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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5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中，美国开始被称为“主要对手”。40年过去了，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伦敦充当间谍头目时，这种说法仍在流行。战前英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主要目标，但战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削弱了，1945年以后便退到了第二位。 在二战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事之中，因而俄国情报工作遇到的阻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苏联人断言：从那时起英美就已热衷于搞冷战）。战争一结束，莫斯科总部就遇到了新问题。说来也怪，英美情报机构的成员大批复员了。1945年9 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整顿美国战略情报局，这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失去了大批渗透到“主要对手”内部机密岗位上的谍报人员。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苏联的情报工作只得从零开始，而且打人中央情报局要比打人战略情报局难得多。 英国战后也整顿了情报部和特别行动机构，“整”走了彼得一斯莫利特和詹姆斯·克拉格曼，他们都曾是这两个机构的高级官员。斯莫利特再次化名为斯莫尔克，回到日内瓦干起他记者的老本行。而克拉格曼复员后恢复了他军人、共产党员的身份。后又成为一名编写党史的官民。英国大批情报人员复员，使苏联失去了在军情五处的唯—一名间谍和在情报处的两名间谍。经过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批准，安东尼·布兰特也离开了军情五处。他战时的两位上司，安纳托里·戈尔斯基和鲍里斯·克罗托夫（从1944年夏天起）曾在报告中不断提到，每月提供上千份文件使他身心紧张，疲惫不堪。战争结束前夕莫斯科断定，让布兰特在情报五处继续留任要冒很大的风险。国外处处长菲京，1945年秋在布兰特的个人档案中写道：“该情报人员在战争期间承担了异常艰巨的工作，以致蝉精竭虑，应该让他休养5—10年。” 1945年10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以名画收藏家的身份回到艺术界，之后又成为库尔托德学院的院长（自1947年）。在这种紧张的双重生活中他却表现非凡。布兰特曾对自己的同事罗伯逊上校说过：“向俄国人提供军情五处人员姓名使我感到很愉快。” 菲京似乎有意让利奥·朗接手布兰特的秘密使命。战争期间布兰特是他的上司。但朗从隶属国防部的军情十四处调到了英国监督委员会，去了德国，成为主管侦察的第二把手。1946年，布兰特推荐他到五处去任职，但选拔委员会看中了比他略胜一筹的另一个候选人。此后朗便摆脱了这类使命，并表示不愿同莫斯科总部建立固定联系。总部对朗拒绝合作的解释是：一方面，布兰特不能做他的上司，另一方面是朗家庭生活的变故。朗娶了一个共产党员作妻子，这次婚姻后来失败了。现在他再次结婚并且被家庭所累。在总部断断续续交给布兰特完成的一些任务中，包括2－3次德国之行，目的就是从朗那里取回情报。 像大多数在战争中招幕的情报人员一样，克恩克罗斯也退役了。同菲尔比不同，从1943年他离开布列奇利园；到百老汇大街的情报机构参谋总部工作之后，就没能同从事机密工作的同事建立起联系。情报机构政治侦察的头目戴维·弗特曼（曾经在二战最后一年领导过克恩克罗斯）认为，克恩克罗斯为人乖僻，又好惹事生非。但是克思克罗斯并没有像布兰特那样在苏联侦察工作中退居二线。战后他又回到了财政部并继续每月向上司鲍利斯·克罗托夫提供情报，“五杰”中的另外两名，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则曾在另外一个权威机构——白厅一一英国政府中担任要职。1946年，伯吉斯成为盖克托·马克纳尔的助手，此人当时是战后工党贝戈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麦克林也恢复了自己作为驻美大使馆一名诚实的年轻外交官的清白名声。虽然如此，苏联向英美情报机关的渗透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大整顿，总部在华盛顿实际上已没有身居高位的情报来源，而特别行动机构被撤消、布兰特离开军情五处、克恩克罗斯离开情报处，使总部在伦敦也只剩下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金·菲尔比。他也许是“五杰”中最棒的一员，或许也是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天才的一名间谍。金·菲尔比是在情报处工作的情报人员中，唯—一名在战后因工作出色而获得奖励的间谍。 除了在英、美情报机构中失去了主要情报人员外，战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经历了两起在北美发生的间谍叛逃事件，及一次发生在土耳其的叛逃企图。1945年10月，伊丽莎白·边特丽开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行动的情报。她的叛逃，使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仔细研究了切姆伯斯提供的有关战前苏联间谍活动的证据。尽管对边特丽和切姆伯斯指控的大多数情报人员，都没有收集到足以把他们送上法庭的确凿证据，但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已变得毫无意义。1949年，菲尔比来到了华盛顿，这使得莫斯科总部开始安下心来，因为在此之前，莫斯科一直担心联邦调查局会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对边特丽小组提起宠大的诉讼。被边特丽和切姆伯斯出卖的4 名主要情报人员中只有涉及埃尔德热·希斯的案子被受理。他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于1947年初成为卡纳基基金会主席，1950年，他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被判处5 年监禁。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离开了美国财政部，1945年成为国际基金会主席。他向国会主管监督反美活动的委员会提供佐证之后不久，于1948年夏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任多诺万将军私人助手的敦坎·恰普林·利和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助手的洛奇林·卡里则先后移居海外。 同伊丽莎白·边特丽一样，1945年9 月伊戈尔·古琴科在渥太华的叛逃同样是对苏联情报工作的严重打击。9月5日晚，他曾去过《握太华日报》编辑部和司法部，被告之次日凌晨行动。但第二天没有任何人出面帮忙，古琴科带着妻子孩子在邻居家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半夜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破门闯人他的公寓，警方才赶来救援。1935年上任的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格对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首都的间谍活动，比富兰克林总统还要掉以轻心。事发之初他简直不相信会如此。即便最后被说服，他仍为苏联在战争期间针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深感惊奇。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边口述文稿边想着离这里仅隔几幢房子的苏联大使——那就是阴谋的策源地。大战期间加拿大竭尽所能帮助俄国人，巩固加俄友谊，而俄国人竟一直把对我国进行间谍活动作为他们的工作之—……令人震惊的是，这与身居政府、工业部门要职的人之间竟有如此多的联系。” 除供出在加拿大的苏军情报总局间谍网外，古琴科还提供了苏联密码系统的资料、有关埃尔德热·希斯和加利·德克斯特·怀特间谍活动的补充情报、以及有关阿兰·南·梅伊的情况，这些情况在1946年把阿兰送上了法庭。他还对一个化名为埃利的英国情报人员表示怀疑，但这人一直没被发现。直到1981年，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获准查阅克格勃有关埃利的个人档案时才弄清，这人便是列奥·朗。 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叛逃未遂事件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行动遭受重大损失， 其程度不亚于伊丽莎白。边特丽的叛变在美国带来的损失。1945年8月27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土耳其活动的二号头目，以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康斯坦丁·沃尔科夫提出要面见英国副领事佩奇。佩奇没有答复他。9月4日沃尔科夫登门拜访， 要求为自己及妻子提供政治避难。 这次他的愿望实现了， 并得到5万英镑（相当于1990年的100万英镑） ，作为回报，他供认了在总部国外局英国部工作时曾搜集重要的个人档案、文件及其他情报。他断言，二战期间苏联主要间谍中，有两名在英国外交部，还有7 人在英情报机关任职，而且，其中一名在伦敦英国反间谍部门担任头目。沃尔科夫坚决要求不要通过无线电、而通过外交信使向伦敦报告他的变节行为，因为早在两年半以前，伦敦同英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无线电密码就被破译了。 9月 19日，菲尔比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外交邮件中得知沃尔科夫的所作所为，并为此感到十分惊恐，因为邮件中提到了“反间谍组织中的某个领导”，也许真的言中了，就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工作到很晚，形势需要刻不容缓采取非常行动。”毫无疑问，“刻不容缓”的行动指的就是同鲍利斯·克罗托夫的会面。这是菲尔比一生经历的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沃尔科夫的叛逃很可能获得成功，否则的话，古琴科就不会在两星期前在渥太华叛逃得手。显然，沃尔科夫再走运一点就会挖出菲尔比，给这位“五杰”之一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正在休假，而临时代办先生鄙视间谍活动。没有把此事通知情报处的地方头目西里尔·梅奇里，而此人一定会懂得沃尔科夫的重要性并会帮他达到西方。 与菲尔比会面后不久，9 月19日，克罗托夫向总部汇报了沃尔科夫的企图。一天后，土耳其驻苏领事馆就给两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专家”签发号护照，两人以外交信使身份赴土。9 月22日，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决定，沃尔科夫事件必须由菲尔比亲自处理。由于路上耽搁，菲尔比到9 月26日才抵达伊斯坦布尔。按照后来西方的说法（这是菲尔比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故弄玄虚使西方产生的误解），“几星期后沃尔科夫被带出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在菲尔比到达两天前，就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那两名特务人员用毒药灌晕后带上了飞机。 在回忆录里菲尔比还回忆道：在返回伦敦途中，他是如何沉静自若地打着报告，试图列举沃尔科夫叛逃企图失败的各种原因，诸如嗜酒，麻痹大意，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对他的住宅窃听以及决定临时变更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预先警告过俄国人会反叛——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能写人报告里。”古琴科叛逃后没过多久，沃尔科夫事件的始末又搅得菲尔比心神不定。因为生怕事情捅大，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贬低沃尔科夫的作用。当这份报告的副本送到总部后，莫斯科也真的开始不安起来。 菲尔比对沃尔科夫叛逃企图所做的解释是， 沃尔科夫是个“叛徒” ，而他的“叛徒”企图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时发现。菲尔比急于低毁沃尔科夫提供的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打人内部的情报，因为这些情报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菲尔比还不厌其烦地试图说明沃尔科夫许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他一方面说明了苏联近两年来在破译英国密码的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又对沃尔科夫不能提供详尽情报表示惊奇。菲尔比贬低沃尔科夫价值的愚蠢想法同后来他在莫斯科写回忆录时采用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菲尔比到情报处之后第一次受到彻底失败的威胁，他因此而惶惶不安。其实那时他根本没有被怀疑，沃尔科夫事件也没有威胁到他。直到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专案文件被公诸于世后，他那些对沃尔科夫价值的贬毁之辞倒成了指控他有罪的证据。 战后莫斯科总部在西方开展活动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战争最后一年密码的安全性失去保证。1944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从芬兰人那里搞到了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长达1500页的密码本。尽管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原件还给了俄国人，但副本还被多诺万留下了。密码本本身对西方的破译人员并无太大意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给每封信函加密时，每个词甚至每个字母均用这个本子中的一个五位数字表示，而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国外的加密员还要在每组数字中加人从一个“粉红色笔记本”中任意选出的五位数字。“粉红色笔记本”在莫斯科还有一个副本。如果按照总部的指示每组数字只用一次的话，那么破译该密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战争最后一年从美、英发回的秘密情报数量庞大，因此情报机构有时也重复使用“粉红色笔记本”。据说这名违反规定的密码员后来被枪决了。 战争快结束时， 又发生了两起违反密码制度的事件，结果使得1944年联邦调查局截获并破译了几份由纽约发给莫斯科的情报。伊戈尔·古琴科叛逃后，于1945年向美透露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情报总局运用的加密方法。 1948年，卓越的密码专家梅雷迪恩·加德纳在破译苏联密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加德纳曾在美军的安全事务部工作，该部一年以后改组为武装力量安全事务部，即1952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加德纳是著名的语音学家和密码专家。据说他在战争期间3 个月内便掌握了日语，开始和日文电码密码打交道。1948年，他成功地破译了战争最后一年由莫斯科总部发出及发给总部的几段密码。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兰波见过他一面后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少言寡语的高个儿青年人，样子有些笨拙，一看便知是个知识分子，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工作，生怕超出了联邦调查局从破译情报中得知的内容。”在其后几年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几千份密码文件被破译，这些文件代号为“维诺纳”。有关“维诺纳”的秘密及加德纳的破译方法，是1948年美军安全事务部加密员威廉·威斯巴恩德出卖给苏联人的，此人于1946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策反。后来他被美国法庭缺席判了一年徒刑，但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却没有进行审判。因为美军安全事务部和它的英国同行政府联络总部都认为“维诺纳”是绝密，即使不公开审理也要冒极大的风险。 莫斯科总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维诺纳”对它的间谍网来说，是一颗具有巨大潜在破坏力的定时炸弹。