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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1991） 1984年的最后几个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伦敦情报机构都已知道，克格勃拥护候选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的接班人。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议会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期间，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会晤。在他来英国之前，总部多次要求伦敦情报机构为他准备材料。令人惊奇的是，材料发出之后，总部又来了许多附加要求。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在与克格勃人员交谈后，又询问了别的什么。比如：矿工罢工8 个月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矿工靠什么生活；罢工期间他们的生活费从何而来；他们每周多少工资；他们的工资能保证生活吗等。在戈巴乔夫访问期间，总部一直使戈尔季耶夫斯基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令他每天报告情况。访问显然很成功。“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然而，总部还是担心美国和北约各国，会竭力取得对苏的强大战略优势。1985年2月，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一份篇幅短小的文章，其标题为《美国太空军国主义化政策》。随同这份资料还有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格里宾的一封附函，描述了美国的太空计划，这是“美国当局顽固坚持要取得对苏军事优势”的证明。信中说，美国计划给它的太空站装备“武器，把这个飞船作为轰炸机使用，以击毁苏联的卫星定向系统”。现在。总部比两年前更害怕。驻伦敦使馆武官A·H·萨任中校在外交官和情报人员会议上宣布，据莫斯科核算，“星球大战”系统迟早能截击苏联90％以上的战略导弹。他认为，苏联在研究“星球大战”计划方面很难与美国并驾齐驱。 苏联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它难于与西方竞争。第一总局非常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对其不断增长的巨大的经济优势有精确的估计。西方国家只把苏联看作“带导弹的牛皮大王”，而并非真正的超级大国。苏联以前对西方国家的核打击有一种偏执狂的害怕，现在却担心西方利用它的经济弱点制造阴谋。总部在收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后特别震惊，因为情报列举了美国要搜集苏联各部门的消息，包括苏联粮食和其它国家产品的输入额、外汇储备、国外贷款、粮食的进口与分配等。 1985年年初，第一总局向驻西方各情报机构发出紧急警告：有人要搞“破坏活动”，以“造成苏联经济的严重衰退”，最直接的危险表现在苏联进口粮食方面：“美国企图利用我国农业生产中出现的一些困难，迫使苏联粮食依赖进口，以达到它在将来把粮食作为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武器之目的”。一家经营粮食公司的总经理曾说：“与俄国人打交道很容易，他们不善经商，每吨粮食平均超付了八美元”。第一总局建议说，苏联对外贸易部门要“积极利用”情报员去发现受贿者。进口粮食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质量变得低劣，这造成了“重大财政损失”：不排除这种可能——敌人有专门机构，利用粮食接收公司在直达运输港污染了这些准备供给苏联的货物。 克格勃认为，如果苏联领导层没有变化，苏联经济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就不会停止它们的剥削企图。由于不了解问题就出在苏联的制度本身，克格勃期待着戈尔巴乔夫能带来新的活力，制定必要的纪律，以解决苏联经济停滞问题，并同西方建立可靠的“力量对比关系”。克格勃在不久前等待着契尔年科去世的几个月里（契尔年科于1985年9 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各方面问题给了戈尔巴乔夫以详细咨询，期待着他能以自己对苏联和国际问题的真知灼见，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克格勃送给政治局的报告，完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当然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3 月当选为总书记完全是克格勃的功劳，但总部认为这是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4 月，从1983年12月起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切布里科夫，终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国防部长照样还是候补委员。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表现出对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和国外活动的支持。过去，当西方国家把苏联间谍驱逐出境时，莫斯科虽然以牙还牙，但是驱逐的人员比较少，因为驻莫斯科的西方代表机构本身就不多。 1977年，“哈维克事件”时，挪威驱逐6名苏联情报军官，而苏联只驱逐了3 名挪威人。然而，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以牙还牙。1985年9 月，英国驱逐32名克格勃人员，作为回报，莫斯科驱逐的英国人数量与此相当；1986年9 、10月间，美国从华盛顿、纽约、旧金山驱逐大约80名苏联间谍，苏联立即赶走了同样多的同级别的美国大使馆人员。当时，克里姆林宫根据克格勃的建议，命令在美国大使馆的全体苏联服务人员停止工作。戈尔巴乔夫在支持克格勃的这段时间内，完全是按照葛罗米柯给他的著名信条去做的，即“带着慈祥的微笑和钢铁般的牙齿”。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之前，苏联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其情报机构的无限扩大工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建立了全球电子侦察网，它的任务是监视别国陆军和海军军事设施，这项“荣誉职责”主要是由情报总局承担。到80年代中期，苏军共有40个雷达团，170个营，近700个连。情报总局在20种不同飞机和60艘水面舰艇的协助下，搜集电子侦察方面的情报。在1967年“太空一 189”卫星发射以后的20年内，苏联又把120多颗侦察卫星送入轨道，完成情报总局太空侦察的任务。 克格勃从事电子侦察的第十六局，规模虽比情报总局第六局小得多，但它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充。十六局除了坐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克格动主楼内的核心机构外，在莫斯科市中心还有它的计算中心，在莫斯科亚谢涅沃西北15公里处的昆采沃城，有它的规模庞大的科研试验室。像情报总局一样，十六局在遍布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苏联外交和商务代表团内，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其中大部分主要从事电子侦察情报搜集工作，而对情报的处理和密码破译则在莫斯科进行。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侦察站主要分布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亲苏国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位于古巴的卢尔杰斯，距亚丁湾不远的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共同利用这些电子侦察站。情报总局原则上只从事军事通讯和电子侦察，但它和十六局一样，也利用电子侦察手段搜集政治和经济情报，这两个局在行动上好像是互相仿效。 克格勃十六局一般是依靠第一总局十六处，来获取由外国间谍搞到的密码材料。1985年，第十六处伦敦情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现在他们在不列颠没有能够接近高级密码的间谍。但是，十六处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取得了很大成绩，因为在那些国家，对于十六处的密码分析人员来说，当地的通讯联系就是一本明码册。北约其它成员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1984年总部通知伦敦情报机构，北约一成员国外交部的密码译员（他为克格勃卖命已10年）将调住伦敦大使馆，但在调任前夕，该间谍突然死亡。 1986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再次出现防守薄弱的缺口。当时两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承认，是他们为克格勃间谍潜入大使馆开了绿灯。1987年，警卫人员、中士克莱顿·洛温特里因受克格勃间谍维奥莱塔·塞娜诱惑，被判处30年监禁。但与上一辈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此类事件相比，因完善了安全措施，显而易见，洛温特里带来的损失要小得多。现在克格勃人员再想顺利地潜入了大使馆的密码室，或者在大使馆其它能引起特工人员兴趣的地方安装窃听装置，恐怕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80年代初，在对美国的电子侦察渗透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纳尔德·威廉·佩尔顿事件。佩尔顿1964-1979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1980年1月他自己主动表示，愿为华盛顿的克格勃情报机构效劳。在被捕前6 年中（1985年11月被捕），他向克格勃提供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70年代的活动和安全系统的详细情报。虽然这些情报已很陈旧，但十六处却认为它们异常重要。佩尔顿还编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文件，标题为《通讯参数集》，他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最重要的通讯手段，提供了分析程序和结果。他甚至泄露了五个搜集情报的电子侦察系统，其中包括要从苏联鄂霍次克海海底电缆中获取情报的行动。