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朋友



作者:罗兰

  我一生喜欢朋友。上学的时候,真说得上是“交游甚广”,从最高班到最低班,加上学院部各系,以及劳师、简师、乡师、幼师,各部,每一班都有我的朋友,所以直到现在,只要遇见老同学,提哪一班,我都有熟人,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忘记。喜欢朋友的天性,使我在上学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和朋友在一起,读书反而成了次要的事。而我的朋友是各种性格都有的,有喜欢运动的,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吃零食的,有喜欢聊天散步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左右逢源。看运动会时,因为运动员中有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比别人看得格外起劲,也使我比别人更了解运动规则。和各项运动会的花花絮絮。有音乐会的时候,我也比别人开心。因为演奏或演唱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第一个被她们的琴韵或歌声感动。当我想要聊天的时候,我有喜欢聊天的朋友。当我想要散步的时候,我有喜欢散步的朋友。甚至我想溜出校门去买零食的时候,也自有这一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偕行。而当我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开夜车的时候,我找班上功课最好的朋友,她可以做我临时恶补的老师。

  学生时代的朋友真可说是多彩多姿。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之后,所接触的人,不若学校的同学那样容易相与。所以,在刚开始做事时,所经常来往的仍是以前在学校时所交下的一些朋友。最令我怀念的是一位会填词的同学,她比我班次低。离开了学校之后,赶上抗战,我有一段时期,在乡下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生活很苦。那时,她接济我一切的费用,连写信的邮票都是她附在信中寄来。逢到寒暑假,总是她寄旅费来,让我到天津她的住处去度假。假期里,一切吃用固然是她盛情招待,就连肥皂、牙膏等一应日常用品,她也在开学之前为我买齐。然后,买张车票把我送回学校。而我们在她那间租来的小屋里,成天谈的都是些虚无缥缈。我们谈诗,谈音乐,谈对远方的撞憬,谈属于少女们的罗曼蒂克的梦。现实问题反而不在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过了几年之后,这位好朋友环境转环,而我开始有了一点余力,于是,轮到我为她找工作,接济她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好朋友多半都是在学校的时候交到的。走人社会之后,虽也偶尔遇到一些谈得来的,或在工作上必须合作的人,而且感情似乎也相当接近,但总觉其中缺少一些真正的坦白或诚挚,彼此丝毫不存成见、不设防备的时候就很少。我常说,一个人,一旦懂得如何由别人的环境(而不由他的本人)去衡量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容易交到真正的朋友了。读书的时候,大家穿一样的制服,过一样的生活,受一样的待遇,仿佛同学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相同的。很少有机会去想到某个同学的家世、出身与背景。因此,大家的感情是发乎自然,不带功利与实用的目的的。走入社会之后,衡量人的标准就很自然的有了改变。在认识一个人之前,几乎无可避免的要先了解他的家世与背景。而一旦掺入了这些了解,那感情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像同学之间那么真挚与单纯了。

  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我却是直到现在,仍然毫无办法地喜欢单纯的由一个人的本身去认识他、有时,当我与一个人交往了很久之后,忽然发现了他(或她)有某些显赫的家人或亲戚关系,我就难免感到失望。友情似乎只有在单独的个人之间最容易维持。

此外,一切的关系都会对友情有或多或少的牵制。这种情形,在结婚之后,就更为明显。

丈夫的朋友不见得是太太的朋友,太太的朋友更不见得是丈夫的朋友。尤其这其间还牵涉到不同性别所造成的顾忌,也容易使人动辄得咎。而大家为了迁就家庭,往往宁愿放弃或疏远朋友,不久以前,我想约几位老同学聚一聚,左约右约,这个时间不行,那个时间有事;有的是“老爷”在家,她不便擅离职守,有的是“老爷”不在家,她更不便擅离职守。那么,把“老爷”一同请来呢,大家又一致认为有了他们,谈话都不自由,结果还是吹了,不是女人不要朋反,而是女人结了婚就不属于自己。其实,男人又何独不然?他们结了婚,也同伴不属于自己。为了家庭,总不可避免要牺牲一些朋友——特别是那些最适于做朋友的“名士派”的朋友。

  而且,人们社会经验越深,对朋友二字的了解就越差。前几天,我打电话约一位我认识不久但很谈得来的女士,到舍下小聚。她很世故地一面答应,一面道谢,一面说:

“其实,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在电话里交待一下,也就行了,何必这么客气呢?”当下,我真是欲辩无从,怎么说呢?她已经被功利的人们包围惯了,因而觉得所有的友谊都隐藏着一点功利的目的。而我对她那一点真正的友谊也就无从辨认了。结果,我还是请了她,她也如期光临了。但是,我猜想,她一定到现在还在寻思,我究竟有什么地方需她帮忙。否则,以现在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一个傻瓜肯单单为了友谊而请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