既然不清楚哪些情报被破译，炸弹何时何地将被引爆也就不得而知了。金·菲尔比在1949年成为英情报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员后，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梅雷迪恩·加德纳后来沮丧地回忆说，菲尔比总站在他背后，吧喀吧喀地吸着烟斗，神情兴奋地监视着苏联情报的破译过程。直到1951年6 月离开以前，菲尔比利用自己接触“维诺纳”的机会，及时地预先提醒总部，哪个情报人员正面临危险。 即使是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维诺纳” 也给苏联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1943年在堪培拉设立第一个苏联公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基本上没有引起苏联的兴趣。但后来，在谢苗·马卡罗夫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很快渗透到澳大利亚外交部。该外交部成为苏联获取英澳两国机密文件（包括总参谋部的机密文件）的重要来源。其间有两名马卡罗夫的重要情报人员就是因“维诺纳”被发现的。 1948年初，军情五处的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澳大利亚调查有关苏联情报人员渗透的事件。当时由珀西·西里多任组长，成员包括未来的组长罗杰·霍利斯。为了保住情报来源，他们在堪培拉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从在苏联情报部门卧底的英国间谍那儿得到消息的。外交部第一个被“挖出”的是吉姆·希尔，根据“维诺纳”查明了他的代号为“旅行者”，他的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律师。在“维诺纳”的帮助下调查人员确定了希尔发往俄国的电报编号，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罪。这次的截获成功也导致了另一名代号为“布尔”的间谍的暴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外交官，吉姆败露之后他由外交部去了联合国，之后在布拉格请求政治避难。冷战期间，苏联对澳大利亚内政外交机关的渗透未能重整旗鼓。1954年叛逃的驻外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他领导的间谍组织取得的成绩微乎其微。 西方情报人员复员，苏联间谍叛逃及“维诺纳”的成功破译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了巨大损失，并在两个相关领域里，使莫斯科总部陷入极大的恐慌。 首先是向“主要对手”高层渗透间谍。冷战时期的那代人不再相信所谓“苏维埃万岁”，而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这一口号曾鼓舞过成千上万才华横溢的美国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战争后期苏联曾成功地向华盛顿下层甚至中层权力机构进行渗透，这目前已为世人所知。那时著名的间谍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埃尔德热·希斯，财政部的德斯特，怀特，情报部门的敦坎·恰普林·利以及白宫的洛奇林·卡里。但后来这些岗位上便后继乏人了。而且直到现在再没出现过像加利·霍普金斯那个层次的、虽然不是有意识的但却给苏联情报工作带来极大益处的“间谍委员”。 1947年7月中央情报局成立在即， 美开始广泛实行更为行之有效的审查措施，这使得大批间谍打人战略情报局的那种情形一去不返了。从威廉·威斯巴德起，给美情报部门造成重大损失的，已不是那些渗透间谍而是无线电截获及密码破译。招募间谍又由于首批苏联派往华盛顿的间谍头自工作不力而问题重重。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即便是在患精神病之前就对工作一窍不通（总部认为这是梅毒后遗症），所以1948年他被召回。他的继任者是格奥尔夺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此人在1947年苏巴（巴西）关系破裂前是里约热内卢的间谍头目，后来被愤怒的人群用臭鸡蛋和烂番茄赶出了巴西。1949年他同多尔宾一样因为工作不力被召回。 莫斯科总部的另一块心病则与核武器研究有关。1945年8 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使苏联感到对手已在军事上占了优势，于是挖掘原子秘密便成为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召见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他一起被召见的还有科学家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他当时领导原子武器研究工作。斯大林对他们说：“同志们，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们提供原子武器！你们知道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力量）平衡被打破了！苏联一天没有核武器，来自西方的巨大危险就随时有可能危胁苏联。” 在这次谈话以前原子武器研究方案全权由莫洛托夫监督实施。但谈话前几个月库尔恰托夫给贝利亚写了张便条，批评莫洛托夫办事拖拉并请求帮助。便条是手写的——库尔恰托夫不敢把这么机密的东西交给打字员。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斯大林把监督方案实施的权力交给了贝利亚。 领导班子的更换很快产生了效果。库尔恰托夫的助手、伊戈尔·戈洛温教授回忆说：“贝利亚的领导才能在那时是有目共睹的。他精力过人，不开长会，处理问题很果断。”在他的指示下，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只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劳改犯。戈洛温解释说；当时科学家们很少考虑到他们正在使用奴隶劳动。他说：“那时我们脑子里只想着尽可能在美国轰炸我们之前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面临新的原子战争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我们的同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确有一些科学家对贝利亚的领导方法持更多的批评态度。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后来获诺贝尔奖），就曾在1945年10月25日请求斯大林允许他离开研究工作。他说：“没错，指挥棒是在贝利亚同志手里。但第一小提琴总该由科学家拉，因为小提琴将给整个乐队定出基调。贝利亚同志的最大不足是，作为指挥不仅是挥挥指挥棒，还要懂音乐。而这正是贝利亚同志所欠缺的” 卡皮察写道，贝利亚只是一味想模仿美国原子弹的构造。卡应察坚持，苏联科学家应该研究一种自己的、更为经济便捷的制弹方法，当然这些建议毫无结果。” 卡皮察抱怨贝利亚总是热衷于抄袭美国人的方案。1945年俄国人手中已有大量有关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但贝利亚还在得陇望蜀，并由于战后这方面资料供应的减少而闷闷不乐。同年9 月古琴科叛逃西方使阿兰·南·梅伊败露，导致西方对所有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工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安措施。2 月戴维·格林格拉斯被复员，这使总部损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西南部城市，核研究中心一一译者注）两名间谍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克劳斯·福克斯1946年6 月调离洛斯阿拉莫斯，去了英国哈白埃尔的一个新建原子能基地。尽管在1949年以前他一直作为苏联间谍在活动，但作用已不及当年。1946年通过了关于成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麦克马洪法案，该法案禁止再向英国提供美国原子能研究的新情报。英国工党政府失去了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资料后，决定1947年制造自己的原子弹，但英国人在这方面要比俄国多花两年时间。 尽管颁布了麦克马洪法案，唐纳德·麦克林却仍享有接触原子能研究资料的权力，因为禁令并不涉及核原料及已经公开的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作为英国大使馆的正式代表，他负责将原子能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作，获准单独出入美原子能委员会。从1947年夏到离开华盛顿之前，他一共12次去过原子能委员会，有几次是夜间。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损失报告显示， 他可以接触有关铀矿需用量的估计数据， 和对1948——1952年需用量的预估，尽管后来证实，后一组数据是不准确的。 有关原子武器计划的重要情报不断减少，满足不了贝利亚的胃口，于是他让库尔恰托夫通过国家安全部的信使给丹麦物理学家奈尔斯·博尔去信，请他透露一些在美国了解到的，更新更详尽的原子能方面的信息。博尔答复说、美国人不许他接近贝利亚感兴趣的那部分资料。 直到苏联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前，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担心，由于间谍们搞不到美国人制造原子弹的重要情报，将导致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夭折。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库尔恰托夫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带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镀镍钚球，直径大约10厘米。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钚而不是一块抛过光的钢铁？”斯大林问，“它为什么这么亮？这层镜子样的壳起什么作用？” 库尔恰托夫回答：“核材料上镀镍是为了安全。钚是巨毒物质，镀上一层镍就没危险了。为了让您相信这不是块钢，您可以让人摸摸它，它是热的，如果是钢该是冰凉的。” 斯大林亲自动手摸了摸：“真是热的，它总是热的吗？” “一直是热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它内部始终存在着阿尔法裂变，正是这种裂变能使地球升温。但如果剧烈的链式裂变反应开始，那就会发生大威力爆炸。” 斯大林半信半疑，但至少他已允许试验第一枚原子弹。贝利亚则直到试验前最后一分钟，还担心苏联学者和情报人员尚未掌握原子弹的某些内部秘密、尽管他们已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9 月25日爆炸发生前10分钟，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上，贝利亚还对库尔恰托夫说；“不可能成功！”但当爆炸发生时，他却抱住库尔恰托夫狂吻。这真是核爆炸吗？贝利亚打电话给一个在美国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时的苏联目击者，询问这次产生的磨菇云和那次是否相似。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给斯大林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告诉贝利亚斯大林已经休息了。贝利亚就站在那里直等着斯大林来接电话。“约瑟夫，一切正常爆炸了，和美国人的一模一样！”他报告着。”“我知道了。”斯大林答了一句便放下了话筒。贝利亚立刻由于有人抢了他的头功而暴跳如雷，他转向周围的人，吼道：“在这儿你们还给我捣鬼！叛徒！我要把你们都揍扁！” 几乎在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同时，梅雷迪·加德纳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4年的一封函电，里面第一次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克劳斯·福克斯的内容。他曾在哈鲁埃尔做过一个科研人员的副手，1950年1 月福克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2年4 月被判14年监禁。他用几句话描述了自己为俄国人所做的工作，这些话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在西方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心态： “我利用马克思的哲学把意识分为两部分，在其中一部分意识中我让自己结交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同朋友在一起时我感到无拘无束非常幸福，我并不担心暴露身份，因为我知道，一旦危险临近，意识的另一部分就会自动阻止我行动……那时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自由的人’，因为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另一部分。意识使自己不受周围人事的影响。现在回首往事，我认为把这种状态称为精神分裂症，是再正确不过的了。” 福克斯被捕时，另一个原子间谍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也在哈鲁埃尔工作。安全部门查明，蓬捷科尔沃确有几名亲属是共产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参与了间谍活动。1950年美国开始对原子间谍进行大逮捕，莫斯科总部决定冒一次险，把蓬捷科尔沃连同家小一起接回苏联，当时选择了一条经过周密勘察的路线——通过芬兰入境。蓬捷科尔沃在苏联物理学界可算是功成名就，他曾获得过两枚列宁奖章以及大量名目繁多的奖励。他始终否认曾参加过原子间谍活动。 “维诺纳”使福克斯败露，也构成了对两名在美国的原子间谍的威胁——朱里乌斯和埃特尔·罗森堡，后来两人先后被捕。1950年破译了一份1944年的情报，里面讲一名间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助手。后又有证据表明这个间谍就是埃特尔·罗森堡的兄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此人1950年认罪，供出了朱里乌斯和罗森堡。在审讯过程中格林格拉斯谈到，罗森堡曾向他炫耀，自己领导着一个苏联间谍网，不仅提供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成果还有其他科技情报，包括有关卫星研究的原始材料。 同英国那两个原子间谍南·梅伊和福克斯不同，罗森堡兄弟解绝对能言善辩，有时甚至能令人信服地辩解说自己与间谍活动无关。 1951年4月，他俩被判死刑，这是苏联间谍在西方唯—一例死刑案。 1953年6月19日，在长达两年的毫无结果的上诉之后。他俩先后在纽约辛格监狱的电椅上被处死。埃特尔在最后一封给自己律师的信中写道：“我们是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牺牲品。爱您的埃特尔。”面对死亡兄弟俩视死如归。他们的兄弟之情和对自己两个儿子的爱，使对他们判处死刑者显得恐怖而卑鄙，也使世界舆论都深信审判有误。每次接通电流，从行刑室里传出的肉体烧焦及排泄物的恶臭使得在场的40名记者、狱吏和其他目击者恶心欲吐。甚至在放电功率达到2000瓦时埃特尔还表现出活着的迹象，只好又两次接通电源。 罗森堡兄弟宣传着他们理想主义的信仰，他们认为苏维埃俄国，确切说是他们神话般想像出的那个国度，是全人类的希望；至今仍鼓舞着它在西方的天真的信徒，尽管斯大林那一套有些可怕。埃特尔和朱里乌斯都是心地真诚而勇敢的苏联情报人员，他们认为为自己事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守口如瓶、视死如归。在他们被处死之后，克格勃还采取“积极行动”使人们相信，他俩成了反共势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但是克格勃的任何“积极行动”。都不及迫害异端的头目约瑟夫·马卡尔金议员的所作所为更能说明问题。1950年2月9日，他宣称自己掌握了205 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而他对“红色瘟疫”进行的大征讨使全世界开始怀疑，苏联情报机关是否真的在向他的“主要对手”发动进攻。 对罗森堡兄弟罪行的怀疑还表现在，出于保密的需要，在大西洋两岸的法庭上均绝口不提“维诺纳”。直到1980年真相才被披露出来。但即便此时英美两国还是拒绝公开承认有过“维诺纳”。 冷战初期及由“维诺纳”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正值苏联情报机构内部一片混乱之时。混乱的起因是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争权夺利。