后来，克格勃叛逃人员维塔利·尤尔琴科于1985年出卖了佩尔顿，这也是尤尔琴科所知道的唯—一个潜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克格勃人员。 在戈尔巴乔夫登上党的总书记宝座之前，克格勃已是一个安全和情报的大帝国，它在国内总计有将近40万工作人员，20万边防部队和大量的预备役人员。十六局虽然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电子侦察情报，但它却没有被授予总局的地位。而对外侦察是克格勃内最富名声的部门，所以，虽然第一总局对内而言规模并不大。但它在20年内发展得异常迅速。1985年，在亚谢涅沃又落成了一座11层的建筑，作为原有的芬兰式20层大楼的辅楼。6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只有大约3000名工作人员，而80年代中期却猛增到12000 名，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愈来愈引起日本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注。 1983年成为克格勃东京机构负责人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在第一总局内有很高的威望。70年代，克格勃在日本的间谍网包括显赫的政治家、记者、实业家和国家公务员，但1979年在东京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逃跑后，它第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沙波什尼科夫担任领导时，情报机构的活动似乎又有了生气。第一总局在1982——1985年的工作计划中，第一次把太平洋地区置于首要地位，虽然日本的名次至今还排在美国、中国、印度、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后。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和亚洲地区还没有特别意义，在三处只有3名人员研究该地区事务（他们同时还要监视爱尔兰和马耳他岛）。 1984年秋天，第一总局召开党委会，大部分高层军官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有人向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有大量的中国侨民，但为什么澳大利亚方面的情报却很少呢？格里宾反问：提问者是否知道情报机构有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呢？发问人不知道，其他高级军官们也不知道。格里宾回答道：在澳大利亚只有7名具有合法身份的克格勃人员，而从事地下工作的完全没有。于是大会决定，要加强克格勃在澳大利亚的实力。1984年，新西兰工党政府靠代维德·伦加的反核计划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克格勃在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在此之前，克格勃在新西兰的力量非常弱小。1979年年底，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茨基赫去休假，另一名克格勃人员也于不久前被驱逐出境，所以B·H·索芬斯基大使受命亲自出马，向社会主义统一党秘密转交援助款项，而这样的事通常都是由克格勃来完成的。索芬斯基因此事被抓往把柄，最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总部为伦加在大选中的获胜而感到高兴，它通知伦敦情报机构，要组织相应活动，让欧洲方面支持新西兰不允许装有核武器的美国船进港的决定，支持反核的政策方针，要把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对待。 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时，克格勃除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一些地区的新领事馆内稍微扩编外，并没扩大在国外的实力。在和以色列、南韩、智利和南非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后，克格勃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公开在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苏联不得不紧缩了克格勃扩大活动范围所必需的外汇支出。 毕竟还有许多人朝思暮想在第一总局内找到工作。安德罗波夫学院教学中心每年要招收300 名学员进人一年级学习，但竞争得相当厉害。通过莫斯科几个有威望的学院、特别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进入第一总局，是传统之途，戈尔季耶夫斯基就是196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列别杰夫，也十分坦然地受纳克格勃的军官们效劳，因为他们都要求把自己的儿子送人该学院。院长曾让一个军官给他寄一份狩猎器具清单，然后他从中挑选了一支带有光学瞄准仪的猎枪。这个克格勃军官很快便把猎枪寄去，他的儿子也顺利地被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他在院长的位置上只干了一年半，1986年年底，他丢人地被赶了下去。 8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越来越抱怨，从莫斯科名牌学院毕业来工作的都是娇生惯养的高干子弟，他们不思努力，却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安德罗波夫采取相应措施，越来越多地从外省招收学员。总部定期要求各地克格勃机关给第一、第二总局输送优秀的年轻军官作为候选人。因此，许多来安德罗波夫学院之前根本就没见过莫斯科的学员开始进人第一总局接受训练。 对中学应届毕业生一直按民族挑选，犹太人进人克格勃的路已被堵死。特殊情况下，只有母亲是犹太人，而正式民族不是犹太族的犹太人，才可以招收入人克格勃。二战时期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希腊人、德国人、朝鲜人、芬兰人也不能进入克格勃工作。有趣的是，波兰人也不能在每天给亚谢涅沃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敬献鲜花的机关，最起码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在捷尔任斯基时期的契卡“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受到怀疑禁止在亚谢涅沃工作。亚美尼亚人也不被接收，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有国外亲戚。70年代在马耳他岛唯一的一名亚美尼亚籍的克格勃军官是姆克尔强，他当时是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当他竭力想得到去美国的委派时，总部发现他在美国有亲戚，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第一总局。然而总部对其他少数民族并未限制。克格勃内部统计表明，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兹别克人及其他中亚人比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可靠。安德罗波夫学院还进行性别和宗教歧视，它只招收男性（第一总局的女职员除外，她们在专门的班级学习），不录取信教者。 1990年第一总局第一次颁布了安德罗波夫学院报考条件：“当然，希望体魄强健，有外语天赋。第一总局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懂两门外语，许多人还要懂3 门以上……燃而，毫无例外，对未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要求是绝对可靠，忠诚事业！”1990年还得知，所有准备到第一总局工作的候选人都应该学会跳伞：“我们不需要胆小鬼”。 安德罗波夫学院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学制略有改变。鉴于过去的教育效果和学员的经验，内设有l 、2、3年制班，学员来后要起新名字、造假履历，这些在他们学习期间一直要保存。通常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不变，而姓要改变，但姓的起始字母还应同原性相同。学员们的家信要由院工作人员亲手转交给他们，防止他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氏。学员们虽都有军衔，但他们平常都穿便装。3年制班每周学习6天44小时：14小时学语言，12小时上情报专业课，8小对学政治和国情学，4小时科学社会主义，4 小时体育课和两小时军事训练。学院内部有两个图书馆，可以借到许多在苏联禁止的外国出版物；阅览室有克格勃的秘密行动材料和学位论文。如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不列颠的民族特征及其在业务工作中的运用》。 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学院的3 个主要系的领导，均由1971年苏联情报人员被英国大批驱逐出境前，在伦敦情报处得以升迁的3 位间谍担任，他们分别为：政治情报处处长尤里·莫金，反间谍处处长伊万·希什金、科技情报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最有趣的课是邀请已经退休的间谍们，讲述他们在西方活动时的亲身经历。 学员们每半年要到莫斯科“别墅”一一一业务培训中心生活一周，在那里他们要接受单独训练和集体训练，内容有：如何招募间谍、同间谍接头、发现盯梢者、瞬间秘密碰头、使用秘室及其它行动方法。国情学被认为是最难的课程之一，内容是西方的传统和习惯，大多数学员难以理解像抵押贷款这样的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训练驾驶技术也被列人课程，克格勃年轻军官的开车技术都不太过硬，这是他们初次被派往国外后出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学院毕业生；只有在接到去亚谢捏沃的任命后，才得以参观第一总局的核心机构（毫不怀疑地说，现在还是如此）。第一周或稍长时间他们跟随克格勃军官见习，因为这些军官的工作正是他们以后要完成的工作，如：监听电话谈话。学会填表、开辟新业务、从档案室索借资料等。然后是交接业务的手续，他们还要填写专门的准入证。平时从国外情报机构来的电报要先由处长过目，由他决定哪些要转给部下们回电或解释。 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在接到首次到国外的任命前，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如果是苏共预备党员，必须先履行转正手续；必须是已婚男人——第一总局拒绝委派单身汉，认为在国外的恋爱关系会严重损害其事业。军官们要非常习惯于自己的“掩护身份”，通常是外交人员、记者、商务代表团成员或运输局成员的身份。每人都要熟记自己的假履历，专门由一个“可恶的律师”对他们进行详细询问，看是否能发现破绽。接着到了检查的决定性时刻。在1979年斯坦尼斯拉夫·列夫琴科叛逃前，每个准备出国的人都应该有3名同事的个人推荐信，后来增加到5名。 