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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人物中，第一位也是最有名的金·菲尔比投向克格勃走得却是另一条道路。他于1912年的第一天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森特一约翰·菲尔比当时是英国拉甲政府中的官员，后来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学专家。与后来他儿子所喜爱的一样，森特－约翰·菲尔比整日周旋于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之间。一方面，他为伦敦《泰晤士报》撰稿，两次当选为议会候补议员、经常光顾伦敦的俱乐部和健身场所。另一方面，他不知羞耻地装扮成阿拉伯人，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徒，并娶了一个沙特阿拉伯女奴作为第二个妻子。与后来的金·菲尔比一样，他把英国情报出卖给他更有好感的大国——当然，他做这些还都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为了表达他对沙特儿子（与第二个妻子所生之子）的喜爱，他把有关中东的文件都交给了他。金·菲尔比在威斯敏斯特上学——也是他父亲学习过的地方，——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29年10月，他又追随父亲的足迹考入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学习。“五杰”中除他之外，1930年考入这个分院的还有安东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 考入学院后的第一步，是加人剑桥大学社会主义协会，但前两年他的活动仅限于开会。这两年他学的是历史，但并不经心。“三分”（实在一般）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分数是他三年历史课中第一学年的得分。1931年10月，他把经济选作第二门主课，这项决定恰巧与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民族政府在大选中的胜利不谋而合。胜利是如此巨大，以至整个工党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五十二个席位。“正是工党在1931年的失败——菲尔比承认，一一第一次真正地触动我去思考对工党的抉择问题。”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在剑桥社会主义协会的工作，协会那时已由共产党员领导。在1932年一1933年、也就是在剑桥的最后一年，他甚至成了该组织的出纳员。但只是在最后一学期前。确切地说是1933年夏天之前，菲尔比才彻底抛弃，按他所讲的，“最后的怀疑”。可以说，影响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转变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1933年3月，恰逢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不久，他去柏林度最后一个复活节假期。在德国，他亲眼看到希特勒大肆追捕共产党，亲眼看到一个纳粹警察国家的建立。所以，当菲尔比回到剑桥时，他心中已充满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作用的决心。 在剑桥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经济学教师莫里斯·多布，他们每次讨论菲尔比写的经济问题的论文。都要花上个把小时。但这些讨论常常越扯越远、并且转成了政治问题。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多布常常强调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受多布思想影响的还有另外一个名叫柯南的学生，他后来曾写道：“我们生活在第三国际时代，它至少在精神上是真正的世界组织，我们生活在共同事业高于民族或地区利益的时代。” 1933年6月，菲尔比以经济学“甲B”的优异成绩毕业。他“坚信，我的生活应当献给共产主义。”后来他说，在剑桥的最后一天还找了多布征询意见——他想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把我介绍给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且这还是个合法，公开的小组。”虽然菲尔比从未披露过小组的名称；但可以确定，这就是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极有可能，多布在把菲尔比引荐给明岑贝格时，想都未曾想到，就这样他就确定了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道路；想都未曾想到从参加共产国际反对法西斯主义秘密战争开始，菲尔比就愈陷愈深。 菲尔比在巴黎与明岑贝格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从那里“被派往在维也纳的地下共产主义小组工作”。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就是伊斯雷尔和吉塞拉·科尔曼的家。他们是波兰的犹太人，一战开始后不久来到维也纳。伊斯雷尔是个谦逊的国家职员，和妻子一样将大半生光阴献给了帮助贫困犹太人的事业。菲尔比经常拜访他们家，当时，在名义上他来维也纳的目的是学习德语，并以自由记者身份工作。那时候科尔曼的女儿科奇·弗里德曼已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热爱生活的已婚女子。