此外，1947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间碟头目，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尔宾和苏联大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分别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报告，这些报告斯大林本人和政治局都仔细研究过。 正如1947年2 月提交国会审议的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分析不同渠道得来的情报资料。尽管这一目的并未实现，莫洛托夫还是令人信服地证明：军方和政府两个侦察机构的合并，使美国人对苏联情报系统拥有了巨大优势。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国家安全部的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二为一。在斯大林眼里，莫洛托夫的建议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削弱了拉夫连季·贝利亚在安全机构中的影响，因为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正是贝利亚的心腹阿巴库莫夫。1947年秋，国家安全部国外局和情报总局合并为一个对外情报组织，即情报委员会。 尽管情报委员会名义上直属部长会议，但任命莫洛托夫作它的首任主席，却使外交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境外情报工作领导权。莫洛托夫极力巩固对外交部的控制，任命驻几个大国的大使为合法的间谍总头目， 赋予他们领导军（前情报总局） 政（前国家安全部）侦察的权力。后来叛逃的间谍伊利亚·吉尔科罗夫非常气恼，提意见说：“改组导致严重的混乱，间谍头目们是职业情报人员，而那些大使们对侦察工作及其方法只具备一些模糊而肤浅的认识，因此为了避免向这些人汇报自己的工作，情报人员不得不绞尽脑汁。”更有甚者，有些外交官直接插手情报工作，首当其冲的是亚历山大·帕纽什金（1947——1951年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他曾积极参与对“主要对手”的秘密战争）。格里戈里·多尔宾（1946—1948）因精神失常而被调离，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吉·索科洛夫（1948－1949）因不能胜任工作也遭同样命运。在这一段混乱之后的一年中，帕纽什金得心应手地亲自领导了情报工作。新上任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弗拉德金（1950～1954）则一直回避同帕纽什金发生冲突，也不愿同总部既翻。后来帕纽什金曾主持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工作。 1947年至1949年间，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出任情报委员常务副主席，战争刚结束此人便接替菲京当上了国外局局长。和菲京一样，费多托夫在总部享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声誉。吉尔科罗夫描述他与众不同的是从不轻视他人的意见。若有人同他的意见相左，他也不发号施令而是设法说服对方。另外一名克格勃叛逃者尤里·诺克科持相反意见，他认为费多托夫的灵活性多多少少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尤里回忆说费多托夫每次做出决断之前，手头总是拿着好几个月的材料。为了整齐划一，情报委员会极力使情报机构按情报机构的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部五局的驻外部（主管加密和破译工作）同情报总局中的相应机构合并为一个情报委员会第七局，由过去国家安全部五局的头目阿列克谢·谢科尔金上校挂帅。然而从情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显得不够稳定，几乎所有的局都由原国外局的人主持工作。可想而知，总参谋部不免开始抱怨，军事侦察成了打下手的工作。1948年夏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加宁经过与莫洛托夫旷日持久的争执，终于把领导军事情报工作的头目全部退回国外局。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帮助下开始了旨在恢复自己对情报委员会残局控制的长期斗争。1948年底，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顾问处都撤回到国家安全部。俄罗斯移民局和苏联海外侨民协会的官员们情形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情报委员会仍然控制着大部分间谍行动及情报破译工作、直到1951年它被解散而重新启用国家安全部。 1949年，莫洛托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丢了官，接替他外交部长及情报委员会主席职位的，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此人曾是一名严厉的检察员。1943年，他是莫洛托夫约第一任副手。维辛斯基自己也承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让手下人始终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他的下一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说： “他把助手叫去谈话总是以怨气冲天的责难开始，或者干脆是当面污辱。甚至同大使、公使们讲话也用这种口吻，他认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更像贝利亚。” 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狂热地崇拜贝利亚。葛罗米柯认为，这一点即使是在他同贝利亚通电话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听是贝利亚的声音，维辛斯基一下子便跳了起来。谈话本身亦值得注意。整个过程他都躬着背，像是奴才见了主子一样。”维辛斯基在任期间，贝利亚的影响急剧扩大。样子深沉有时不够果断的费多托夫，丢掉了情报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职务，仅保住了副主席的职位。他原来的位子被更强硬更果断的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占据，此人二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1946－1949年任安全部部长。好像萨夫琴科对外交部长汇报工作与对贝利亚是有区别的。维辛斯基很少插手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在他的位子上后来又来了两名稍年长一些的外交部领导，先是维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然后是瓦列里安一位林。所有迹象表明，他们都只是些尸位素餐的官僚而已，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尽管战后苏联的一部分谍报网被破坏，在莫斯科总部也发生了组织混乱，但在冷战初期的情报大战中苏联基本上还占有绝对优势。当时苏联保住了在西方的间谍力量，而西方在莫斯科却是一无所有。为了建立战后首批谍报网，英国情报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先后把希望寄予通过反斯大林制度的游击队打人苏联内部。他们企图穿过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土耳其的国境线进人苏联，但都破产了。20年代的“托拉斯” 假情报战曾使西方情报组织落入精心设置的陷价中， 这次苏联又如法炮制。1953年，尤里·诺先科到国家安全部从事假情报战的第二总局工作，他首先去了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总部，那里除了挂有捷尔任斯基的画像，还陈列大量有关“托拉斯”行动的历史实物（好像献给“铁腕人物费利克斯”的圣餐一样），摆放着一些无线电及其他设备（打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乌克兰及其他的邻国的情报人员曾用过这些东西）。 加利·卡尔战后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北欧工作。早在战前他就领导过赫尔辛基的基地，大战期间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过。他认为波罗的海三国是情报机构进行渗透的最理想对象，因为在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才刚刚恢复了由于1941年德国人人侵而一度中断的恐怖统治。对德战争结束前不久，加利把无线电设备转给另外两名情报人员，他们被移民局派到拉脱维亚，与当地游击队员建立联系。当然，加利事先与移民局达成协议，情报机构将得到所获情报的一部分。1945年10月15日夜，一艘载着另外4 名拉脱维亚情报人员的舰艇驶向库尔良季亚海岸。他们登岸的第二天，将一部分装备搬上了岸，但被边防巡艇发现。几星期之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便抓到了这些情报人员。二战期间，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英国人都利用捕获的德国人传递假情报。亚尼斯·卢卡舍维奇，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拉脱维亚反间谍二处的工作人员，他曾建议使用抓获的移民间谍做这种假情报游戏，但是在卢卡舍维奇的建议被采纳以前，这些情报人员早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处理了，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作间谍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是他们在沉默良久之后再重操旧业必会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怀疑。于是卢卡舍维奇获准起用的是另一名游击队发报员一一奥古斯塔斯·贝格马尼斯，此人以重获自由为条件答应合作。1946年，他用英国情报机构的发报机和密码本开始工作，谎称自己是拉脱维亚游击队员，那几名情报人员在被捕前把发报机和密码交给了他。贝格马尼斯要取得情报机构的信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他的工作已成为一场大规模情报战的开始，它将扰乱英国情报机构在波罗的海的全部行动。 1946年底，在拉脱维亚还有一次重大失误。被派到苏联的英国间谍里哈德斯·赞德的发报机发生故障。10月，斯德哥尔摩基地建议他同贝格马尼斯接头。赞德向同他一起登陆的埃里克斯·一汤姆森斯报告：“会面很顺利，真高兴，贝格马尼斯还没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控制。”卢卡舍维奇的上司们此时仍害怕如果不逮捕赞德和汤姆森斯，有朝一日英国的间谍网会飞出自己的手心，因此他们未给组织大规模假情报战以足够的支持。1947年3 月， 贝格马尼斯在卢卡舍维奇口授下通知伦敦：“情况很遭糕，赞德和汤姆森斯被捕。我已隐蔽，但担心赞德招供。一切活动均已停止，待安全时联系。” 几个月之后，卢卡舍维奇又招募了一名拉脱维亚民族主义分子一一维德伏特斯·斯韦茨，以便打人反苏游击队。1948年10月斯韦茨逃到瑞典的哥德兰岛，他说自己是一名拉脱维亚游击队员，是一个流亡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情报处和瑞典人为在波罗的海三国搞情报工作成立的。1949年5月，他同5名真正的英国间谍在立陶宛拉脱维亚交界处登岸，他们很快就被出卖给国家安全部，其中3 名被就地枪决。斯韦茨继续深人拉脱维亚抵抗力量内部，向国家安全部报告抵抗力量和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半年后又有两名情报机构的间谍潜人拉脱维亚，他们是维托尔德·别尔基斯和安德烈·加尔金斯。他们登岸时并未被发现，于是马上打亮手电筒与贝格马尼斯进行联系。贝格马尼斯把他们安置在一处国家安全部预先提供的“安全地方”。别尔基斯和加尔金斯说，今后将有大量情报人员到达，同游击队领导人建立联系，他们是第一批。此后每半年便有一批情报人员乘由德国船长指挥的德国旧船来到这里。这些船时速达45海里，以英国监管委员会执行渔业资源保护任务为名进行活动。卢卡舍维奇认为建立假地下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次他的上司没有像两年前那样拒绝他。1949年冬，代号为“马克西斯”的冒名游击队成立，在卢卡舍维奇监督下，由国家安全部的阿尔贝特·本杜利斯率领在库尔捷姆的森林里进行训练。5 月，别尔基斯和加尔舍斯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又策反了另外一名情报处的间谍约纳斯·杰克斯尼斯，而卢卡舍维奇发展的间谍亚安·埃尔格里斯则前往伦敦讨论未来工作计划。1950年，又有一支代号为“罗贝尔茨”的假游击队与英国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由于假情报战，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的行动也失利了，尽管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他们是通过飞机运送间谍。 “马克西斯”和“罗贝尔茨”两个行动小组创造的有利条件，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双十字”策反间谍系统蒙蔽德国人。结果在盟军登陆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和他的军事当局却把自己的部队调开了。与此相反，莫斯科总部只允许卢卡舍维奇和他的同事们给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报纸上的陈词滥调。总部害怕英国情报机构得寸进尺，要求加码，引起怀疑，因此甚至禁止卢卡舍维奇提供假情报。这种做法自然导致了伦敦方面的失望。“马克西斯”和“罗贝尔次”两个小组便仿效“托拉斯”以“我们是斗士，不是间谍”作为答复。 1954年，英国情报机构科学部要求两支游击队提供一条河的水样，他们怀疑在该河沿岸有一座原子能电站。水样的放射性指标高得惊人，几乎和反应堆里含量相近。起初英国情报机构的人考虑如国家安全部组织假情报战，他们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吗？ 经过冷静的思考， 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得出结论，事实正是如此。克格勃（国家安全会）的调查表明：失误并非仅此一处。例如，在取水样的路上应经过一座军用机场，而该间谍在自己的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调查还证实，一批潜人克格勃游击队的间谍，去了伦敦，后来就向英国情报机构公开了行动的秘密。这一切使克格勃只获得了宣传上的胜利。移民间谍（1949一1954年在波罗的海登陆）并未给斯大林统治制度带来不安定因素。假情报战的结果没有被斯大林利用，而克格勃在组织这次行动中却花费了比同样遭到失败的英国情报机构波罗的海计划更多的资金。 尽管如此，卢卡舍维奇还是因为组织这次行动，而获得克格勃的将军军衔并被调到莫斯科总部。在1988年为西方提供的经大量删节的个人简历中表明，卢卡舍维奇在70年代曾在驻英大使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确，1972－1980年间，他化名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布卡舍夫充当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在伦敦8 年没有取得成绩，他又被派回立陶宛，在立陶宛教育部的掩护下只履行一个少校职责（领将军薪金）。1987年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庆时，他同业已年迈的金·菲尔比一起在电视上露面，并声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者游行是受了英国情报机构的煽动，尽管二人心中都明白这样一份声明的实际价值。 在波罗的海三国组织的假情报战始于1946年，1949年告终，它是苏联在其周边国家一系列类似活动中的第一例。而这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波兰的行动。1947年，国家安全部在波兰安全部门的帮助下消灭了继续以“自由与独立”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克拉纳瓦军队。1948年，在苏联顾问授意下波兰安全部门“伪造”了一支“自由与独立”部队，1949年，又派出一名使者通知他们过去在英国的赞助者，“自由与独立”部队仍在活动。从1950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面支持东欧反苏地下活动，一面为这个新的“自由与独立”组织空投武器、发报机和金币。“自由与独立”的行动同在波罗的海三国一样也未充分用作假情报战的目的。有人认为“自由与独立”曾为了报答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提供过反映游击队佯攻警察局和苏联坦克的照片，这是完全错误的。波兰安全部门负责这次行动的官员晚些时候证实。