每个军官在检查、验证之后，紧接着要制定出一份自己的“训练计划”，并要获得认可才行。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了一位年轻的政治情报人员在三处（负责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澳大利亚一亚洲地区的情报工作）时的经历。当时他已接到前往哥本哈根的委派今，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行动计划”（对非丹麦目标实施行动）和“训练计划”。在此期间，他用一个多星期跑遍了一处（主管北美方面事务）、五处北约分处（主管北约、南欧方面事务）和六处（主管中国方面事务）熟悉资料，接着他在间谍情报局呆了一个多月，在K局（反间谍机关）呆了几周，在A处（特别行动处）和技术战役处又呆了三周。后又参加了一个实践驾驶和提高驾驶技术短期训练班，最后又为使用“掩护身份”工作做准备：先在外交部工作三个多月，然后又到《新闻》出版社新闻处去熟悉了六个月的记者“身份”。 在整个准备阶段，克格勃人员要学习将前往的国家的语言、阅读有关的书和小册子。派去伦敦赴任的人员要按计划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和上级推荐的一系列书籍，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菲尔丁格的《汤姆·约翰斯》到新近出版的列·卡雷的长篇小说，最新出版的恩顿尼·塞姆普松的小册子《不列颠剖析》也非读不可。所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米哈伊尔·柳比莫夫的秘密论文和原《真理报》记者B ·奥夫钦尼科夫有关不列颠的书提出来的。 克格勃人员的妻子也要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班，每周一次，常在晚上，有时是白天。培训班位于莫斯科中心、祖博夫斯基广场上的特别培训中心，该中心是在1980年建成的。在那里，她们要听关于克格勃工作和所到国情况的讲座，他们还被告知，如果丈夫晚间工作，不许唠唠叨叨抱怨不休。1983年8 月，安德罗波夫学院为专门招收来的妇女们开设了一年制学习班，这些妇女都将要随其丈夫走南闯北，一起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在第一总局内工作的妇女要比斯大林后期少，而在国内，90％的中小学教师，80％的医生和30％的工程师都是妇女（政治局委员和老外交官中没有女性）。在亚谢涅沃妇女占不到10％，仅有的一些女性一般都是秘书、打字员、程序编制员、清扫工或者是厨师、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总局的走廊内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中，有一位在A 处（特别行动处）法国分处工作，但她是男人们纠缠不休、亵读的目标，常被称作“吃法国饭的女人”。 克格勃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没有女性，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于是克格勃在1988年开始向社会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员成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1989年莫斯科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5 名年迈的克格勃人员（当然全是男性）：“克格勃内有女性吗？如果有，她们占百分之几？从事什么工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邦达列夫少将有点难堪地答道：“克格勃内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们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说她们占百分之几，我很难回答。坦诚地说，我没料到这样的问题，手头也没有统计数字。”邦达列夫的同事中谁都不愿提到妇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们所从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 第一总局工作人员在国外的日常活动和在亚谢涅沃的一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并没有很大变化。对外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军官都按照三个方向之一在进行着活动：政治情报方向，反间谍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报方向。这三方向人员的相互配量大致是这样：政治情报占40％，反间谍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员在到达指定地点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谨防西方情报机构挑拨离间危险的指示。戈尔耶夫斯基回忆说，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附近商店的售货员和他们每天上班经过的伦敦公园的园丁；他们总认为经常有人监视他们，然而，对于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这段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情报机构每天八点半上班。政治情报人员每天先研究报刊，他们要阅读伦敦所有的重要的日报、周报和定期发行的刊物。每天情报机构人员先从保险柜内拿出标有“急电”字样的双层公文夹，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夹内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作记录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动联络的情报和总部来的重要信件，还有一个记录本是供向莫斯科发电报和汇报情况所用。每个军官都有刻有特殊图案和编号的私人印章，经常带在钥匙链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夹，在锁上用蜡泥塑料贴上“急电”，然后再盖上印章，封好。 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种汇报时用普通纸张，而克格勃情报机构用35毫米的摄影胶卷。克格勃技术人员先破译出情报，再由战役技术人员转拍到胶卷上。总部收到材料后，通常先把它们冲洗显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有重要材料都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从缩微胶片洗印到纸上。给总部的电报首行通常是公式化的标题： 伊凡诺夫同志收 P—77—81090一91一111—126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伊凡诺夫”，这是总部发电报时的密码，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务）。“P”意思是“间谍”，区别于特别行动或由奸细传送的战役情报； 下面从“7” 开始的数字，暗指材料来源。“77”就是情报机构，“78”是文献资料，“79”是官方文件翻译； 数字“8”后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 下面以“9”开头，暗指文件类型，“91”是间谍活动（本文中即是），“92”是机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 数字“11”后面的是情报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经核查，“113”是不可靠； 数字“12”是指情报提供者从事的职业，如“12”是指提供情报的人在政府机关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闻界。 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的汇报并不特别准确。如果情报来自招募的间谍，那么，负责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础上凭空虚构或伪造；对详细的分类情报，他们一般要进行一下查证；而对那些从大众传媒搜集来的消息则较为随便，甚至再臆造一些细节讨好总部。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像这样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1985年3 月25日，要求伦敦情报机构送交一份有关英国对戈尔巴乔夫参加社会党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谈反应的特急情报，政治情报处没来得及同自己的情报人员联系，就凭空捏造了一些评论以讨好戈尔巴乔夫，然后再写上几个真实的联系人姓名作为情报源。第二天，情报机构又接到一封急电，要求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共体谈判的情况。政治情报处人员B·K·扎莫林到英国报界随便走了一圈，便粗制滥造了一份报告，署上几个联系人或秘密间谍的名字。事后情报机构很快就查明，报告摘自经济学家福林·里波尔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苏联成功地窃取西方先进技术一些失败行动的趣闻。情报机构清楚地知道，总部不会接受这篇文章，并会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报告，内有情报机构情报提供者的亲笔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 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战役工作计划中再次强调传统的做法：“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间谍的工作上。”他号召情报处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别要注意青年，让他们渗透到我们感兴趣的目标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为克格勃主席后大概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观点。 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国外活动的两个优势。第一，他确信，瞬息万变的同际政治要求反应灵敏的情报机构；他的闻所未闻的对外政策的首创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对此反应的政治情报。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逃离俄罗斯之前，总部就给政治情报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而从1985年夏季开始，这种要求无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总局的主要优势在于任命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为局长，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夫。