一次冬天，他们到雪地去散步，回来时就已成为一对情人了：“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菲尔比向自己的女友，相见恨晚的情人坦白——但这样很温馨，只要习惯就好了。”1934年2 月，科奇成了菲尔比的第一位妻子。在这之前，他已被吸收进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 正如菲尔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当这些事件过去了五十年后，只是在他死前几个月，他在维也纳的工作“才引起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对菲尔比作出“最具潜力的苏联间谍”评价的是克格勃英雄特奥多尔·马雷，他的肖像与其他二十几位克格勃英雄的肖像一起装点着第一局“荣誉室”的墙壁。在其肖像下的官方赞辞中，他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招募和领导菲尔比及“五杰”。 当时，担任国外处处长的斯卢茨基将马雷的成功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和天生的分寸感。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人，所以，中欧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都叫他“大马雷”。投诚者亚历山大·阿尔洛夫习惯于不顾情面地评论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同事，他不无好感地回忆：马雷“有一张刚毅的面庞和一双坦诚的、近乎天真的淡蓝色眼睛”。他有着迷人的外表和对共产国际理想的狂热执著，这使许多间谍面对他产生了一种心虚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只会使他们更依赖于他；马雷与那些“大恐怖”时期控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截然不同，他是个匈牙利人，一战前他任天主教神甫之职；战时他成了奥地利——匈牙利的随军牧师，在喀尔巴吁山被俄国人俘获。后来他在与一位间谍的谈话中回忆说： “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景象。我看到肢体冻伤的年轻人在战壕里死去。我被从一个俘虏营转到另一个俘虏营，和其他俘虏一样忍饥挨饿。虱子咬得我坐卧不安，许多人死于伤寒。革命爆发之后我不再信奉上帝，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者行列，彻底告别了过去。我不再是匈牙利人，不再是神甫，不再是基督徒，甚至也不再是谁的儿子。我只是个“失踪”的战士。我成了共产党员，直至今天。” 马雷脱离俘虏营之后，他那强烈的、保卫革命不受反革命侵犯的愿望很快就为他打开了通往契卡之门。他那种没有“人剥削人”的“新耶路撒冷”信仰，也不再是一种纯宗教式的观点，而成了伴随他终生的一种坚定信念。但内战和集体化的灾难却深深触动了这种信仰。他回忆内战那段日子； “我们的红色突击队与白匪军一样清洗乡村。所有留在当地的居民——老人、妇女、儿童都因帮助敌人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我不能听到妇女的叫喊，简直受不了。” 农村“大清洗”时，用马雷的话说，他只好隐匿起来，闭目塞听。他使自己相信，反革命一旦被摧毁，内战的惨剧也会马上过去。但这些惨剧又在集体化过程中再次重演。“我清楚我们在对农民做些什么，——马雷承认，一一许多人或被驱逐出境，或被打死。但这次我没有避开。我相信，我会有机会赎罪的。马雷曾有机会参与了一个案子的审理。一个人为了救治快要饿死的孩子，偷了半袋子土豆，结果被判死刑。马雷说服了自己的上级建议改判这人徒刑。除此之外，他还见了这个人的妻子一面，并告诉她。她丈夫的命保住了。“这件事，”——他说，一一将成为我赎罪的理由。” “后来派我外出执行任务两周。回来后，当我整理自己的‘公文档案’材料时，发现我的公文卷夫不见了。跑到领导那儿，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开始一起找卷夹。后来找到了，但卷夹上赫然写着：“已被枪决”。 第二天，马雷就跑到国外处请求到国外任职。他的第一项任务，－－显然这是在1932年末一一是到德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地下”工作。纳粹分子上台后几个月，他又来到维也纳。他与上边曾提到的那位英国“地下”人员厄恩斯特·杰里的看法不相一致。杰里总强调德国工人“五人组”秘密战的成就，而马雷则坚持应在德国境外与纳粹主义做斗争。“唯一与纳粹斗争的方法——是在国外斗争。我们在内部没能成功，因此要由外及内行动”。在与国际法西斯进行的秘密战中，马雷凭借自己早期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以共产国际最终必胜的信念感染着其他间谍。 当菲尔比以一名信使身份活动于奥地利地下共产党员之间时，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了共产国际在维也纳的“地下”人员工作的感觉。1934年2 月。奥地利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按菲尔比的话说，“已达到白热化地步”。右翼政府多利福斯的力量和海姆维的更为激进的斗士们（其组织创始人斯塔里姆贝格公爵曾于1923年参加过希特勒的未遂政变）分别捣毁了工会委员会、左翼报刊、社会主义者组织、援助贫困组织等机构。维也纳的两个街区在隆隆炮声中化为废墟。九名社会党领袖在最高法院外被绞死。菲尔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勇敢与机智（他主要从事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输送国外的活动），正因如此，马雷看出了他做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潜力。