他们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从华沙公开发行的报纸上照样可以搞到。美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先生们没从我们手里得到任何情报，哪怕是他们想知道的商品价格、一些城市的商品供应量。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头目弗伦克·维兹涅尔确信，“自由与独立”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他甚至得出结论：“自由与独立”缺少的只是反坦克武器以便把“红军从华沙赶出去”。 “自由与独立”对美国援助的要求逐渐加码，最后甚至要求美国派一名将军组织波兰的抵抗力量，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1952年12月国家安全部决定公开秘密。在长达两小时嘲讽性的波兰广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自由与独立”价值100万美元的援助落到了波兰当局手中。“自由与独立”的那些冒牌领袖们（实际不是波兰安全部门的人）“供认”，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已看清了那些支持自己的人的真正本质、其中一个还坚定地说：“这是一些小人”。而那些间谍“从国外派来就是为了猎奇冒险，这一群厚颜无耻动爪牙从未想过我们祖国的命运，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已经明白不能与人民为敌而要为国家的利益工作，他们决定“不再招募年轻人为美国秘密工作，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抵制了美国人及其移民走狗对波兰从事破坏活动。” “战后波兰发生的每一起犯罪事件，几乎都能发现美国情报工作的蛛丝马迹，诸如美国参与了梵帝冈反波计划、插手神职人员中反动势力的活动、几十台美国控制电台从未间断的反动宣传、美国还启用刑事犯人。总之华尔街的垄断资本家从不放过任何破坏我们祖国的机会。”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还利用这次行动贬低了中央情报局，波兰安全部门在一片喧嚣声中消灭了反对派的残渣余孽，以此证明了同“人民政权”对抗是毫无意义的。 战后，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中心是乌克兰。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显然夸张地宣布自己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但到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开始自己的乌克兰行动之时，一些重要的抵抗力量已被歼灭。 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对应的有西德的劳动人民联盟，这是一个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两个组织都引起了国家安全部的极大兴趣并向其派遣了自己的情报人员。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向乌克兰空降了首批间谍，试图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建立联系，但他们都被国家安全部逮捕，次年到达的两个间谍小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国家安全部还向坐落在西德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劳动人民联盟的基地派遣了间谍。其中最成功的是1949年10月的一次行动，这次行动利用了一名逃往西方投奔情妇的苏军军官。国家安全部的人跟踪他到了西德，并以他留在苏联境内的家庭的安全威胁他，逼他合作。按照国家安全部的指示他打入了劳动人民联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所属学校的教官。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将来派到乌克兰的间谍， 同时他还担任了美国军事侦察的顾问。1953年5月莫斯科广播了处死4名劳动人民联盟间谍的消息， 于是他便被出卖了。国家安全部在乌克兰的行动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一样，没有形成完全的“双十字”系统。总部仍不愿通过这条渠道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假情报。 国家安全部在苏联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而这期间金·菲尔比起了别人无法比拟的作用。1947——1949年，作为英国情报机构在土耳其的头目，他能够提供越境情报人员的名单，查清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及家庭住址。1949－1951年，他在华盛顿负责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协同行动的工作，这一职务使他能够同时向上司提供有关美英两国情报活动的材料。他曾预先通知驻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 人员， 1949年英国情报机构将首次在那里登陆，还预先告知了1950年夏的越境渗透计划，以及1950年10月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伞兵登陆。菲尔比参加过许多次美英情报会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1年有加利·卡尔参加的那次。会议是为了协调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行动。菲尔比回忆说“会议以完全失败宣告结束，卡尔和他中央情报局的同事们互相指责对方在会议期间扯谎，当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菲尔比经常引用这种说法，但它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卡尔退休以后曾问一名参加过会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菲尔比的声明有什么看法。两人一致认为会谈的气氛诚挚而友好。菲尔比在回忆录中有时禁不住流露出对那些被他出卖的间谍表示出幸灾乐祸的心理。例如，1951年离开华盛顿之前不久，菲尔比向上司提供了有关3 个间谍小组的准确情报，这3 个小组本来是英国情报机构马上要派往乌克兰去的。菲尔比对此事带着几分黑色幽默的味道评论道：“我不知道他们将发生什么事，但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做出预言。” 苏联情报机构通过几次成功的行动把对手引人迷魂阵。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国外情报网在战后出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能从西方获取数量可观的情报。“五杰”中的四个（菲尔比、 麦克林、 伯吉斯、克恩克罗斯）一直积极地工作到1951——1957年。他们在伦敦的上司是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克罗托夫，此人精力才智过人，却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未得到适时的升迁。1943——1947年驻伦敦的间谍头子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心满意足地沾着克罗托夫的光，因为他徒有虚名的领导倒使他得到了总部的赏识。在新组建的情报委员会中库金当了第一总局的领导。他的画像同其他该局领导人一样挂在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誉室里。画像下面说明中写道：库金是40～50年代杰出的情报官员之一。在这个回顾历史的场所，您找不到库金的下任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的画像（化名科罗温）。他是1947—1952年和1956－1961年的间谍头目。此人是机关中权势小人的典型，他对待下属傲慢专横，认为他手下的情报人员必须维护他在总部的美好名声。接替克罗托夫做“五杰’上司的是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政治侦察局的官员。他先后于1947—1953年，1955—1958年在伦敦工作。莫金（对“五杰”他的代号是彼得）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头目之一。80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安德罗波夫学院一系（政治侦察系）主任，他认为罗金是一个目空一切。装腔作势的庸人。 战后许多年中，伯吉斯、麦克林和菲尔比于不同时期都能够提供美、英两国的情报。伯吉斯和麦克林逃回苏联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1951年所做的损失报告中谈到：“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叛逃之前，所有关于美、英、加（加拿大）三国原子能研究计划，美、英两国战后欧洲政策的情报都到了俄国人手中……截止1951年5 月15日，所有英国的电码、密码，（有可能包括美国的）都已被俄国人掌握，不能再用了。” 这里有明显的夸张成份，因为没有把加密过程中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实际上考虑在内，这其中只有少部分经过麦克林或伯吉斯的手。但毫无疑问他们所搞到的价值极高的侦察情报的数量是极大的。 1954年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彼得罗夫兄弟说， 据1945——1948年在伦敦担任苏联情报加密员的菲利浦·瓦西里耶维奇·基斯利钦的证词，伯吉斯经常带来“满满几皮包外交部的卷宗，在大使馆拍照复制后再给他。”1947年前，鲍里斯·克罗托夫是伯吉斯的上司。他每次都是在城郊的某个地方从伯吉斯手里把包取回来，有时他是满脸灰尘回到使馆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基斯利钦用无线电传送到莫斯科，其余便通过外交信使。1949年，基斯利钦被任命到莫斯科总部一个新的部门，该部门是专门为处理麦克林和伯吉斯提供的情报而组建的，基斯利钦是那里唯—一名工作人员、根据上级命令基斯利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个人档案和文件。 但是与英苏还是盟国时相比，伯吉斯和麦克林感到冷战时期的双重生活日益艰难。当时乔治·克里一福斯特尔是刚刚组建的外交部安全部的头，1947年他第一次见到伯吉斯，他“因伯吉斯的沮丧面容感到震惊。他胡子拉茬，满嘴酒气，以致我想弄清楚，这到底是谁，干什么工作”。加龙维·里斯认为，伯吉斯可能染上了麻醉剂瘾。 “为了缓解精神紧张现在他一直服用镇静剂，但同时又服用兴奋剂，因为他不知道镇静剂的用量。他总是倒在手上多少便全部吞下去，像小孩子嚼冰糖，一直到把袋子吃空为主。” 人们总是向克里一福斯特尔抱怨伯吉斯行为不检点。弗雷德·沃尔涅尔曾和他一起在外交部国务大臣盖克托·马克纳尔手下的一个分部工作。有一次盖克托在索霍的一个夜间俱乐部里撞见伯吉斯满脸血污地躺在地板上并把他救了出来。马克纳尔总问“我们可怎么对付盖伊？”沃尔涅尔对这个问题早就厌烦了。 但不管怎么说，伯吉斯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剑桥读书时的魁力。1947年底，马克纳尔把他推荐给外交部副部长克里斯托弗·梅赫，他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伯吉斯。当时梅赫正负责组建一个专门对付苏联“心理战”的情报研究局。梅赫后来自己承认，他当时犯了一个大错，“我和他谈了谈，当然他显示自己有关于共产主义破坏活动的丰富知识，我便高兴地把他留下工作了。”伯吉斯来往于英国驻外使馆之间，在那里传递情报研究局发出的警告，并把它的计划报告给自己的新上司尤里·莫金（莫金是1947年底接替克罗托夫任此职务的）。伯吉斯的这些做法使情报研究局的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各使馆纷纷报告伯吉斯有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行为，梅赫不得不把他调出情报研究局。此时只剩下很少几个朋友仍对伯吉斯表示信任，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政治侦察负责人戴维·福特曼。1948年，铁托与莫斯科闹翻之后不久，福特曼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就建议列一张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查询单，据此英国大使就可以在贝尔格莱德得到所需情报。“好主意！一一福特曼高兴地叫道，通知盖伊。”伯吉斯同查询单的建议者一起制订其具体内容，并把它发往贝尔格莱德。铁托的答复使莫斯科总部很感兴趣，也许福特曼也很高兴吧。 1948年秋，伯吉斯被派到远东局，在那儿干到1950年他调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为止。在远东局工作期间，他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国对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对1950年6 月朝美战争爆发前的朝鲜的政策。虽然伯吉斯只是一名中校军官，他却始终可以参与研究分析来自联合侦察委员会、国防部和东京盟国最高指挥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情报。 特别引起莫斯科注意的是1950年4 月关于“苏联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援助”的分析报告。从该报告可以清楚地得知、西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才对该问题进行侦察的。伯吉斯就此写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仍用他惯用的蓝色墨水，字体十分工整，令人惊讶。其实这时，他在外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1949年秋天伯吉斯去直布罗陀和摩洛哥的丹敦旅行。加龙维·里斯称他这两次旅行为“不体面的俄底修斯漂泊”。旅行中伯吉斯不按帐付款，当众寻找辨认军情五局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喝醉酒后在当地的酒吧间时大唱：“如今男孩更便宜，早已不像前几天……”伯吉斯感到奇怪的是，旅行归来后竟没有被解雇。 莫斯科总部得出的结论是：1949年秋天，伯吉斯已精神失常，这是由于他知道因“维诺纳”被破译可能暴露身份，从而引起精神高度紧张。1949年9 月，在菲尔比作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前夕，他曾涉入过“维诺纳”的工作，为此，他自己向莫斯科发出过警告。但实际上直到1951年伯吉斯叛逃以前，“维诺纳”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能使他暴露身份的内容。1949年秋天，他每时每刻都等待着自己的末日。同他一样，麦克林在得知来自“维诺纳”的危险时也感到心情沉重。而且对他的威胁似乎更近一些。因为接触“维诺纳”之后菲尔比马上就明白了，在几封被破译的密电中被俄国人称为“荷马”的情报人员就是麦克林。 35岁的麦克林到开罗赴任后，办公室顾问兼主任的职务使他在外交界可以大有可为。但他经受不住一年前得知的可能败露的威胁。尽管他工作起来仍像从前那样轻车熟路，但同时他开始酗酒，包括在“不宜饮酒”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和酒友菲利浦·托因比目睹了他积郁成疾而不能自制，歇斯底里地发作的情景。1950年5 月，两个朋友狂饮之后冲人在美国使馆工作的两名姑娘的房间，把卧室翻个底儿朝天，撕碎了姑娘的内衣，又砸了浴室。托因比回忆说：“唐纳德摘下一面大镜子向浴室抛去。令我惊奇而又高兴的是浴缸没有被砸个粉碎，镜子也完好无损。”几天之后麦克林被召回伦敦，外交部批准他整个夏天都去休假并找心理医生治疗。医生缓解了他因过度疲劳引起的病情以及他那被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秋天麦克林恢复正常并被任命为外交部美国司的负责人。尽管晚上还会到俱乐部去纵情狂饮，喝醉酒时还会称自己是“英国希斯”，但麦克林工作起来还像往常一样训练有素、极富效率。 麦克林和伯吉斯搞到的情报在1950年6 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对莫斯科变得极其重要。麦克林在美国司的副手罗伯特·塞西认为：麦克林提供的文件对于帮助中国人和北朝鲜制定在谈判中的战略战术是无价之宝。”麦克林和伯吉斯不仅提供机密文件，还在其中夹进了自己的反美情绪，这使苏联更加担心美国会把朝鲜冲突变成战争。1950年底，麦克林在外交部里甚至还把美国政策称为是“缺乏远见的、不灵活的和危险的。”而且在自己外交生涯中他头一回对斯大林愚蠢的有关侵略性的分析表示好感，斯大林认为侵略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所固有的。其实真正原因多半在于美国经济同军工生产联系非常密切，而大规模的战争有助于避免战后的萧条。