舍巴尔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一样，是在外交舞台上开始升迁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工作，此后调到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后开始在亚谢涅沃工作。1971年他被派往印度领导政治情报处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为新德里方面主要负责人，在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报告。 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格尔涅尔所再三重复的那样，苏联打破一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斯大林时期这种体制建立在恐怖和官方信仰的基础之上，而对这种信仰很少有人怀疑过。赫鲁晓夫时期，那种恐怖消失了，官方信仰的人和国教教徒都感到远离了斯大林主义的灾难，相对安全了，要知道在过去那种灾难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曾有一段短期的幻想热潮。但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如同恐怖一样，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也消失殆尽。苏联文学家n ·巴特金称这段时间是“灰色官僚”时期，即统治灰暗、平淡无奇、萧条停滞、行贿受贿、官僚主义。 由于苏联领导人对周围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原有看法已经改变，因此，内部体制变得衰败，而开始实施新的，最文明的对外政策。从斯大林的独裁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这段时期内，没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真正了解西方，他们的天才就在于善于理解克格勃政治情报处提供的情报的深层含义，而这种含义由于情报处思想上的局限性和对阴谋理论的热衷而变得令人费解。在同西方打交道过程中，他们用战术上的狡滑、残酷无情，企图在一些小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和从外交官和情报机构了解到的西方的一些弱点，来掩盖自己的无知。苏联建立了庞大的外交官、间谍、记者和科学人员队伍，由他们去搜集大量的有关西方危机的情报，以帮助苏联实现世界超级大国的美梦。但到头来却破坏了已经从内部开始腐朽的苏联政体。 苏联终于发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领袖人物，尽管他也有许多传统的教条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正确观点。但他很清楚共产主义制度已入了歧途，他准备采取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的最有声望的顾问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在他上台前是一位政治家，他1973—1983年10年间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凭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很了解西方。雅科夫列夫的脑袋只是部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他在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的多次会见中，对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格勃在将核导弹攻击间谍战计划撤销并锁人档案柜以后，也开始更加清醒地一观察周围的一切。 1987年，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速度过快、规模过大。他利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10 周年纪念日，重提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其中包括托洛茨基主义）阴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渗透的旧理论，“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潜力和苏联哲学仍是一些特别机构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搞破坏活动的主要目标之—……因此，它们不仅致力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而且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政策，竭尽全力阻碍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为此，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多次兜售他们那些腐朽的理论，经常从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机会主义学派的仓库中，搬出些陈词滥调作为论据”。遭到切布里科夫攻击的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意识形态破坏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试图“破坏党和人民这一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第二种是传播“民族主义病毒”，这种“民族主义”，“不久前已导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出现挑衅性袭击”。切布里科夫自己也完全有可能相信这种胡言乱语，这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堪。1987年前，切布里科夫同善于随机应变的克留奇科夫非常亲近，他曾劝说后者稍微压制一下传统的阴谋理论，以适合新思维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甚至迈出了破天荒的一步，1987年12月，他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这次访问将签署中短程导弹条约——第一个限制超级大国核军备的法律性文件。克留奇科夫按照惯例，并没有大肆炫耀自己的华盛顿之行。但在此之前，苏联首液从未带着第一总局领导人一起访问西方。 1989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热情地评论克格勃和第一总局领导人“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民主进程混乱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工作”。这之前，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已感到自己的时日将至，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切布里科夫在不得不把克格勃主席的位置让给克留奇科夫前11个月的时候成为政治局委员。任命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担任克格勃主席（以前从未发生类似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总局威望和克格勃重要性提高的最好证明。 克留奇科夫在外交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对世界的客观看法》的告别演说。发言中新旧思维以奇怪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克留奇科夫的这次发言证明，第一总局自核导弹攻击间谍战5 年来对西方的看法已有巨大改变。总之，他的讲话比较乐观。他特别强调，消除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最终成为“完全可以达到”的目标。苏联的国际形象随着改革也已改变：“敌人的形象以及苏联被看作极权主义和半文明社会的形象都正在被洗刷，我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方面的论敌，正在承认我们改革的深度和它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影响。”克留奇科夫说：“我们很难划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政治阶层，同具体地区或国家富有特色的政治力量派别之间的区别。客观地讲，至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客观，还没有摆脱刻板的论调和陈规旧矩，所有说我们对外政策行动很有成效的说法还不切合实际。”克留奇科夫的讲话表明，昔日的对阴谋理论的怀疑还在他的心中徘徊。他没具体提到核导弹攻击间谍战，但他还试图再证明它的存在：“许多从前的任务（第一总局的）还在日程上，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来自核冲突的直接危险。”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还因循守旧地攻击西方、“首先是美国”的情报机关：“他们完全扮演着右翼保守势力突击队的角色，他们是帝国主义‘制动系统’的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是我们改善国际形势道路上的阻碍因素。在西方，间谍狂的广泛行动，和对付苏联国外机构的粗暴的挑拨离间行为没有失去活力，这并非偶然。”克留奇科夫宣称，仅1988年上半年，针对苏联国外使团和公民的挑衅行为就达900起。 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至少在公开场合的立场变得灵活了，他开始了一场活跃社会舆论的运动。他宣称：“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克格勃的形象都应同其高尚的目标一致，那些目标是我们的工作所要努力达到的。”1989年初，克留奇科夫成为克格勃历史上第一位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的主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同其他的克格勃高层人员接受了西方记者采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甚至在国外电视公司放映的《今日克格勃》电影中频频露面。