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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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