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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年，德干高原（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与此同时，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都是用武力取得的。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12和13世纪大规模的改系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所以，在几个方向上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努比亚在1291年之前，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8个世纪；但由于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努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努比亚人，也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西部苏丹，伊斯兰教从它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11世纪起，就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改宗者。在15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1000多年来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在中国，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3个伊斯兰教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古老。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1353年，它在后来据以发迹的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到1402年它已在1071年前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及欧洲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1402年，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力量被帖木儿粉碎，并分裂为3支互相竞争的势力。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在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的不朽之作是建于布尔萨的美伦美奂的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改变了帝国的面貌，他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马木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非帝国是在1500－1513年突然兴起的。但到1513年，它在东北部已达到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乌兹别克人是金帐汗国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他们在15世纪从帖木儿人那里一点点地征服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威胁着奥斯曼帝国达4年之久（1511－1514年），他重复了1402年帖木儿带来的那场灾难。但在1514年的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奥斯曼人给萨非人以狠命的一击，直到1655年萨非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1516年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1534－1536年吞并伊拉克。尽管如此，1555年萨非人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帖木儿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胡马雍的父亲巴伯尔在1512－1513年间企图从乌兹别克人那里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1512－1513年巴伯尔与伊斯玛仪治下的萨非结盟，但在1513年，由于在另一端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玛仪与乌兹别克人媾和，条件是伊斯玛仪占有呼罗珊，乌兹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巴伯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3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诚不贰的军队，它显然无法生存。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西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伊拉克和杰济拉（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伊朗、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曼人的铁蹄之下。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土库曼人有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柱人领头的大迁移；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以及后来帖木儿于1380年至1450年间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一落千丈。 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但是帖木儿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严厉惩罚察合合汗国和金帐汗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帖木儿1393年劫掠了巴格达，1398／1399年劫掠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1401年劫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帖木儿的行径是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作用。1402年他死后，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肩上。 在帖木儿去世之际，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国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木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蒙古人和帖木儿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生产力、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察克和高加索招募来当兵打仗的奴隶。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改宗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但是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马木路克的埃及，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入境的外国人，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细亚，12世纪时的塞尔柱拉姆苏丹已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吉哈德）。塞尔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它所需要的人才部分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幸免于难的说希腊语的农民，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但在13世纪，拉姆的塞尔柱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流亡的东罗马帝国在1204年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将首都建在尼西亚，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残余领土，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柱人的利益。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又冲击到了拉姆。1243年，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1271年，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受到野蛮的镇压，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细亚领土的注意力。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在1335年伊尔歼灭亡之前，小亚细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它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臣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柱人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到13世纪末，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直接面对3座希腊人的城市伊兹米特、尼西亚和布尔萨。1326年，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1331年占领尼西亚，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 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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