克留奇科夫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接受苏联观众电视采访，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任命仪式上，在那里被迫回答了代表们的96个问题。虽然许多人同意任命克留奇科夫为克格勃主席，但在表决时，仍有26名代表弃权，6名投了反对票。 在克格勃的全部活动中，克留奇科夫关于要与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一直未变。他认为，克格勃的行动要“同苏联法律制度严格一致”，置于党的监督之下，愉快地、主动地接受最高苏维埃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新设的委员会的监察，完全抛弃过去斯大林的恐怖。他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以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虽然克留奇科夫的言行富有新意，但他却明显地有些过分了。他宣称，克格勃内没有告密者，“只有助手”，告密是受千千万万苏联人鄙视的行为。鲍里斯·叶利钦当面对他说：“首先，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而是相关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道德损害……在民主化时期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虽然克格勃积极组织行动，破坏叶利钦的威信，但1990年5 月他还是当选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他也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拒绝接受克格勃的警卫。警卫任务由最高苏维埃秘书处新成立的分队担任。 80年代末期， 克格勃国外行动最重大的变化是开放程度和演说水平的提高。1990年，列昂尼德一舍巴尔申的第一总局局长任命书第一次刊登在报纸上。《真理报》记者获准进入位于亚谢涅祆的第一总局总部，舍巴尔申办公室给他的印象不像克留奇科夫任总局局长时的办公室那样令人望而却步、阴森可怕。搁架上立着一张合巴尔申的孙子的照片，书架上排放着西方出版的有关克格勃的书、索尔仁尼琴及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以前这些书都被认为是反苏作品。舍巴尔申对《真理报》记者说：“现在我们尝试着向国际政治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利用一切机会改善国际关系，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决议。”然而，他对那种对第一总局历史所作的修正主义的诠释却持不赞成的态度。“我坚决反对现在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罪过推到苏联头上的做法。”西方的威胁并未消失：“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敌人的阴谋诡计。”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5 年第一总局的变化主要是表面上的。但在行动上也不能说毫无变化，我们可以从“积极行动”谈起。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并未试图介入该行动领域。1975－1985年10年间A处（特别行动处）的人员从50人增加到80人。A处机关设在亚谢涅沃， 普希金广场的《新闻》出版社还有它30－40名人员。克留奇科夫本人满怀热情地支持“积极行动”、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他对其行动成功抱的幻想过高。他常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一起全面“积极行动”，他的热情似乎由此也感染了国际部。1985年初，A处第一副处长N·X·索茨科夫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 A处在行动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准备破坏美国各项政策威信的材料；组织加深美国与其北约盟国之间冲突的行动；支持西方保护和平的运动。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A处特别引以为骄傲的是组织了“煽风点火”行动，对1985年5月里根总统在欧洲议会上的讲话进行抵毁。一位从事“积极行动”的克格勃高级军官有根有据地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甚至能偷偷把标语塞给游手好闲的人。 在国外情报机构工作的政治情报军官，通常应把25％的工作时间用于“积极行动”，而实际上他们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规定的少得多。就像A 处伪造的文件和材料的质量不—一样，它的人员也形形色色，纷繁复杂。其中，有近50％的军官是“积极行动”专家，但其余的人大都是各处抛掉的渣滓。第一总局中有才能和虚荣心的副博士中很少有人想去A处工作。 它被看作是一潭死水，无人员流动，只要进了A处出国的机会就很少了。 由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叛逃，整个积极行动计划不得不中止，其中包括两项最重要的计划——破坏监督前来苏联宗教生活的凯斯顿·科列吉威信的计划和伪造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寄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国际政策的文件。 80年代末。苏联在西方（而非第三世界）的积极行动的挑衅性减弱了。A 处在80年代初曾为阿尔涅·彼德森这样的西方间谍准备了大量的攻讦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檄文和抨击性文章，但都逐步弃之不用了，苏联对那些曾为克格勃行动作掩护身份的许多组织也冷谈起来。1986年，多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罗默什·昌德拉被迫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承认：“对理事会主席工作的批评应引起注意，同时对这项工作也应给予必要的纠正。”“纠正”的主要方法是任命来自芬兰的约翰内斯·卡斯拉赫季为新的秘书长，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日后他将替代罗默什·昌德拉担任理事会主席之职。但人事的变更未能恢复理事会的威信。1988年，克留奇科夫的妻弟，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主席亨里希·博罗维克呼吁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成为“真正的多元组织”。1989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承认其经费的90％来自苏联后，它失掉了最后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时代，它的行动和优先地位有所改观，似乎一些积极措施还在发挥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继续通过其它组织和渠道（苏联并未明显介入），监督它的“灰色的”半合法化的积极行动。A 处继续同国际部合作，组织“黑色的”或秘密的积极行动，但苏联在这些行动中相当隐蔽。 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部和A处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领域。80年代末期，A处每年假借美国官方材料伪造l0－l5份文件，其中一部分是所谓“冷门”赝品，它们悄悄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有威望的人物证明，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机关正在他们国家进行敌对活动；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大众传媒编造的。在这些伪造文件中，有一封伪造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乌里亚姆·凯西的信，内载1988年，里根总统破坏巴拿马稳定的有关指示；还有一封伪造的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1989年给美国国会的信，内有同美国进行军事、侦察、经济合作的秘密协定。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积极行动”在第三世界最富有成效的战役，大概是把艾滋病出现的罪过归咎于美国细菌武器试验室。这次战役由公开宣传和A 处秘密行动两部分组成。这件事开始于1983年夏天刊登在印度亲苏报纸《爱国者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称艾滋病病毒是美国在马里兰卅进行遗传工程试验时产生的。开始时文章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后来在1985年10月份的苏联《文学报》上被一再渲染。在此期间，俄罗斯出身的东德退休生物物理学家雅科夫·谢加尔教授用“间接证据”试图向人们展示，艾滋病病毒是由人工手段从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两种病毒交合而来的。后来、这种间接证明被完全推翻了，然而，这次伪造的有关艾滋病的充满科学术语的说法不仅风行了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引起了西方大众传媒的兴趣。1986年10月，保守的不列颠《苏格兰人快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由谢加尔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话改写而成的冗长的文章。1987年上半年这件事在4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广泛的阐释。 可惜这次“积极行动”在即将达到成功的顶峰时，被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败坏了名声。1987年7 月，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显然，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担心西方会揭露苏联时常出现的虚伪报道，这会威胁到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在从国际科学组织收到美国官方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的抗议书和反驳书后，苏联首席艾滋病专家维克多·日丹诺夫和克里姆林宫都深为“积极行动”的这次成功战役感到难堪。1987年8 月，莫斯科向美国官方人士声明，关于这次艾滋病事件苏联官方已予以批驳。