尽管斯大林的荒唐言论没有在白厅引起多大反响，1950年美国政策的走向还是引起了英国的不安。12月，杜鲁门总统就是否在朝鲜冲突中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作了含糊其辞的答复。“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使人想到它的运用。”艾德礼首相听到这个声明，立刻动身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商讨使用原子弹及其他同战争有关的问题。麦克林为莫金提供了为首相出访准备的咨询材料及向内阁提交的有关访问成果的报告。斯大林近乎病态的疑神疑鬼没有使他轻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1950年底，他已经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信无疑了。 朝鲜战争的原因不在于苏联的领土野心，而在于北朝鲜。但是由于西方不了解苏联的真正意图，英美情报机关又不能像情报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那样搜集有用情报，导致西方做出错误判断，认为战争是苏联大规模扩张计划的一部分。1950年的那个冬天，恐怖情绪进一步扩散，仿佛入侵朝鲜也仅仅是苏联进攻德国的一个前奏。1951年2 月，英国国防部警告内阁：“战争可能在1951或1952年爆发。”尽管西方对苏联有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毫无必要，但却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担心被斯大林解释为西方试图掩盖自己的侵略阴谋。1951年3 月，麦克林在自己提交外交部的简短呈文中，用更激烈的言辞向莫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满有把握地写道：“美国人在远东乃至全世界玩火必然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深渊。 ”4月，杜鲁门总统召回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曾强烈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上去。也正是此时他被解职。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麦克林的前途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第一总局认为，麦克林的暴露是“维诺纳”被破译而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因为使麦克林暴露的那些材料，也使克格勃渗透史中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五杰”遭到了惨败。1949年10月，菲尔比以英国情报机构代表的身份前往华盛顿。菲尔比清楚地知道克格勃的侦察行动，也早就明白化名“荷马”的人就是麦克林。他在回忆录中故意这样写道，为了“挖出”麦克林需要半年时间，以免英国上流社会因为发现自己圈子里有个叛徒而休克过去。被破译的“维诺纳”开始提到“荷马”时很含糊，根据这些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英国使馆工作人员，甚至无法知道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据加罗尔德·麦克米兰证实，最初被怀疑的人数超过七千，几乎包括了所有能够秘密横越大西洋的人、菲尔比一到华盛顿就得知，“联邦调查局正在继续向我们调查有关使馆的清洁工和服务人员的状况”。 用菲尔比自己的话来说，“维诺纳”被截获也引起了他“深深的不安”。但很明显，对麦克林的直接威胁是没有的。他的上司说，根据莫斯科的决定麦克林仍继续工作，等对方网口收紧时再制定营救他的方案。1950年冬天以前，网口一直未收。1950年底，怀疑对象减到35人，到1951年4 月只剩下10人。菲尔比假装寻找“荷马”，并把调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战前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证词上，此人在1949年的审问中提到一名在外交部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这名被“怀疑”的间谍出身名门，曾就读于伊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麦克林念的是剑桥大学）。菲尔比写道：大使馆的安全官员鲍勃·麦肯瑟认为间谍就是波尔·戈尔一布特，即外交部未来常务助理，他曾在伊顿和牛津上学。戈尔一布特那时主修古典人文科学，“荷马”这个代号对他再合适不过，而且同他的姓氏也很相配。然而。1951年4 月中旬“维诺纳”又有一部分内容被破译后，对戈尔一布特的怀疑马上就解除了，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部分被破译的内容中提到，1944年“荷马”曾在一周之中两次去纽约同自己的上司会面，顺便也去看望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当时只有麦克林一人这样做过。 筹划让麦克林出逃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英方决定不在法庭上引用“维诺纳”的内容，这就必须寻找有关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其他证据、同上司讨论过现实处境之后，菲尔比决定通过伯吉斯提醒麦克林。1950年8 月，伯吉斯到华盛顿出任大使馆二秘。很显然这是他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8 个月之后的事实表明机会被错过了。1951年的一系列事件（几乎全部都没有提前准备）引起了弗吉尼亚州警方、国务院及英国大使馆的愤慨，4 月他被召回。在“库茵·梅利”号客轮离开纽约前，伯吉斯和菲尔比一起在船上的中国餐厅里共进午餐。铜管乐队的伴奏声排除了窃听的可能，他们讨论了麦克林出逃的细节。按照与菲尔比预先商定的计划，5月7日一回到英国伯吉斯应该通知尤里·莫金，“五杰”在英国期间他是总头目，也正是莫金负责执行出逃计划。后来他当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政治侦察系主任时，对他如何组织这次出逃仍津津乐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注意到，莫金从未谈及那个自高自大的伦敦间谍头目尼古拉·罗金也参与过此事。 4 月中旬麦克林已见不到机密文件了，很快他就意识到他受到了监视。接着电话也被窃听，他对是否应打电话给莫金犹豫不决。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时伯吉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帮忙了。伯吉斯回到英国以后就去了外交部。但那儿的人通知他说已决定让他马上退休。而他借这次机会交给麦克林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届时将商议他出逃的计划。 不久伯吉斯收到了菲尔比的一封信，信上说起忘在大使馆停车场的汽车。但信的末尾半遮半掩地警告说：“这几天气热起来了、”伯吉斯此时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菲尔比后来写道：“他眼看就要疯了，情况比别人所能料想的还要糟糕。他在英国的仕途给毁了，而克格勃也不再需要他。我们深深为麦克林担心，竟谁也没想到过伯吉斯。” 但莫金想到了。伯吉斯害怕同莫金会面，并让布兰特把自己的担心转告他。考虑到伯吉斯的状况，莫金认为他在审讯中大概挺不住，于是便强迫他同麦克林一起出逃。 关于麦克林和伯吉斯出逃的事存在着各种说法。 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5月25日星期五早晨，外交部长罗伯特·马礼逊主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28日星期一开始审讯麦克林。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马上便有一个至今还未被发现的间谍（通常被称为“第五个间谍”，这种叫法是错误的）预先通知了伯吉斯，当晚他就同麦克林一起逃跑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25日的会议，也没有什么预先警告。马礼逊是根据手下人的书面证据决定审讯麦克林的，但审讯日期并未确定。伯吉斯的家在肯特郡和萨里郡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子里、但由于人手不够和失算，军情五处和警察局的特务组织都没能对它进行监视而让伯吉斯跑掉了。即便是军情五处拘捕了他，当时所有的证据还不足以给他定罪。因为官方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维诺纳”，这就意味着除非麦克林自己承认罪行。这种情况在福克斯身上曾经发生过。如果麦克林的精神像后来菲尔比那样能经受住考验，他可以否认有罪，但在当时无论是莫金还是莫斯科总部都不能冒这个险。 麦克林通过伯吉斯得到菲尔比的警告。菲尔比通知自己的上司：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杰弗里·帕特尔松已接到命令，在5 月23日前向伦敦报告有关“荷马”事件侦察进展情况。菲尔比判断对麦克林的审讯将在5 月28日开始。莫金马上决定执行出逃计划。24日到法国去的船票已经买好。25日晚（星期五）伯吉斯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往麦克林那幢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式样的房子。当时麦克林夫人刚刚为他生日摆好餐桌，夫妇二人坐在桌旁。那年麦克林刚满38周岁。伯吉斯称自己是外交部的罗德泽·斯泰因，他坚持让麦克林马上跟他走。麦克林匆匆上楼同儿子们告别后，惊慌失措地跟妻子解释了几句，便上了伯吉斯的汽车。他们匆匆忙忙赶到南安普敦，正好能赶上半夜起航开往法国圣马洛湾的“法兰西”号轮船。在法国。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伪造的文件，凭着这些文件两人先到了日内瓦，然后从日内瓦回到了莫斯科。 30年后，每当尤里·莫金在安德罗波夫学院讲到“王杰”时，总会回忆起1951年5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危险处境。而他对布兰特的回忆却与此大相径庭。1945年，克罗托夫在布兰特身上发现了同伯吉斯一样精神极度紧张的迹象。在之后的6 年中，布兰特只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完成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差事，从事科研并在一个皇室成员的家庭的保护下休养，在此期间他完全恢复了精力。尽管在伯吉斯逃回莫斯科后他又曾表现出新的紧张情绪，但莫金也欣喜地注意到。他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冷静的职业本能。后来莫金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坦白地说，领导像布兰特这样的间谍是“莫大的荣幸”。伯吉斯和麦克林逃走时，布兰特却赢得了过去他在军情五处时的同事们的完全信任。伯吉斯逃走之后。军情五处因怕此事声张出去而对是否马上搜查他的住宅犹豫不决，布兰特答应向伯吉斯的同性恋伙伴杰克·希尤特要房门钥匙。但在把钥匙交给军情五处的人之前，布兰特在房间单独呆过几小时，销毁了伯吉斯和他同性恋伙伴的信件及其他一些杂物中有损他名誉的材料。布兰特这样做并未得到莫金的暗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菲尔比最后那封带有“天气变热了”的警告信。 “五杰”中的第五名成员约翰·克思克罗斯没有参与出逃的准备工作。从二战爆发时起他就在国防管理局（物资保障局和干部局）和财政部工作，而且没有同其他四人建立联系。他每个月提供的资料数量之多，一直使克罗托夫和莫金感到震惊。他曾向克罗托夫报告了英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意图，因为他有办法接近有关军备预算的材料，包括原子弹研制的预算开支。1947年，克恩克罗斯忙于通过“放射性元素法”，两年后他又积极参与解决建立“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并领导一个负责组织工作的下属委员会。但他乖僻的性格影响了他的升迁。直到1950年37岁时他才获得一个官衔。1951年由于布兰特工作中的一次失误结束了他作为苏联间谍的生涯。搜查伯吉斯的住宅时，布兰特忽略了几张未署名的纸，这是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白厅机密会谈记录。记录中提到的约翰·科尔维尔爵士后来辨认出，该记录出自克恩克罗斯之手。军情五处开始监视他，尾随他到了同上司接头的地点，但莫金并没有出现。在军情五处的审讯中，克恩克罗斯承认他曾为俄国人提供过机密纪要，但否认自己是间谍。他被财政部解职，在北美干了几年后，又转到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最后在1964年例行调查之前、他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而他作为一名积极活动的苏联间谍的工作早在1951年布兰特漏掉他的会谈记录时就结束了。 1979年，布兰特的活动已经广为人知。他承认，曾有人向他施加压力，建议他同伯吉斯和麦克林一起逃回莫斯科（此人就是莫金，尽管布兰特没有指名道姓），但他拒绝了，他不愿离开库尔塔特今人愉快的学术圈回到斯大林统治的俄国，接受那灰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过了13年，他终于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即使在那时，指控他的材料仍不足以把他送上法庭。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免于处罚。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当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之后，菲尔比马上就遭到了同事们的鄙视，虽然并非所有伦敦、华盛顿的同事都相信他的间谍行为。对他的蔑视主要是由于他同伯吉斯的关系引起的。伯吉斯在华盛顿期间，曾请求和菲尔比及其妻子住在一起。尽管当时菲尔比怀疑此举是否理智，但还是迈出了这错误的一步。他认为在多年相识之后拒绝伯吉斯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同时他也希望伯吉斯同他住在一起可以少卷人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中去。即便是伯吉斯1951年5 月因为那些荒唐事被调回英国时，他也没想到，伯吉斯会同麦克林一道去莫斯科。菲尔比是从杰弗里·帕特尔松那儿知道出逃的事的，此人是军情五处在华盛顿负责协同行动的官员。 “看样子他很害怕。他小声说：‘金，鸟儿走了。’我做出惊骇的表情：‘哪只鸟儿？不会是麦克林吧，果然是他？’他回答：‘是他，不单是他……盖伊·伯吉斯也跟他跑了。’这回我可真是给吓住了。” 当天，菲尔比便把为莫斯科复制文件用的照相设备埋到了树林里。总部为他制定了出逃计划，但傍晚他决定暂时不着急走，他留了下来，同时放弃了一切活动。 在华盛顿，菲尔比并未完全销踪匿迹。中央情报局局长沃特·贝德尔·史密斯通知英国情报机构，菲尔比不能再继续履行协调官员的职务。尽管菲尔比被召回英国，但不管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他还拥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其中包括英国情报机构未来的反间谍头目詹姆斯·杰苏斯·恩格顿。此人自认为早已看透菲尔比，即使是在菲尔比离开一年后，他还对中央情报局来伦敦工作的同事詹姆斯·马卡尔格说：“我仍然觉得，菲尔比将成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更有甚者，在明了菲尔比确实已叛变后，他还深感震惊。菲尔比和“五杰”的其他间谍给英美情报工作带来的最长远的损失是他们迫使恩格顿、彼得·赖特和其他一些大西洋两岸的情报人员在嵌满镜子的房间里团团转，徒劳地搜寻苏联更大规模间谍行动的证据。 菲尔比从华盛顿回来后就离职了，他得到4000英镑的津贴，其中2000英镑马上被他花掉了，余下的2000英镑也在3 年间花光了。菲尔比算计得很对，不把钱“一”次花光，因为今后3 年他“有可能在监狱中度过”。1951年12月他被传唤到军情五处的总部接受法庭调查。这个法庭实际上是非正式的，而菲尔比在回忆录中的叙述并不准确。一名英国情报机构的官员曾回忆说：“离开法庭时，每个人对菲尔比有罪都确信不疑。”很多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同事也认为他有罪，尽管后来在莫斯科他试图摆出另一种姿态。但法庭调查做出的结论是：由于搞不到材料，法庭调查无法展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群朋友继续支持菲尔比，在这些人面前，菲尔比是一名麦卡锡主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无辜牺牲品。 此后，直到1963年出逃。菲尔比除了在贝鲁特有一些明显言过其实的功绩外，他作为一名苏联间谍的作用大大减弱。“王杰”的黄金时期也随着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的败露和菲尔比被情报处解职而宣告结束。