗

  曹操不信神仙之说,但却写了不少游仙之作。在他完整保存到现在的十九首诗歌中,述及游仙的有《气出唱》三首、《精列》一首、《陌上桑》一首、《秋胡行》二首等,共计达七首之多,占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强,其比例之高实在是令人咋舌的。以前论曹操诗歌的,极少论及这些游仙诗;论游仙诗的,也极少提到曹操,那实在是很不公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公允的现象呢?也许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既然曹操不信奉神仙之说,那么要说他与游仙诗有什么关系似乎是很矛盾的。这种观点将写游仙诗与宣扬出世的神仙之说等同起来。可视为典型的是唐人李善为《文选》中郭璞《游仙诗》所作的注文:“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然而,这一观点却忽略了这一点:借用或干脆创造神奇的意象,本来就是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莎士比亚的名剧《仲夏夜之梦》中,有这样一段话:
  诗人的眼睛在狂热中转动,
  从地望到天,又从天扫到地;
  以想像力对莫可名状之物,
  赋予形象,诗人的妙笔,
  能给缥缈的虚无,
  以名字和寄寓的地方。
  这里对诗人所作的描述,决不仅仅适用于英国,而具有极其普遍的意义。因此,完整地说,游仙诗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宣扬出世修道的游仙诗,另一种则是仅将游仙作为一种表达感情的意象、一种对人世的反衬、一种艺术表现方法的游仙诗。这两种性质时常会交织、混杂在同一篇作品中,然而其间难免有主次之分而使作品仍具有不同的倾向。
  我们若要找出内容是游仙而并不宣扬出世的例子,是毫不费事的。早在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就已开游仙诗之先河,大段大段地描述了诗人至悬圃、憩咸池、登阆风、求宓妃等等游仙境、接仙人的情景,而大家都知道这些意象在《离骚》中不过是诗人为实现理想所作的各种探索的借喻而已。曹操之子曹植,在《辨道论》中,曾明确地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其为虚妄;甚矣哉!”并且说“仙人者,傥猱猿之属”,将羽化登仙与“雉入海为蜃,燕入海为蛤”等物类变化相提并论。在思想上,曹植也与出世隐遁无缘,一生都在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可就是曹植,也写过《升天行》、《仙人篇》、《游仙》、《五游咏》、《飞龙篇》、《陌上桑》等等游仙诗,其与宣扬出世无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以作《游仙诗》十四首著称的郭璞,在其不少《游仙诗》中所表现的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生不逢时的感慨,其中真正以高蹈遗世为旨归的作品并不太多。
  曹操的游仙诗,其题旨主要是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对超越死亡的憧憬。总的来说,所表现的是他对生命的执著和留恋。他在《气出唱》三首中,描写自己“驾六龙,乘风而行”,遨游蓬莱,与仙人往来,获得了养气等长寿之术,然后又先后登上华阴山、昆仑山、君山等仙境,与西王母、赤松子、王子乔等仙人饮酒观舞,互祝长寿。诗中反复强调的是“寿万年”、“寿万长,宜子孙”,“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在《陌上桑》中,诗人描写自己“驾虹霓,乘赤云”直登昆仑,与西王母、东君、赤松子、羡门高等传说中的神仙相交,接受了他们传授的“秘道”,“若疾风游欻飘翩”般在大自然中飞行,最后以“寿如南山不忘愆”作结。《秋胡行》二首作于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途经散关山时。第一首写诗人在散关遇到来自昆仑的三位仙翁,询问诗人为何“困苦以自怨”,并向他形容了真人们“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的闲暇生活,希望他追随。在诗人“沉吟不决”时三位仙翁已升天而去。第二首写诗人在幻想中登上泰华山、昆仑山,与神仙往还,由此产生“天地何长久”,人生实短暂的感慨。然后,诗人告诫自己,有德行的“大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最后诗人终于在“泛泛放逸,亦同何为”的思考中宽解了自己“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的悲哀。《精列》一诗,写诗人有感于造化创造万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而盼望能驾起螭龙,登上昆仑、蓬莱,超脱于生死之外。然而,想起连大禹、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免一死,则神仙不死之说终属虚妄,“君子”只有承认活一年少一年的事实而“弗忧”。从曹操的这些游仙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有的是生命的赞歌,有的是对超越造化的自由的向往,有的则是以社会理想来克服个人死亡恐惧的理性思辨。
  在屈原的《离骚》中,游仙的部分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并且借喻的作用表现得很明显。秦博士的《仙真人诗》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真正的游仙诗,其后,汉乐府中也留存了一些此类作品。曹操是集中写作游仙诗的第一个诗人,并且他的游仙诗改变了以往这一类诗意境较为单纯的情况,使游仙诗作为独立的类别,在魏晋以来处于与玄言诗、山水诗等并列的地位,其开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而作为继武者的曹植,进而以不同于乃父参差不齐的乐府体的五言诗来进行创作,又正式冠以“游仙”之名,无疑也是发扬这一诗体的一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