的确，报刊已完全停止刊登这方面的文章，而从1988年9月开始，苏联的大众传媒再没提及过这件事。 虽然苏联官方在1987年8 月驳斥了艾滋病的说法，但它同时却在第三世界用下流无耻的积极反美行动来补偿。最成功的一次行动，是刊登了美国人将拉美孩子解剖后进行器官移植的事件。1988年夏天，在布鲁塞尔的亲苏组织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再次提到了此事，后来报界在50多个国家就此事大肆渲染。1988年9 月，法国共产党员、欧洲议会议员达内丽·杰玛尔什女士建议官方给买卖儿童器官的人判罪，并把要控诉的材料作为报告寄给国际民主法学家协会。在众多会员缺席的情况下，协会就此建议进行了公开表决。一些与克格勃无关的人员也参加了这场粗制滥造的闹剧，如叶戈娃领导的情报网，1989年在它的杂志《觉醒》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文章，该杂志发行量达l100万份，用54种语言出版。希腊一家报纸写道：在美国可以随便买到人的心脏，价格从1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其它捏造的说法在1990年也遍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如有一种谣言， 说美国正在研制或已经研制出“民族武器”，专门消灭有色人种。1990年之前，新思维政治完全禁止苏联报界反西方虚伪报道潮流的泛滥，但对A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规模行动却没有多大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克格勃对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莫斯科对它的第三世界的几个恐怖主义者朋友的恶感不断增加，这在卡扎菲上校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84年4 月17日，利比亚人在伦敦塞恩特·詹姆斯街心公园的利比亚大使馆（利比亚人称大使馆为“人民委员会”）前游行示威，这成了苏联和卡扎菲关系的转折点。利比亚安全机构的一军官从一楼窗户向示威人群开了枪，打死了女警察伊冯·弗莱切尔。不列颠马上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把60多名利比亚官员和卡扎菲的一些追随者驱逐出境。当时《真理报》就此枪杀事件异常坦率地写道：“没想到开了枪……结果一名女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更有甚者，华盛顿散发的报告说，借助间谍卫星截获了一封从的黎波里寄往伦敦的密码信件，信中命令，大使馆人员可以向游行人群开枪。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不列颠当局通过了同利比亚断绝外交关系的决议。”《真理报》刊登了利比亚的反驳文章，但读者毫不怀疑大使馆内有人确实开了枪。 顺便说一下，克格勃对枪杀弗莱切尔事件的了解，要比《真理报》对读者讲的多得多。1984年4 月18日苏联驻伦敦情报机构，接到总部的电报，其中有可靠消息说，是卡扎菲亲自命令开的枪。电报还说，为了监督这次行动，利比亚情报机构这方面的专家专程从东柏林飞往伦敦。后来里根总统称卡扎菲是“古怪的下流坯子”，总部对此很赞同。1985年3月，卡扎菲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称开枪时打死了“一条野狗”。总部评价说，这个讲话证明卡扎菲本人是一个彻底的行为偏激狂。卡扎菲声明说：“我们全国人民具有合法的和神圣的权力去消灭我们的敌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他还解释说，建立由150 名经过培训的恐怖分子组成的“穆塔拉比索温”（意思是“时刻准备着！”）新纵队是为了在全球肃清利比亚的敌人。 总部不赞成卡扎菲把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资金、武器、炸药再提供给爱尔兰共和军。70年代末英国报界曾宣称，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恐怖分子获得了苏联武器。后来克格勃一名高层领导做了紧急调查，查出武器来自利比亚。当时莫斯科正式介入此事并声明，它对于卡扎菲这一作法及购买苏联武器的诡计所带来的后果不负责任。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立场改变了，苏联十分不安地盯着恐怖分子使用苏联武器。 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与在都柏林的克格勃军官和以记者身份来到贝尔法斯特的驻伦敦情报机构人员建立联系，但总部对此不予理睬。克格勃驻都柏林情报机构通常很不乐意去同这些非法组织有所接触，因为他们认为在爱尔兰似乎没有任何保密的可能性。克格勃军官们说，随便走进一个啤酒馆，听听那里的谈语，都可令人惊奇地了解到许多情况。而总部对来自爱尔兰的间谍的汇报并不特别满意。1985年2 月，三处处长尼古拉·格里宾来到都柏林检查工作，并想竭力提高当地克格勃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此前几年，他曾写了关于北爱尔兰情况的书。当时，总部把爱尔兰作为年轻地下工作者的训练场，他们一般先在那里干上一年半载，以便在接到去更重要的国家的（按克格勃的观点）任命之前，了解爱尔兰和不列颠的生活。 总部不太想和恐怖主义者小组有牵连，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这方面的表现更明显，这是因为过分害怕自己也成为恐怖主义行动袭击的目标。1985年4 月，总部发出由克留奇科夫亲自签发的通令，要求对8、9月间发生在保加利亚的一系列爆炸事件予以重视。虽然制造爆炸的凶手还未查明，但克留奇科夫宣称，炸弹装置的复杂性证明有一个西方的“特别行动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克留奇科夫自然倾向于西方可能耍各种各样的阴谋，因此他认为，西方可能试图利用恐怖主义破坏苏联盟国的稳定。他担心西方利用保加利亚侨民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有可能成为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类似活动的恶劣先例。克留奇科夫建议各驻外情报机构与当地警察局取得联系，并向它们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危险的国际间合作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协商合作已经开始了。古克在1980－1984年任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的4 年间，先后约有10次同当地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向它们提供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者的情报。当然，他主要是通报恐怖主义者对苏联目标的潜在威胁，但他很少提供恐怖主义者可能袭击自己仆从国的情报。 约在同一时期，即当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克留奇科夫关于保加利亚爆炸事件的通令后， C局 （从事地下活动和特别行动） 局长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前纽约情报机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请他寄来了一套有关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和西方特别行动的材料。其中，最令人奇怪的请求莫过于索要彩色电影《制胜的勇士》的拷贝，德罗兹多夫认为，通过这部电影能找到英国特别航空机构一些战役方法的秘诀。除此要求外，他还要求提供左翼恐怖主义分子小组、不列颠“特别军事分队”、武器交易行动及古怪、神秘暗杀行动的情报。C 局甚至想知道英国生产的防弹背心的详细情况，这种防弹背心重量不足2 公斤。德罗兹多夫是作家弗雷杰里克·福尔赛特的忠实崇拜者，他再三建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一读他的小说《第四备忘录》——它是克格勃人员的案头必备书。如德罗兹多夫所说。该书描写的是一名克格勃特别行动专家朝夕思慕的幻想：为了使左翼政府掌权，在大选之前，苏联间谍在英国的一个美国航空基地制造了一起小规模的核装置爆炸案。 根据德罗兹多夫开列的这张清单可以看出，他很想更多地了解特别行动和恐怖主义行动的情况。但戈尔季耶夫斯基猜想，他可能想在英国实施一项克格勃早已计划好了的特别行动，德罗兹多夫一再要求伦敦情报机构租一些空仓库、这引起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怀疑：他确实在寻找储存武器和特殊设备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一再索要一些情报，而这些情报只有在为克格勃某项战役组织掩护时才需要。 显然，克留奇科夫对恐怖主义向苏联蔓延的担心压倒了德罗兹多夫在西方掀起冒险的“特别行动”计划。1988年10月，克留奇科夫接替切布里科夫任克格勃主席之职后，东西方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成为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主要题目。 1988．年12月，一架从高加索起飞的“伊尔”客机被劫往以色列后，克留奇科夫说：“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新阶段。”在此之前的15年间曾发生过15次劫机事件，它们虽都被及时制止了，但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报界对此只字未提）。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劫机犯要求飞机在以色列着陆时，克留奇科夫说，“克格勃没反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同以色列能相互理解”。结果没发生流血，“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名参加该行动的工作人员遇难，甚至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丧生”。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以色列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并遣返劫机犯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公开表示感谢。克格勃对此表示赞同。克留奇科夫的副手维塔利·波谱马廖夫将军在就劫机事件首次举行的西方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这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就此类事件进行的首例合作。”克留奇科夫的另一副手格尼·阿格耶夫将军向塔斯社提供了事件的详细情况，他说，劫机小组的策划者帕维尔。亚克什扬兹是个吸毒者，克格勃给了他麻醉剂。“因为我们认为，这能使他平静下来。” 