自从30年代“五杰”开始同苏联合作，莫斯科总部的大多数情报人员是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中招募来的。而冷战时期的新一代间谍则并非如此。战后古琴科、伊丽莎白·边特丽、切姆伯斯和其他间谍关于莫斯科利用西方共产党人充当间谍的供词公布于众后，引起了一系列丑闻。这迫使总部除特别情况外，绝对禁止使用西方共产党员担负情报工作。 正是那时，“五杰”的“黄金时代”日薄西山，而另一位30年代从剑桥招募的间谍却走向了荣誉的顶峰。阿里斯特·沃特森，过去曾有一个时期担任过阿波斯托洛夫的秘书； 在使布兰特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 后又成为伯吉斯“五人组”首批成员之一。在皇家学院读研究生的6 年期间，他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二战初期他以一名临时科技人员的身份进人海军部，从事雷达及及设计工作。战后他的工作显得愈加重要，1953年，他成为海军部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开始从事绝密的设计工作，该项目引起克格勃的极大兴趣——研究一种借助低频声波搜寻潜水艇的方法。有一段时间，沃特森同军情五处官员彼得·赖特的兄弟住在一幢房子里。早在他败露前赖特就厌恶他。“他是一个瘦高单薄的家伙，长着长长的山羊脸。走起路来也很怪，好像总是用脚尖走路。”但是，其他人认为沃特森是个风趣的人；尽管谈起话来有些怪。甚至年届七0 的时候他还能用一连串笑话与朋友聊天：从四维几何题、对《失乐园》的想像到古埃及字谜。沃特森当时任海军部实验室潜艇设备部的负责人。赖特认为一他从事的是整个国防部最机密、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克格勃的人也持同样的看法。40－50年代，他的上司同“五杰”一样，先后是戈尔斯基、克罗托夫和莫金。1953年一1955年莫金在莫斯科的时候，沃尔森同莫金的下任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吵了一架（此人后来当上了彼尔姆国立高尔基大学副校长）。沃尔森对彼得·赖特说：“他过分资产阶级化……穿法兰绒裤子、蓝色西装，退他那只卷毛狗。”然后罗金同他一起工作，之后莫金第二次同他合作，再往后是尼古拉·普罗科费耶维奇·卡尔佩科夫，此人1958——1963年是苏联在伦敦间谍网中的科技专家。1967年，军情五处对沃特森进行了调查，并把他调到非保密的海洋研究所。 1980年编写的第一总局秘史罗列了大量战后的功绩，其中提到了来自英国的科技情报数量增加。除了侦察潜艇设备系统外，苏联驻伦敦间谍机构还试图提供核动力和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情报，包括导航系统。在50年代的科技侦察中最为积极的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那时他是一名政治侦察官员。后来他主持专门从事科技侦察的丁局的工作。50年代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50年代初，总部成功地实现了对英情报机构的渗透工作。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后，国家安全部着手招募另一名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间谍一29岁的乔治·布莱克，他本姓贝哈尔。布莱克生于鹿特丹，父母给他起名“乔治”，是为了纪念国王格奥尔格五世。二战期间，布莱克在荷兰抵抗力量中作战，战争结束时成为一名海军情报军官。1947——1948年他在一所学院学习俄语，然后到英国情报机构工作。英国情报机构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名新工作人员的全部情况，至少不知道安里·丘里埃尔（这是一名激进的埃及共产党党员），曾对布莱克产生过巨大影响。布莱克年轻时常和他见面。1949年布莱克被派到南朝鲜，他以副领事的外交掩护身份在汉城工作。一年后，朝鲜战争刚刚开始他就被进军的北朝鲜军队拘留。 莫斯科总部得以招募布莱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当时中国“志愿军”已进驻朝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安全部曾建议向中国派遣大批的顾问并在莫斯科对中国情报人员进行培训。毛泽东接受了这两项建议。但中国始终注意不使自己的情报官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同东欧人同出一辙。他们极力照搬苏联的经验，熟悉新技术，但拒绝按照苏联的规定学习，不使用苏联课本，认为这些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东欧国家一样，他们不允许苏联人参与他们的情报活动。但是中国向苏联透露了从朝鲜战场上得到的美国军事技术情报，把自己培养间谍的基地提供给国家安全部使用，以便对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国家安全部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抓到的中国、北朝鲜俘虏。这中间包括乔治·布莱克。 招募布莱克的工作大概是从1951年开始的。据第一个审问他的国家安全部官员格里戈里·库兹米奇说，布莱克一下子就流露出对西方政治的完全失望；对英美人侵朝鲜也有些不满，但他拒绝出卖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但1953年春，当他和其他一些战俘被释放时，他已完全被策反，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此后10年，他佝苏联提供有关英国情报机构行动及人员的情报，就像当初菲尔比那样满怀热情，只是不那么有效罢了。 冷战初期苏联情报部门有过几次向欧洲大陆国家的成功渗透，其中总部认为向法国和西德的渗透最有意义。打人法国统治集团是利用了战后法共的巨大影响力。法共曾连续10多年获得四分之一以上的选票。1947年，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员部长们也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叛逃的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娃和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姐妹指出，国家安全部和情报委员会认为在法国极易开展情报工作。1947——1949年，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巴黎的间谍头目是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亚美尼亚人，将近40岁，会讲法语、英语，爱开玩笑。叶夫多基妞·彼得罗娃回忆说，他是所有同事中最风趣的一个。“吸引人，有教养，一个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色的间谍。”凭着在巴黎卓有成效的工作，阿加扬茨1949年得到升迁，被任命为情报委员会第二总局局长，主管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事务。在巴黎，1950－1954年接替他做间谍头目的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克罗欣，他在法国过得也很愉快。据彼得罗娃姐妹回忆，他脸上带着微笑、快活，是个对自己的生活知足而乐的人。克罗欣第二次被派往巴黎是在1966～1972年，这也证明了他第一次在巴黎的工作是成功的。 在阿加扬茨和克罗欣做巴黎间谍头目时，彼得罗娃姐妹在总部看到了大量（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正式文件，但提供这些文件的间谍并没有暴露，至少没有他们被捕的消息。冷战期间，在法国被发现的苏联间谍中最重要的是乔治·帕克。他在法国工作了20年、1943年，帕克当时统年轻。才29岁，正满怀信心地学习意大利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亚历山大、古佐夫斯基将他招为苏联间谍（古佐夫斯基当时在戴高乐将军临时政府的无线电站负责政治情报工作）。战后法国“第四共和国”期间帕克随他的上司古佐夫·斯基也到了巴黎，曾担任过几个部的办公室秘书和顾问。像冷战中很多间谍一样，帕克与其说是凭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倒不如说是靠一种自我肯定的精神在工作。这种精神支配着“王杰”’以及更早的苏联间谍。帕克渴望在国际关系舞台之外的领域成为主角，既然这个愿望已不能公开实现，他就努力平衡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他认为两国都过于强大。帕克讲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向他致谢。帕克工作最富效率的时期是1958年戴高乐重新掌权后，他获准接触最重要的国防机密。 德国分裂和东德源源不断逃往西德的避难大军使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很容易被东方集团打入。莫斯科总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半官方的对外情报部门，1949年，它们作为联邦情报局（西德）正式加人联邦办公厅。渗透工作从1949年开始，在卡尔斯霍尔斯特招募了原党卫军大尉，后来成为无业游民的汉斯·克莱门斯。1951年，克莱门斯从对外情报部门得到一份工作后，又把自己当党卫军时的朋友海因茨·费尔费推荐到对外情报部门。后者也开始为国家安全部收买间谍，其本人也很快成为一名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1953年，他宣称自己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以红军上校为首的情报网，使同事们感到震惊。这个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包括一些真实情报和总部加工过的假情报，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到波恩西德首相康拉德·阿登纳那里。卡尔斯霍尔斯特继续帮助费尔费，向他提供东德的会议记要，并使他成为一名东德的间谍。费尔费活动最积极的时期与帕克相仿，1958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菲尔比。像菲尔比在1944年那样，他成为苏联反间谍部门的一个头目。但他工作的动机更像帕克， 他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职业间谍、 联邦情报局的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而当时他正设法欺骗该组织）。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充满了对他的褒誉之声，似乎使人相信，他的功绩甚至超过了里哈德·佐尔格，这更助长了他的傲气。他曾说：“我希望俄国人把我当成一流的间谍。” 冷战期间苏联情报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既针对假想的敌人也针对真正的对手。30年代那种搜捕真正的，更多时候是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被寻找并消灭那些“所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家”的行动所代替，并把冷战推向了高潮。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同斯大林一样，他们认为，1949年铁托脱离莫斯科，是旨在瓦解苏联集团的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7 月，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在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宣布，根据国家安全部已经掌握的证据，铁托参与了帝国主义间谍组织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活动。许多有关铁托同西方秘密组织有联系的假想臆造都是为了使他名誉扫地。有一些则是斯大林和莫斯科总部偏执狂的偏见。其实，这两方面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东欧没被发现的、最大的、参与铁托帝国主义阴谋的西方间谍头目是诺埃尔·哈维兰德·菲尔德，他过去是一名古怪的美国外交官，人道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49年，莫斯科总部“挖”出了他，认为他是美间谍机构的情报人员；负责向各共产党内部派遣间谍，以便在铁托和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菲尔德是一名很浪漫的共产党员，他的幼稚本身就足以使总部那些善于发现阴谋的理论家产生怀疑。 实际上，1935年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他就首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为间谍。他提供情报但拒绝提供文件。1936年，他离开华盛顿到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秘书处工作。弗洛拉·刘易价为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当时认为：“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即便继续作苏联间谍，也不应该出卖任何人。”菲尔德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在日内瓦的第一任上司伊格纳季一波列茨基（还有路德维希和赖斯）很快就叛逃了，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处死。菲尔德的下一个联络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次年也出逃了。同赖斯一样，他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诟病斥为托洛茨基分子。1937年菲尔德携妻子来到莫斯科，试图重新同内务人民委员部恢复联系。他俩过去在华盛顿的上司保罗和黑德·麦辛格到他们的房间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打电话要出境护照，并说，如果不给的话他们就要靠菲尔德的帮助去找美国大使馆。很显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想再起用菲尔德了。 尽管发生了种种变故，菲尔德对斯大林的天真的信仰并未改变。他常对朋友们说：“斯大林知道该干什么。”二战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服务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开始在法国，然后在日内瓦。在那里他担任该服务委员会欧洲分部的主席。在瑞士他帮助了不少从德国和匈牙利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在此期间，他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的头目阿伦·达拉斯（1953——1961年中央情报局局长）恢复了联系，这一行动引起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怀疑。10年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菲尔德就同达拉斯相识了。在联合德国共产党人建立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工作中，他预先得到了达拉斯的支持，但战略情报局的头头们并没有批准这项建议。 1947年，菲尔德因为同共产党的接触和他的寻花问柳而丢掉了在服务委员会里的职务。但菲尔德的行为给总部带来的忧虑更大。他几次到东欧，希望找到一份自由记者的工作或做一名大学教师，这些使人怀疑他在为西方情报机构工作。在南斯拉夫同苏联关系破裂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加剧。二战期间，菲尔德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并促使达拉斯开始支持铁托的游击队。1944－1945年期间，他又帮助匈牙利工作。1948年驻日内瓦的情报委员会间谍机构搞到一封菲尔德战争末期写给达拉斯的信件副本。虽然信上只字未提搞情报的事，但总部那些揭露“阴谋”的专家们仍从中读出了他蓄谋从事间谍活动。 还必须找到那些菲尔德在东欧的同谋。1948年，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马加什·拉科西被召到莫斯科并告知，担任内务部长的、党内最知名的领导人拉斯洛·莱克已被怀疑。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莱克阴谋”的史料中，也不无遗憾地认为他确实“一表人才”“女人们认为他很有魁力，男人们也为他的个性所折服”。尽管莱克是个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是五名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唯一在战争期间没有在莫斯科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庇护的一个。