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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诗歌创作在农村主要是表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边区民主建设。这些政治斗争使广大解放区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挣断了封建枷锁，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他们的压迫者面前站起来，向旧社会和旧势力发出有力的控诉，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诉苦会上，斗争会上，他们往往用诗歌作为武器，控诉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在当时，他们并不是想到写诗；也可以说，由于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倾诉了出来，这些话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发而为诗。象《赵清泰诉苦》(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从书《东方红》)就是最典型的一首。据说在翻身诉苦会上，“赵清泰哽咽不能成语；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唱，在哀歌，一字一泪，是痛苦，也是愤恨，直诉到晕死过去，情况非常动人”。他面对阶级敌人，悲愤得肝肠欲裂；由于翻身斗争，他又感到欣喜欲狂，所以唱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 同泰会呀！ 吃人虫呀！ 真可恨呀！ 你逼死我九口人呀！ 今天反了同泰会呀， 明天打了我黑枪也甘心呀！ 又如《揭开石板看》(见同书)，和《赵清泰诉苦》的热烈感情相比较，显得十分冷静，却以生动贴切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强烈憎恨： 集镇观(道士庙)， 好地方， 松柏树长在石板上； 揭开石板看， 长在穷人脊背上。 此外，象《进了地主门》、《短工》、《印子钱》、《翻身说理》等(均见《东方红》)，也都是揭露地主阶级，控诉黑暗社会的诗作。 在农民群众的诗歌创作中，还有很大部分以极大的热情表现自己翻身的喜悦，歌唱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歌唱人民领袖和人民军队。其中《移民歌》就是较为突出的一首。《移民歌》开始由陕北佳县民间诗人李有源用“白马调”编了第一段(即后来《东方红》的头四句歌词)；以后佳县组织移民队南下，李的侄儿李增正担任移民队副队长。出发前，李有源、李增正和大家在第一段的基础上继续往下编，遂成总共九段的《移民歌》。在些基础上，后来又经文艺工作者加工而成《东方红》，其第一段完全按原貌保留下来，不但在全国为老幼所熟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为许多人所知道。作品运用朴素形象的民间语言，传统的比兴手法，抒发了人民群众热爱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真挚感情，歌颂了开天辟地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新时代的到来。除此以外，《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都用民歌手法反复说唱，歌颂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古树开花》更是以农民自己的简朴语言，浑厚有力地讴歌共产党对边区的好领导： 边区人民都一心， 古树开花耀山红。 千年的古树盘了根， 开花结子靠山稳。 延安附近地气宽， 八路军占的米粮川。 毛主席领导老百姓， 丰衣足食不困难。 在内蒙西部的鄂尔多斯草原上，蒙古族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就创作了歌颂了八路军的民歌。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蒙族民歌创作更形活跃。骑兵战斗功臣王青山的母亲宝勒高，在送子参军的大会上唱出了《送子出征歌》，用传统民间祝词的形式表现了蒙族人民对革命胜利的期望和信心，情深意长，相当感人。都古尔苏荣的诗歌《我们的骏马》，生动地描述了翻身的蒙族人民努力生产，以军马支援解放战争的热烈情景。 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发生根本变化的一首好诗，是《选好人》。作品用简洁的语言，抓住解放区民主生活中“豆选”这个十分独特而又意义重大的事件，表现了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和群众内心的喜悦： 金豆豆，银豆豆， 豆豆不能随便投， 选好人，办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头。 这是中国解放区农村民主生活的生动写照。另外，《帮助抗属去打场》、《妇女们，生产忙》也都真切动人地再现了农村热气腾腾的生活面貌。前者抒情地写道： 秋风起， 谷子黄， 家家户户收成强！ 互助组， 来帮忙； 有妮子， 有婆娘， 七手八脚打上场， 抗属老刘喜洋洋！ 后者欢乐的唱道： 春天里来百花香， 妇女们，生产忙： 闹养种，又开荒， 妇救会里好主张。 纺纱生产度灾荒！ 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了长期的斗争，经受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教育，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坚实的，文化艺术上也接受了较多较好的影响，因此，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显得成熟老练，批判旧世界尖锐的力，生动地揭示了旧世界没落的必然性；歌颂新世界豪迈坚定，形象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在艺术上，想象丰富，比喻巧妙，形式活泼，语言朴实有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总之，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农民群众歌唱艺术的新特点。 农民群众诗歌创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另一标志，是旧艺人获得了改造，新的说唱文学得到发展。这些旧艺人，出身贫苦，以说唱为业，且多数为盲人。他们在翻身斗争中也分得了土地，思想上深受教育。在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他们抛开了旧的说本和唱本，开始自编新书或演唱新书，讲说新的斗争和新的人物故事，受到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陕北的韩起祥，河北的王尊三，就是这些获得新生的旧艺人的代表。特别是韩起祥，演唱技术高，创作上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人民文艺丛书《刘巧团圆》收了他几篇新书，是说唱文学的优秀作品，不但故事曲折生动，说白通俗晓畅，唱词优美形象，而且有思想深度。《刘巧团圆》通过刘巧赵住两个劳动者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叙述，写出了边区劳动妇女新的性格和新的命运，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在人民群众中还留有很深的影响，批评了基层工作人员不深入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赞扬了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马专员这样的好干部。王尊三的《亲骨肉》、《晋察冀的小姑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晋察冀的小姑娘》)是两篇传诵很广的鼓词。