《每日电讯报》记者埃里克·格杰曾描述过菲尔比拜访马雷在维也纳住宅的情景，他引用后者的话说： “我打开衣柜，想选件衣服，当菲尔比看到那儿有好几套衣服时喊到，‘上帝呀，你有七套衣服，都给我吧。我有六个朋友都为了逃避绞刑躲在城市下水管道里’。我们把衣眼塞进了皮箱。假如菲尔比可信的话，这些衣服都已用来帮助他的朋友们偷越国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 菲尔比后来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当他在维也纳时，“他被授命渗入英国情报机构，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是马雷交给菲尔比的这项任务，也是马雷在1934年把菲尔比派回了伦敦。紧随其后，另一名效力于马雷的维也纳“地下”人员阿尔诺特·杰依奇、作为督察人员也被派往伦敦。今天，杰依奇的画像紧挨着马雷的画像一起被挂在第一总局荣誉室里。画像下的文字注释表明，对他在招募和管理剑桥间谍方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几乎与马雷同样高的评价。 阿尔诺特·杰依奇，当时三十来岁，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外貌和诸多的才能，许多地方很像马雷和明岑贝格。他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而他在维也纳传统的犹太人街区长大。1923年6 月、他独岁中学毕业。秋天他考人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尽管是哲学系，可许多学生和杰依奇一样都在钻研自然科学。比起在美国或是在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里毫不逊色，所以，杰依奇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快。头四年他主要学习物理、化学。同时也听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第五年，他主要用来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7 月19日，即杰依奇过完二十四岁生日两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虽然有关他的学位论文众说纷纭，论文头次口头答辩时，三位主考官中的一位甚至还投了一个“不通过”票，但杰依奇还是如愿闯过了第一关。第二次口试的内容，包括更为广泛的学科，并决定杰依奇的最终成绩；考试时，又有两位主考官无法达成一致。什利克教授给他打了“优秀”，而赖尼杰教授只给了个“及格”。最后委员会主席决定，杰依奇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 莫里茨·什利克是“维也纳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小组”的创始人，同时还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1936年，他死于他的一个学生之手，该生由于什利克教授未使其伦理学论文通过而下了毒手。在此事之前的十年间，什利克对在1926年第二学期选修伦理学课程的杰依奇显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什利克把道德价值与喜悦的感情等同起来，把人的自我实现与心醉神迷等同起来。但在现代社会为了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他认为，首先要经历苦难；喜悦与忧愁混同在一起，产生出“任何其他印象都无法到达人内心深处的风暴”。什利克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够不经历痛苦而达到快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杰依奇在档案和履历表中，无论按宗教观点还是按出身，都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种族填写为犹太族。很难清楚地考察杰依奇从正统的犹太教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信仰的演变过程。但应当指出，无论什利克的快乐代替忧愁的世界模式对他多么具有吸引力，另一幅美景还是逐渐占据了他的思想空间，并最终战胜了前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理论，按此理论所创立的世界秩序中，人们都免受剥削和被掠夺之苦。“二十年代末，杰依奇加人了维也纳心理学家犹太人威廉·赖赫开创的“性俱乐部”运动，这项运动开设了专门门诊，为工人解答有关性的问题。杰依奇领导了一家明斯特出版社，专门出版赖赫的著述和“性俱乐部”的其他书籍。在此阶段、赖赫做出了不一般的尝试，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交叉。他认为，政治压力和性压力同时袭来，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一段时间，他认为苏联能够同时消灭这两种压力，并感到莫大欣慰。1930年、赖赫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但是三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他被迫逃出德国，在奥地利逗留一段时间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定居，并开始了他的研究人类性行为计划－－这项计划如此异乎寻常，它使赖赫赢得了一个理想性高潮的“预言家”之美誉。