他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法国沦陷后他在那里的集中营中呆了3 年。1941年他回到匈牙利，成为地下中央委员会书记、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10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在集中营关押了6个月之后，1945年5月回布达佩斯。 不幸的是莱克从战争时起就欠了菲尔德的情，菲尔德曾帮他从集中营跑出来返回匈牙利。总部的那班人马上把此事当作菲尔德阴谋向匈共搞间谍渗透的证据。这一点由于莱克和南斯拉夫的联系更被确信无疑。早在铁托同莫斯科关系破裂之前吉拉斯就提供证据说，莱克同他的同事——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建立过“异常密切的联系”。 1948年夏天，拉科西在莫斯科接到指示之后回到匈牙利，召集除莱克以外的党内头面人物，他当场宣布：有“证据”表明莱克正在协助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卡达尔（1956－1988年，匈共中央第一书记）也到会并被告知，由于莱克已被严重怀疑（尽管还未被最终证实），他已不能再担任内务部长职务，不能再继续领导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卡达尔被临时任命为内务部长，莱克成为外交部长。针对莱克和其他一些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阴谋家”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秘密机构，由加博尔·彼得和他的两个贴身助手埃内·休奇上校和朱拉·德奇上校负责。当然主动权仍在国家安全部手中，东南欧事务的总顾问费奥多尔·别尔金派遣两名将军一一个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到布达佩斯，监督逮捕和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当时国家安全委员部顾问组的人数增加到40人。1949年5 月在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要求下，菲尔德被派到布拉格一所大学执教。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因德尔日赫·韦肖雷。不太相信国家安全部臆造的有关菲尔德从事阴谋活动的说辞，并在开始时拒绝了匈牙利情报机构逮捕他的要求。于是别尔金开始干涉此事。后来韦肖雷承认，哥特瓦尔德总统曾对他讲：“如果别尔金将军……认为有必要，那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吧。”5 月11日菲尔德在布拉格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布达佩斯接受国家安全委员部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联合审讯。 5月17日彼得召集匈牙利情报机构全体领导会议，宣布破获一起重大阴谋，阴谋的策划者是西方特务机构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约瑟普·铁托。此后两星期他们想稳住莱克。5月29日拉科西邀请莱克夫妇共进早餐。 第二天莱克就被捕了。6月11日，卡达尔作为主管匈牙利情报机构的部长，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确有一些人不相信莱克有罪，但大多数是简直被吓瘫了。”用卡达尔的话说，这次会议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筹备的。 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和苏联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一起审讯了莱克。东南欧事务总顾问别尔金始终监视着审讯过程。据被认为是莱克同谋的贝拉·萨斯回忆：“每到俄国人对匈牙利人讲话时，后者总是要卑躬屈膝满脸堆笑。这些（国家安全部的）长官们最平淡无奇的笑话也会引得他们哄堂大笑。”审讯中别尔金一支接一支地吸他那装在皮烟盒里的美国“古金”香烟。他一直很恼火。当萨斯没能证明莱克有罪时，他跳起来，疯狂地把手里的纸夹于甩了出去，从我眼前抓起烟盒，足有一分半钟用俄语大叫：“这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的聚会，要挑衅这儿不是地方！” 虽然别尔金和国家安全部来的顾问们经常下命令拷打受讯者，但打手总是匈牙利情报机构的人。其中一名主要行刑者弗拉基米尔·法尔卡什后来证实，他只不过是执行莫斯科的命令而已。 匈牙利情报机构负责人加博尔·彼得抱怨说。殴打和审讯并未使莱克认罪。卡达尔后来对他说；“甚至霍尔蒂分子也不能让莱克屈服，拷打对他不起作用，于是他们不再使用武力了。”对莱克来说家庭所受的威胁对他更起作用。但似乎最终使他就范的还是斯大林主义那种对党的责任感。卡达尔到监狱看望他、求他为党再效一次力，承认有罪以便在法庭上可证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卡达尔说，全政治局的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但请他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他被判了死刑。卡达尔答应，他的家人将用新名字在苏联生活。卡达尔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谈话被录在磁带上了。拉科西为了报复卡达尔，在1956年卡达尔下台前不久，让中央委员会成员听了这盘录音。 对莱克和他那些臆造出来的“同谋”的公审于1949年9 月在布达佩斯人民法院举行，这次公审实际上是一次有关巨大阴谋的传说的佐证，这个传说涉及到铁托同西方情报机关颠覆活动相勾结的问题。作配角的还有共产党干部管理局局长季博尔·索尼，他是莱克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重要一环”；拉扎尔·布兰科夫，曾任南情报协调官员，他使莱克和铁托“建立了联系”；还有德埃尔德·帕尔菲中将，在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企图策动军事政变。原告在总结发言时指出： “这次审判具有国际意义……在被告席上坐的不仅是莱克和他的同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他们的外国主子一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家……这里宣读过的证据充分表明，即使是在同希特勒作战期间，美国情报机关还在准备同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做斗争。在兰科维奇背后还有菲尔德和达拉斯……铁托和他的党羽在匈牙利策划的阴谋本应由莱克间谍集团实现，不能认为这一阴谋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计划无关。” 莱克和其他4 人被判绞刑。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和匈牙利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证据都是为了导演一幕政治说教剧而炮制出来的。国家安全部的人确实指示过匈牙利情报机构，同被告一起排演法庭的审讯活动，似便一切听起来都更逼真。但是，大多数国家安全部的人对铁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阴谋深信不疑，并且利甩一切可能来揭露他们的“罪行”。曾目睹对莱克实施绞刑的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科罗托夫来自国家安全部，作为该案顾问也曾出庭，他后来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起在第一总局第一局工作，曾对后者谈起，从政治角度看，法庭审判是必不可少的。他一直记忆犹新的是行刑前莱克喊的一句话：“共产主义万岁！” 对所谓阴谋的参与者的调查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接替莱克担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也受到怀疑，1950年被革职，1951年被捕受审。虽然他死里逃生，在斯大林去世一年后得到平反，但他的下一任泽列特在得知自己也将受到“清洗”时，却亲手杀死了妻子。孩子和岳母，然后开枪自杀。1952年匈牙利安全机构副主席埃内·休奇访问莫斯科，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讲到“清洗”已经失去控制，严重威胁着共产党本身。在返回布达佩斯途中他即被捕，国家安全部调查小组和匈牙利安全机构对他进行了联合审讯并宣布他为间谍。 国家安全部揭露了一些破坏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是铁托和西方情报机关在“友好盟国”甚至西方共产党中组织的。对莱克审判夜后，在布拉格又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审判。还在审判莱克之前的布达佩斯会晤时，别尔金和拉科西就同时给卡列尔·施瓦布施加压力（此人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副部长兼安全机构负责人），要他尽快逮捕并审判犯人。一周后，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请求苏联国家安全部派几名有经验的顾问来主持审问。不久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接着便开始疯狂搜捕“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的行动（这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调查委员会的说法）。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指责捷克安全机构对待阶级敌人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于是，斯兰斯基便宣布成立一个独立于内务部的安全部门， “专门负责调查反党行为和政治奸细” 。开始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1950年3 月被撤下来的外交部长斯洛瓦金·弗拉基米尔·克列门季斯，最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莱克”。春天又开始对其他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漫骂（他们中有未来党的领导人、国家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似乎马上就要举行公审、1950年夏天，里哈乔夫和马卡罗夫让位给新上任的以弗尔基特·博亚尔斯基为首的国家安全部顾问们。此时政击的对象已不再是铁托主义，而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被视为西方破坏分子的主要武器。 对犹太人的迫害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所掩盖，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以色列态度的变化。1947年联合国研究了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计划，苏联投了赞成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会上发言时说：“这一决议满足了犹太民族的合理要求，几十万犹太人至今仍没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园。”莫斯科把建立犹太人民族国家，看成是苏联和波兰的进步犹太人在中东给英帝国主义的重重一击。而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击则被认为是反动封建统治者阻挠进步新国家建立的垂死反抗。苏联在外交上的支持，以及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以道义名义送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器，对以色列国的最终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苏联率先承认以色列为合法国家。克里姆林宫指望犹太复国主义者会因为这种迅速支持和红军在打垮希特勒时所起的决定作用而感恩戴德。苏联领导层希望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反帝革命的领头人， 并帮助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站稳脚根。 波兰统一工人党则声明“自己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阵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47年底，情报委员会远中东问题管理局的负责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奥特拉先科上校召集会议宣布，斯大林亲自指示情报委员会保证苏以联盟的稳定。苏联借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为在一定程度上向以、美及其他西方国家派驻间谍提供了巨大可能。情报委员会间谍局局长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人们都称做‘萨沙”，身材魁伟，娶了一个犹太人做妻子）负责选拔和培训犹太移民，然后作为苏联情报人员送往以色列。他的主要助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基波罗赫中校更是以“瓦罗佳大叔”而闻名，1948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情报委员会驻以色列的首任主席。后来他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受到奖励，并因在以色列的谍报工作中有重要建树而被提升为将军。 1950年，犹太人的过分行为促使苏联对以色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这就是俄国犹太人在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太大的热情。1948年10月4 日是犹太新年，戈尔达。梅尔和在莫斯科的以色列其他外交代表去了莫斯科犹太教堂，当时围观的犹太人达3万之众。 战时为动员犹太力量投人反法西斯斗争而成立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接到指示，命令他们只能回答“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苏联犹太人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社会主义国籍。”而现在，犹太人却在聚众闹独立。很自然，集会很快被驱散。据赫鲁晓夫讲，米霍埃尔斯被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挤到了卡车轮下，当场身亡。1948－1949年的那个冬天，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犹太国家剧院被关闭。犹太语作家几乎全部被捕。。甚至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任娜也被捕并于1949年被流放。据赫鲁晓夫说，在就是否将莫洛托夫的妻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中，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莫洛托夫虽保留了政治委员的名义，但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 约有一年左右，苏联虽在国内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非难，在国际舞台上仍给了以色列很大支持。但当苏联意识到，以色列不断巩固同西方的关系，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克里姆林宫就转而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力量。从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就被公开看作是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一部分，是企图借居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之手摧毁社会主义阵营。对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深信不疑，暴露了斯大林内心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而且他一直未能把这种意识深埋心底。虽然在自己的书面、口头讲话中一直回避反犹太的言论，而在自己的献媚者面前，则讥笑犹太人的言语方式等等。