前者歌颂了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后者歌颂了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李小香英勇对敌的斗争事迹。他的作品细节描绘很生动，语言也流畅明快，不足的是主题不够集中突出。 部队的群众诗歌创作，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就是多数配合作战任务，有很强的战斗性，形式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枪杆诗”、“快板诗”等在部队里普遍盛行，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动手写作。这些作品往往在紧张的战斗间歇中创作出来，富于实际的战斗鼓舞作用。比如，在锦西阻击战中的某部，七天之中就编印了快板式的宣传品七十一种，二万五千余份(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战壕里的文化活动》一文)。又如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是在紧张的练兵场上大量涌现出来的(注：见上书附录的《华中野战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指战员们的这些诗作，反映了人民军队各个方面的战斗生活： 一是歌唱革命的连队。《我是个贫苦的孩子》、《一枝钢笔一枝枪》(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是战士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歌颂了温暖如家的连队生活，用事实说明了人民军队是一个造就“文武全才英雄汉”的大学校。《我也有功劳》(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用朴实亲切的语言，赞扬了连队里非战斗的炊事员的工作。革命战士大部分是翻身农民，每人家里都有一本血泪账。入伍教育和“两忆三查”的整军运动，提高了全军的斗志，也使连队战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六条人命》、《恨蒋贼》(注：这些作品均见《人民战争诗歌选》一书)就是部队诉苦运动中涌现的好作品，歌颂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表达了革命战士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的决心。 二是歌唱人民战争的胜利。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明确的革命目标，使整个队伍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因此，这里的每个战士都英勇善战，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战斗中创造了许多不平凡的业绩。象《打仗要打新一军》、《筛豆子》、《胜利条件说不完》、《人民功臣焦五保》、《好一个铁腿汉》、《山高路又长》、《一个班缴一连人的枪》、《运输队》(注：作品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和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就是热情歌颂人民战争胜利和英雄事迹的生动篇章，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如《打仗要打新一军》写道： 砍树要砍根， 打仗要打新一军。 兵对兵， 将对将， 翻身的好汉， 哪有打不过抓来的兵？ …… “新一军”是蒋介石以美式武器装备的王牌军，它在东北战场上曾经骄横不可一世。但它在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战士面前立即暴露了纸老虎的虚弱本质。《运输队》一诗用含蓄活泼的笔调，把军民同上战场的景象和胜利喜悦的心情表现得十分真切感人。 大多数“枪杆诗”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某种武器的“赞美”或“批评”，表达指战员们参战的决心和态度。如《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红通通》、《我的七九枪》、《我的号》、《炸药包》、《刺刀》、《手榴弹》(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等，都是短小生动的作品。战士们是把武器当作“战友”来看待的，爱护它，赞美它，或是批评它，正表明了他们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再立战功的决心。比如： 我的七九枪， 擦得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蒋。 据记载，这位战士自从贴出这首诗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敌人。”(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这个例证说明了许多“枪杆诗”在实际战斗中都是发挥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号， 真是行， 只要一响全连动， 滴滴哒哒连声叫， 全队同志往前冲， 冲得敌人好象老鼠找不着洞， 乱碰乱窜当了俘虏兵。 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自己的作战武器——军号的感情，同时有适度的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揭露敌人，嘲笑敌人，分化瓦解敌军，是部队诗歌的另一内容。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真理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不但用实际战斗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用诗歌揭露敌人的致命弱点，分化瓦解敌军。《嘴巴仗》(注：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一文)一诗对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工作作了生动的描绘：“嘴巴仗，很重要，能顶几门迫击炮。”这样的“作战”方法，在实际战斗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线的战沟里，战士们教敌军士兵唱起了“为老蒋卖命太冤枉”(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淮海战役火线文艺活动》一文)的歌，使敌军士气沮丧。他们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过来投诚。此外，象《三笑敌人》、《送年礼》(注：见《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用含蓄风趣的语言，把敌人愚蠢无能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战士乐观豪迈的喜悦情怀。 在广大指战员诗歌创作的热潮中，产生了战士们喜爱的诗人。其中以毕革飞(1920—1962)最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参军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快板诗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写作形式，他被称为“快板科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地区的艰苦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建国以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队生活经历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战斗前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工干部，对战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诗就是从革命战争实际需要出发，为革命战士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好懂好记有趣味”，深受战士们的欢迎。