1989年克留奇科夫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号召克格勃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它西方间谍组织在与恐怖主义斗争时进行合作：“恐怖主义者的一只翅膀用来对付美国，另一只对付苏联。我们对消除本世纪的这种可怕现象都很感兴趣。如果我们采取最果断的措施，那我们就会很快结束这种罪恶。恐怖主义的残余部分还可能存在，但它仅仅是残余部分，不是恐怖主义本身。”7 月，克留奇科夫在对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和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指出正在增加的核恐怖主义的危险，这也是东西方国家间情报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高苏维埃的听证会上我曾讲错了一句话，即当今世界已丢失了几吨浓缩铀。可不是几吨，而是几百吨。虽然我们可以猜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当今世界上知识迅速传播，技术潜能越来越高，以致于很容易地就能组装出一个核装置，它恫吓的已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民族。我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全球罪犯猖撅。简短地说，我们都准备在同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的斗争中合作。”1989年10月，克留奇科夫宣布解散研究持不同政见者的五局（它的职能转给了第二总局，但在形式上已被淡化）和成立维护苏联宪法体制的新局，该局要协调同“70年代初以来席卷全球的恐怖主义”的斗争。他还宣布说，克格勃70年代在苏联揭露并打击了“1500多名带有恐怖主义企图的人”。同时，克留奇科夫还派了两名不久前刚刚退役的克格勃高级军官，前去参加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秘密会议，并讨论同恐怖主义斗争的方法，他们是前第二总局副局长费奥多尔·谢尔巴克中将和前第二总局反恐怖主义专家瓦连京·兹韦兹坚科夫少将。 但是克留奇科夫对其本人建议的，这种和平时期进行循史无前例的情报合作划定了界线：“侦察，这是一种无规则的游戏。虽然它具有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很遗憾，并不能使我们签署一些协议，规定我们如何、按什么原则来进行相互争斗的情报战役。但是我想，干我们这一行的应该始终烙守‘礼貌的准则’。”克留奇科夫提出的这种有限合作，使西方情报部门传统的恶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我们知道，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报界经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它描写成“令人极端厌恶的啊牙裂嘴的丑八怪，贪婪地吞食诚实的纳税人钱财的吸血鬼，粗暴践踏一切道德准则、凌辱全民族尊严的恶魔”。70年代，第一总局内敢于明目张胆地极力批评克留奇科夫的，是英国事务专家米哈伊尔·柳比莫夫和美国事务专家奥列格·卡卢金；前者1980年被解职，后者是第一总局内最年轻的将军，1980年被派往列宁格勒，他们都渐渐地被人忘掉了。 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 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 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则通过电视注视着他9 天凯旋式的访问。访问结束时新罗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乡克拉克夫，他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对我都是非常珍贵的”，感动得许多人在街上号陶大哭。当时已经腐朽的国家政治体制同教会的道德威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部对克格勃参与1981年谋杀教皇的企图的说法不一致。几乎有一半同戈尔季耶夫斯基谈过话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会干这类谋杀活动，即使是借保加利亚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则怀疑从事特别行动的总局八处与此事有牵连，也有一些人对谋杀未遂表示遗憾。 1983年约安·帕维尔回到故乡，当他号召对波兰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人起来保护教堂时，共产党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点。1984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部宗教事务处绑架和杀死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甫——叶日·波佩留什科的父亲，大约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瓦文萨在他的墓旁高呼。“团结工会永存，因为你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鲁泽尔斯基为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命令公开审判凶手，这引起了第一总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总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进行一系列积极行动，破坏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的威信。 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米尔克和沃尔夫两人结仇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关于如何巩固米尔克和沃尔夫的影响以对付昂纳克、如何保证他们二人最后不分道扬键的问题在总部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辩论在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举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如此，1985年总部还是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再给苏德关系带来紧张因素。 在东欧各国中，总部最担心的莫过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腐败的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齐奥塞斯库已同华沙条约组织貌合神离。1983年第一总局十一处（负责东欧事务）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况的资料预言。该国在近几年内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目前它已踏在破产的门坎上。那份资料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失去苏联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怀抱。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之前，就已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最后两年内（他先是副职，后任驻伦敦机构的第一把手），总部曾几次询问他西方各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制度最终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华约组织成员国迅速，而且还伴随着巨大的流血事件。 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衰落之前，总部大概已经容忍了它们的解体（在公文中总部习惯上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它们的解体威胁到了“冷战”以来苏联各盟国间精心编织的情报合作网。在东欧各国，按照克格勃模式组建的当地安全部门毫无例外地都是主要的镇压工具，因此它们是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标，90年代初期它们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以前的威力。 到1990年年初，克格勃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指望在对付北约和西德的行动中得到东德情报总局的帮助，在针对法国的行动中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在反对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的行动中得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了。苏联同东德的情报联盟已遭到失败的命运，因为在统一的德国内，原来的情报总局对外分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部门一样，都将不复存在。虽然要彻底破坏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基地，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那时苏联将失去国外规模最大的情报基地。苏德情报联盟的结束对克格勃自身的一些行动构成了威胁，比如著名的克格勃情报中心的建立，就是利用了东德的计算机设备。 苏联及其盟国的衰落对克格勃的拉美盟国也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虽比昂纳克在位时间长，但他越来越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1987年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团抱怨说，古巴对外情报部根本不允许沾它的边。局势变得严重了，切布里科夫亲自前往古巴，试图恢复正在破裂的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这次古巴之行大概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结果。克格勃显然没预料到，桑地诺分子在1990年2 月的尼加拉瓜大选中落选，此次失败威胁到了克格勃在尼加拉瓜的四个电子侦察站。由于苏联大量削减对古巴的援助，将给卡斯特罗的前途带来影响，同时也将对克格勃在卢尔达斯的一个规模宏大的电子侦察站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它的未来埋下了祸根。