据赫鲁晓夫回忆：一次国家安全部的代表和一些党的领导向斯大林汇报了飞机制造厂工人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对他说：“应该给工厂的先进工人发根大棒，好让他们下班后去收拾这些犹太佬！”新的反犹太主义的政策的实行，给莫斯科总部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奥特拉先科上校在会见情报委员会远东和中东局的官员时称，犹太复国主义同帝国主义是一致的，有些官员很不理解怎么能把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据克格勃的叛逃者伊利姬·吉尔克韦洛夫说，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显而易见，又有一个表示什么‘主义’的新词出现了，但它与马列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总之，它属于托洛茨基主义那一类。我们都知道事情不妙。” 国家安全部在境处对犹太复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高级顾问弗拉基米尔·博亚尔斯基1950年夏天经过捷共允许，开始放手调查“犹太复国阴谋”。他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控制着一个高水平的间谍网。”博亚尔斯基迫害犹太人活动的第一个重要牺牲品。是布尔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奥托·什林格，犹太人，1950年10月被捕。1950年冬，继续有大量党员被捕。1951年2 月在搏亚尔斯基支持下。反犹人物安德烈·克佩尔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负责人，专门负责调查颠覆国家的敌人，并马上组建了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部门。克佩尔克常对自己的同事说，他见到长鹰钩鼻子的人就马上用铅笔记下或干脆关押起来。 博亚尔斯基坚持认为，对付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需要一个比什林格更强硬的人。1951年，捷共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又成了博亚尔斯基的靶子，被指控为阴谋活动的主谋，而事实上此人是坚定的斯大林的信徒。据博古米尔·多贝克中校说，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领导人博亚尔斯基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再三强调“犹太复国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举出洛克菲勒、洛克希德和其他一些人， 并把这些名字同受犹太人迷惑的斯兰斯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1951年6月，多贝克和他的助手就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间谍、颠覆活动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把斯兰斯基和贝德日赫·格明德称为主谋，后者当时是捷共书记处主管国际事务的领导。这份报告经过博亚尔斯基和国家安全部顾问们的修改后被送交哥特瓦尔德总统和安全部部长拉季斯拉夫·科普尔日夫审阅。 但斯大林认为报告还不能有力地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公开审判中发挥作用。 7月20日，斯大林在给哥特瓦尔德的信中指出，到此时为止收集到的证据远远不足以给斯兰斯基和格明德定罪，并且命令调回博亚尔斯基。在4 天后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斯大林补充说，“要由一名更强硬更有经验的人”接替他，而且根据国家安全部的报告必须免去斯兰斯基党的总书记的职务。 斯大林亲自干预斯兰斯基的事，反映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危胁的杞人忧天情绪日益加剧，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也越来越不信任。1951年秋，阿巴库莫夫被投人铁窗。莫斯科市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亲自跑到军官俱乐部解释逮捕原因。他说明了两条理由：其一是贪污腐化。阿巴库莫夫为了个人享乐与许多私人妓院有牵连，他还指示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名声极坏。其二是因为他没能及时发现“列宁格勒阴谋”，该阴谋涉及到几个安德烈·日丹诺夫的部下。日丹诺夫当时已因犯有未被确认的“重大叛国罪”被处死（阿巴库莫夫最终于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被定罪处决。他的罪名之一就是给那些已经“承认”有罪的列宁格勒事件鹌参加者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斯大林撤掉阿巴库莫夫的主要目的大概是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影响。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是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他的发迹也是在情报委员会。他曾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阿巴库莫夫不同的是，他丝毫不依靠贝利亚，他甚至还“清洗”了贝利亚的家乡梅格列利亚。 在伊格纳季耶夫的具体领导和斯大林的指挥下国家安全部开始了苏联侦察史上所谓的反犹太时期。1951年10月初，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别夏斯诺夫来到布拉格，作为国家安全部首席顾问取代了失宠的博亚尔斯基。这回斯大林似乎对已掌握了公开审判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所必需的材料表示满意，10月11日，派政治局颇有影响的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携自己的私人信件会见哥特瓦尔德总统，信中要求立即逮捕斯兰斯基。当哥特瓦尔德犹豫不决时，米高扬便从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去了电话，然后通知哥特瓦尔德说总书记同志坚持自己的要求。哥特瓦尔德让步了。10月24日斯兰斯基被捕。 对斯兰斯基和他的“同谋”的审讯，是在别夏斯诺夫和他的两个助手叶西科夫和加尔金的监视下进行的。逼供所必需的严刑拷打则由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人执行。公开审理的准备工作持续了一年，其间国家安全部前后派出3 名顾问前往布拉格监督工作。他们是格罗莫夫，莫罗佐夫和切尔诺夫。对鲁道夫·斯兰斯基从事颠覆国家活动的诉讼于1952年10月20日开始。在宣布开庭的讲话结束后，检查官宣读了14名罪犯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党的高级官员。包括斯兰斯基在内的11人被证明有“犹太血统”，还有两人被证明为捷克人，l 人为斯拉夫人。最初国家安全部的顾问们建议用“犹太族”或干脆用“犹太人”的说法，但遭到哥特瓦尔德总统和捷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所以最后同意用“犹太血统”这个较含糊的字眼。尽管如此，“犹太血统”的说法在斯大林式的公开审判中也属首次使用。30年代没有人在法庭上提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其他一些遭镇压者的犹太族身份。在布达佩斯对莱克的诉讼中，7名被告中的3人的犹太血统也只字未提。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犹太教育成了他“背信弃义”的原因。精心培训的证人在法庭上反复说： “这些叛徒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受的都是资产阶级的犹太教育。即使在加入捷共并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之后，他们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他们企图推翻我们党的集体领导、颠覆人民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代表建立了联系。” 14名被告中有11名，包括斯兰斯基，被判死刑，另外3 人被判终身监禁。在捷共内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被粉碎之后，紧接着便在苏联及其盟国内展开了反犹运动。莫斯科总部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神经性恐惧甚至导致了对自己一些犹太血统的最成功的间谍的怀疑。他们中有斯穆尔卡（斯穆莱特），二次大战中他曾是英国情报部俄国分部的负责人，在对斯兰斯基的审理中他也遭到了怪诞的指控，把他说成“帝国主义间谍”。总部甚至制定了一个计划（但是没有实现），把他从奥地利（斯穆尔卡当时住在那里，患有早期大面积血管硬化）劫回到莫斯科，让他说明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招募当时的苏联驻英大使、犹太人伊万·迈斯基为英国情报工作效力。 1952年，对犹太人的清洗登峰造极，其中又以莫斯科总部为最甚。时至1953年春，国家安全部中的全部犹太人均被赶走（除了少数所谓的“隐性犹太人”，他们只有很少的犹太血统），并在这些人的护照的“民族”一栏打上了一个“犹太人”的标记。国家安全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攻的高峰是所谓的“医生阴谋”。1952年底，克里姆林宫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利季姬·季莫修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指责自己的大多数犹太同事蓄谋缩短苏联领导人的生命，使用不正确的治疗方法。她本人因发现了这个并不存在的阴谋而被授予列宁勋章。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开始了反对“恶魔杀人犯”的攻势：“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披着光荣崇高的医生和学者的外衣作案。”报纸报道说，这些恶魔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通过“卖身求荣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活动。《真理报》指责安全机构没有及时发现阴谋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气急败坏地对伊格纳季耶夫大喊大叫，大发淫威，命令把这群医生用铁链锁起来，剁成肉酱、碾成粉末。”斯大林把审理这些医生的权利交给了伊格纳季耶夫手下一个最残酷的副手留明。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丝毫不足为奇，几乎所有医生都承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 留明查出的另一个阴谋家就是组织审理莱克一案的国家安全部将军别尔金。斯大林亲自给拉科西打电话，通知他别尔金对招募匈牙利安全部门领导人加博尔·彼得为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工作的罪行供认不讳。逮捕彼得后不久，匈牙利安全部门很快也在匈牙利发现一起臆造的医生阴谋，和苏联的那次如出一辙。 共产党情报局和共产党的刊物都把斯兰斯基的案件和“医生阴谋”说成是一条线索中的两个事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狗腿子为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进行谋杀活动的证据。 斯大林晚年似乎有意掀起一个残暴镇压的高潮。1952年第19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有36人组成的主席团代替了过去的10人政治局。赫鲁晓夫担心这只是“搞掉老政治局所有成员”计划的一个步骤。无法信任周围人也给斯大林本人带来烦恼。赫鲁晓夫有一次听到斯大林对自己嘟啦：“完了，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信任了。”1952年12月，斯大林关押了领导秘书处25年的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次，丘吉尔的译员曾这样描述此人：“身高有5 英尺，宽肩、驼背，大脑袋上长着一个硕大的下巴，长长的鹰钩鼻子和一双猛禽的眼睛）。逮捕的借口是他把秘密文件的内容传了出去。不久斯大林又下令逮捕了他的私人保缥——国家安全部的将军尼古拉·弗拉西克，此人任职时间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样长。当斯大林的治疗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承认参与了未遂阴谋之后，只要有医生靠近，斯大林就感到恐惧。即便是打人其他国家政府内部的苏联间谍取得了成绩他都害怕。晚年他还害怕西方间谍机关会在莫斯科搞出更大的名堂。他怀疑伏罗希洛夫元帅是英国间谍，怀疑莫洛托夫正在为中央情报局效力。 有材料表明，1952年冬贝利亚开始明白斯大林要收拾他。一位苏联现代史学家写道：“这是由于在领袖晚年生病期间无法掩饰的仇恨所致。”1953年3月1日至2日，斯大林病情急剧恶化，贝利亚马上开始计划如何夺权。仍在斯大林巨大影响之下的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斯大林脸上刚刚表现出一些生气，似乎他正在恢复知觉，贝利亚便立即跪在地上，抓起斯大林的手吻了起来。但当斯大林再次晕过去闭上双眼后，贝利亚便赶紧站起身恶狠狠地啐一口唾沫。”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贝利亚简直乐不可支。“直说吧，斯大林的尸骨还未人殓，这家伙已经开始布置新居了，”——赫鲁晓夫埋怨说。仅在24小时之内贝利亚就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后扩建为自己一人领导下的新内务部。他撤换了伊格纳季耶夫，逮捕了留明。与此同时把阿库古莫夫从牢里释放出来，在新的国家安全机构的关键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同另外两个有望继承斯大林宝座的人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商定，结束反犹调查。4月4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某些前内务部的离间者挑起民族纠纷，破坏由国际主义思想团结起来的苏联人民的内部统一。2 月，被捕的全部医生都被宣布无罪，而那些追查者则被追究责任。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挤到卡车下丧命的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死后得到平反并追认他为“著名的苏联演员”。几十万人从劳动改造营释放出来，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犹太妻子热姆丘任娜。 尽管斯大林晚年发动的反犹太人运动已经平息，但关于存在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想法并没有销声匿迹。国家内务部和后来的克格勃都未重新起用那些50年代初曾受到惩罚的犹太官员，任用犹太血统的工作人员一直被禁止。在戈尔季耶夫斯基任职期间；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始终被当作．“破坏活动”的主要工具之一；1982年7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接到去伦敦的任命不久，克格勃驻外间谍机关便收到了一份“1982－1986年期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工作计划”。计划中仍可看出，所谓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对苏联集团组织的“破坏活动”依旧不断引起莫斯科的恐慌。驻伦敦的间谍机构每年制定政治侦察和反间谍方针时，都要考虑到反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并提交来年的行动计划。戈尔季耶夫斯基明白，克格勃驻西方各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塞浦路斯的间谍机构，其反犹太人组织的活动比在英国具有更大的意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同事们，甚至包括一些最具文化素养、头脑健全的人都盲目地相信关于犹太人受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种种阴谋理论。反犹太人的偏执思想在斯大林晚年进一步滋长，国家安全部的行动带来了无可挽回的失误，并一直“蔓延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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