赵树理为他整理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分。《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运输队长”蒋介石》、《土飞机》、《咱是造飞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钢》、《学习李海水》、《两挺歪把机枪》、《人民军队大会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讽刺敌人的作品更为出色。比如《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讽刺蒋介石的：“不是我来批评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质量低，数量少，以后可得作检讨。”在《“运输队长”蒋介石》一诗中，则是用“表扬”的形式，通过反语来讽刺敌人： “运输队长”本姓蒋， 工作积极该表扬， 运输的能力大呀大增强， 给咱们送来大批大批美呀美国枪； 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 枪炮人马一齐缴， 一次就送十呀十来万， 步兵、骑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报当收条。 灵活的笔调，风趣的语言，尖锐地揭露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发展的形势。《人民军队大会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动作品。毕革飞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趣味性和煽动性统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描写集中，决不拖泥带水。语言洗炼，又善于设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风趣，很符合战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评影响了战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车开到公路上”，要“结束他的伙食账”，都是采用战士口语来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远，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现象，便为战士们广泛传诵。 工人群众文艺运动的兴起较之农村和部队要晚一点，创作的数量也不及农村和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群众的诗歌创作才日渐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大中城市获得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要用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旧社会的控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文艺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广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文艺运动的发展。 工人群众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也是歌颂党和领袖，歌唱新生活，歌唱自己的紧张劳动，同时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感情纯朴健康，对比鲜明，气魄宏大，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如《盼太阳》把新旧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旧社会里是“冰霜冷，树叶黄”，工人们挨饿受冻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新社会展现的光明幸福景象，则使他们不能不由衷地发出这般纯朴真挚的歌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在人民心坎上，太阳暖，太阳亮，太阳出来人民喜洋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又如《北石坑》写道：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 这是通过两个不同社会里的不同劳动感受的对比，真切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此外，象《红灯颂》(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新年乐》(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红旗歌》、《沙里淘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纱厂女工歌》、《修路歌》、《生产竞赛歌》(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等，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的领导，歌唱新的幸福生活，歌唱劳动生产，抒发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些作品，是中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后发出的最早的歌唱，是解除了枷锁的人们唱出了过去所不能唱的歌。思想上较为质朴，艺术风格上粗犷有力，主题庄严，感情鲜明。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三、五、七言的有韵的歌谣形式，这和民间说唱文学的长期影响有关。其中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歌谣形式，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艾青在《谈工人诗歌》一文中说：“……尽管工人的诗歌在目前还是属于萌芽的阶段，一般地说，思想和技术都还不是很丰富的，对于事物的刻画也不够深刻，但是由于它是从前进阶级的生活土壤中所产生出来的，具备了先天的优越的品质，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将会萌长出非常郁茂的新林，就从现有的成绩看来，也已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非常光明的远景。”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它对于后来工人诗歌创作的预言，也已为事实所证明。 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是获得解放的群众在思想上觉醒的歌唱。他们是战斗者和劳动者，参加了改天换地的各方面的斗争，对于新时代的光明和幸福有切身的感受。他们用自己活泼有力的语言，歌唱自己从苦难走向欢乐，从斗争走向胜利，感情是深厚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比较而言，农民群众的诗作显得成熟完美些；部队的作品则显示出人民军队的革命作风和英雄气概；工人群众的诗作虽还处在萌芽阶段，但也显示出先进阶级的优秀品质。它们正是带着这样新的风格和新的气派，丰富了革命文艺创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营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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