通过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总部，克格勃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领导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前体育明星尤里·弗拉索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克格勃不仅仅是一个机关，它是真正的地下帝国，至今为止没向我们公开过秘密，却只给我们开辟坟墓。”总部对开放档案馆的每一次要求都很神经过敏，这表明了档案内容的极其重要性。1990年立陶宛要求独立时，克格勃的主要反应是首先销毁了当地档案馆内成千上万的案卷。《维尔纽斯广播》宣布，立陶宛的克格勃主席爱德华达斯·艾斯蒙塔斯承认，大部分档案或销毁，或运往了莫斯科。艾斯蒙塔斯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后就退休了。 对克格勃来说，最危险的是对外行动的档案。80年代末期，克格勃竭尽全力，想把二战时期在卡延森林杀死一批波兰军官的责任推脱掉。1989年3 月，波兰共产党终于决心把那次枪杀的罪过推给克格勃。波兰报纸刊登了在死者口袋中找到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他们是被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俘虏被处决的。但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克格勃新闻局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德国人，并拒绝对延缓召开的苏波联合会议做出预估。当《莫斯科新闻》报要求克格勃对波兰提供的证据要么“承认”、要么“驳斥”时，各种威胁使朝该报主编一拥而来。一些被告知卡廷枪杀事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将们向《莫斯科新闻》报宣称，好像是克格勃命令他们对此事守口如瓶。只是在1990年4 月。戈尔巴乔夫总统亲手把一些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次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文件交给雅鲁泽尔斯基后，克格勃才最终承认了这个逃脱不掉的责任。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又陆续发现了几处填埋大批波兰军官的坟墓。 总部害怕公布任何一个有背景的外国人的档案资料，这在瑞典外交官劳尔·瓦伦贝格一事中能得到很好的证明。瓦伦贝格1944－1945年在布达佩斯时曾救过数千名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瑞典的外交保护。但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后，他就神秘地失踪了。他一失踪，瑞典政府、他的家庭和社会都要求莫斯科说出他的下落，但克格勃拒绝吐露事件真相，这就使得一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说瓦伦贝格至今仍活着，他被关押在某个监狱里。1957年，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交给瑞典驻莫斯科大使一份备忘录，内称瓦伦贝格在1947年因心肌梗塞死于苏联监狱。苏联当局至今还把这份伪造文件视作“确凿事实”。可是，克格勃为了减轻国际社会对它的压力，在1989年10月邀请劳尔·瓦伦贝格的亲友代表，包括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尼娜·拉格尔格连、弟弟加伊·冯·达尔杰尔赴莫斯科谈判、克格勃副主席瓦季姆、彼得洛维奇·皮罗日科夫和外交部副部长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尼基福罗夫接待了他们，并把瓦伦贝格的护照、一些私人物品和1947年7 月17日由卢比扬卡监狱主治医生署名的瓦伦贝格死亡伪造证明交给他们。皮罗日科夫和尼基福罗夫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说尽管在克格勃档案馆内“仔细”搜寻，但没找到更多的有关文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公开表示怀疑：克格勃关于如此重要的外国外交官事件的记录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其实，有关瓦伦贝格的大量文件并未失踪，只是克格勃认为不便公布而已。克格勃保存的瓦伦贝格案卷中说，苏联红军占领布达佩斯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便竭力要招募他，但瓦伦贝格随即便拒绝了。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担心他将其企图张扬出去，便逮捕了他，转送到苏联。莫斯科后来继续采取措施招募他，但都失败了。他被枪决的时间不晚于1947年、1989年，克格勃为了制造谣言、混淆视听，便强拉硬拽把原“积极行动”的宿将拉多米尔·波格丹诺夫请了出来，他曾是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事务研究所副所长和苏联维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波格丹诺夫1957——1967年任克格勃新德里机构负责人，在把印度变成苏联“积极行动”的一个中心方面起了主导作用。1989年春天，他开始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客人和记者的情况，其中说瓦伦贝格曾是1944年拉夫连季·贝利亚同纳粹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亨里希·吉姆列尔秘密谈判的调停人。莫斯科《新时代》周刊过去是“积极行动”的一个渠道，现在继续干着这种诬蔑行动，它把瓦伦贝格描写成花花公子、好色之徒和阿道夫·艾希马恩的朋友一一此人是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主要人物。 目前克格勃已无法保住自己的秘密了。东欧的民主革命就像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样，来势凶猛，这样，通过苏联集团以前的盟国公布的一些秘密就使克格勃陷于尴尬境地。 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关于克格勃1978年10月暗杀保加利亚侨民、作家格奥尔吉·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无疑会使克留奇科夫坐立不安。在马尔科夫死前几个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寻求克格勃共同行动，以堵住以马尔科夫为靠山的侨民的嘴，因为他们通过西方大众传媒攻击日夫科夫本人。总部立即答应，并从克格勃现代化秘密实验室的仓库中给日夫科夫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了一些样品。这个秘密实验室隶属于技术战役局，受克格勃主席的直接控制。克留奇科夫亲自批调第一总局K 局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将军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联系，使用克格勃实验室研制的毒药。7 年后戈卢别夫领导这个实验室毒药的研制和使用，在一次试验失败后他被迫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承认了试验的实情。1978年戈卢别夫曾三次或是四次前往索非亚，帮助那里的同行们策划对付侨民的行动。 住在英国的一位保加利亚侨民是这次行动的第一个靶子。当他到欧洲大陆过节时，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招募的间谍把毒药涂在他住室的屋顶上，像克格勃实验室保证的那样，毒药滴下来渗进皮肤，将人致死但不留痕迹。此人后来虽大病一场，但还是活过来了。在得到克留奇科夫同意之后，戈卢别夫又来到索非亚开始了下一个袭击行动。按照戈卢别夫的请求，克格勃驻华盛顿中心机构买了几把雨伞寄给总部。技术战役局取下伞头，然后换上一个含有剧毒蓖麻毒素的金属伞头，尖利的伞头能刺进受害者的身体。戈卢别夫带上这样的伞前往索非亚，教给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刺客使用的方法。格奥尔吉·马尔科夫是这种毒辣手段的第一个牺牲品，当时他在 BBC国际部保加利亚处工作。马尔科夫在医院临死前对医生说，他在威斯敏斯特桥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那人用伞刺伤了他，但道了歉。后来在马尔科夫右大腿上发现了一处小伤口以及如同针头大小或稍大一点的遗留物。但是，开刀前蓖麻毒素已经扩散了。 保加利亚侨民的第二个受害者是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谋杀发生在马尔科夫遇害后一周，这次是在巴黎，但以失败而告终。在蓖麻毒素侵人血液以前，金属头就从他的身体里被取出来了。在1989年末托多尔·日夫科夫被逮捕以前，马尔科夫的遗孀来到索非亚，要求尽力查到杀害丈夫的凶手。不管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关于马尔科夫的专案文件是销毁了，还是送往莫斯科了，但是，前国家安全部了解该谋杀案真相的人肯定还健在。随着保加利亚民主进程的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大胆说出真相。 尽管“公开性”、“民主化”的宣传运动已经展开，但克格勃似乎仍是戈尔巴乔夫时代改组最小的组织之一。现在克留奇科夫被看作克格勃历史的象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了破坏苏维埃制度的进程。1991年8 月，他成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领导人之一。然而政变没能推翻戈尔巴乔夫，却使他自己和其他几位阴谋家成了阶下囚。 克格勃正企图努力掩饰它曾参与斯大林的恐怖活动和“停滞”时期的一系列犯罪活动的事实。但苏联公民越了解克格勃令人厌恶的历史的详情，越禁不住要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不能彻底改造这样的组织吗？东欧各国的人民已经开始谴责所有像克格勃一样的国家安全部门。人民迟早会摈弃克格勃。1989年人们举着蜡烛在克格勃总部大楼周围游行，以纪念几百万恐怖手段的牺牲者们，这是“摈弃”的第一步。1990年在距克格勃大本营不远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建起了一座“殉难者”纪念碑， 1991年8月政变时，激奋的人们推倒了克格勃的象征标志——委员会创始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纪念碑。 同其它任何大国一样，苏联既需要对内的安全机构，也需要对外的情报部门。但是，要想拥有人民尊重的情报机构，就必须关闭克格勃，一切从头开始。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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