杰依奇在维也纳参加“性俱乐部”并出版领赫书的内活动，引起了奥地科警方“打击出售淫书部”的注意。后来该部于1934年春开始调查他的活动，“事实上，此时他已准备去伦敦了。 在第一总局“荣誉室”杰依奇画像下的注释中，并未提到他与赖赫的来往。里面只写有：“结束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他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工作”。杰依奇1929年与约瑟芬（婚前叫鲁贝尔）结婚。1933年，他偕夫人来到莫斯科，系统接受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务训练，其妻也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那时他化名为斯特凡·朗，但1934年，他还是用真名并使用奥地利护照去了英国一一企图在学术界凭借自己的学术头衔建立联系。在伦敦期间，他以大学讲师和研究者身份演讲。起初他并无固定住处，1935年其妻来后，他们找到了一套住宅安顿下来。1936年5 月。约瑟芬·杰依奇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尼涅特·伊丽莎白。 金·菲尔比要比杰依奇晚一个月，即1934年5 月回到英国，开始他与妻子都住在母亲家里。在递交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求职申请之后，他立即开始尝试向白厅的渗透工作。但不顺利的是，他并未得到母校经济研究室主任丹尼斯·罗伯特逊和其世交唐纳德·罗伯特逊（二人非亲属）的推荐。丹尼斯在与唐纳德就菲尔比的共产主义热情商量之后，给菲尔比写信说，他们对其热情和聪明才智非常尊重，但不得不考虑到，“他的政治信仰可能会影响他正常履行国家赋予的义务”。于是菲尔比撤回了申请，改走以曲线运动方式打入英国上层权势集团的道路。他到一家自由杂志社上班；，断绝了与剑桥的共产党员朋友的一切来往，极力让别人看出他的政治信仰改变的迹象。当时，阿尔诺特·杰依奇十分同情他，支持他，并劝告他要学会忍耐： “他说，他对我信心十足；问题只是在于，怎样使我人尽其才，我不能毫无价值地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或是当一名《每日工人》报的战地记者。更严峻的战斗等待着我，但我必须要忍耐。后来两年他并未给过我任何实际任务，只是偶而考验一下我的信心。 我赴他之约总是空手而去， 而作为回报，总能收到一份平静的“支持”。 杰依奇奉命来到伦敦，是为了建立与伯吉斯和菲尔比之间的联络。伯吉斯也是受“五人组”秘密战的鼓舞，与菲尔比和杰里一样经人介绍被征募到情报机构中来的。假如一位满口教条、缺乏想象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员处于杰依奇的位置，他一定会说疯狂的伯吉斯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个人才而是块绊脚石。但杰依奇同意伯吉斯的鄙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态度。杰依奇也认为，政治镇压总伴随着性压抑，并且他的这一看法与其参加“性俱乐部”运动完全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见解不能不引起“五杰”全体成员，尤其是伯吉斯的极大关注。 无论后来人们对伯吉斯如何赞不绝口，他的童年却既是享有特权的，又是极普通的。他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娶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女人。在伊顿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伯吉斯被送到达特默思的皇家海军学院。由于视力差，作为海军军官的他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于是，十六岁那年，他又回到了伊顿。在最后一学年中他不仅在历史竞赛中获胜；同时还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并获取奖学金。然而，虽然他善于与人交际，却由于公开的同性恋而未被获准进人享有特权的伊顿协会。1930年10月，伯吉斯来到剑桥大学以后，他完全抛弃了小心谨慎的束缚。当时同性恋关系、既使是在成人双方协议下都是严格禁止的，而伯吉斯却在公开场合下自夸与年轻工人同性恋者有“肮脏”的联系。 在剑桥大学，伯吉斯小有名气。他那情感鲜明的话语，英俊的外貌，与生俱来的交际手腕和自信，使他成为同代大学生中的位校者。他无论是在享有特权的“皮特俱乐部”，还是在声誉委实不高的“大学生讽刺协会”中，都被称为自己人。伯吉斯的才智过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具有一定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出众地表现在他那概括总结和生动举例的天赋上。除此之外，虽然他整日忙于社会工作，还不时饮酒，但他没费多大力气就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六月份（1932）历史课第一部分的考试。五个月后，他被选人一个名叫“传道者”的知识分子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教师和大学生，他们都以能在俱乐部中召集剑桥最有才能的大学生而自豪。 如龙维·里斯是“万灵教团” （天主教的一个社团） 年轻的荣誉成员，当他1932年夏第一次在牛津大学见到伯吉斯时，后者“在同时代的大学生中，已成为一名颇具声誉的出类拔革之士”。 “毫无疑问，他无愧于这种声誉。一当时他已荣获学院颁发的奖学金，大家都认为等待他的是学者的锦绣前程。那天晚上，他谈了许多有关彩色写生艺术的问题，我感觉他的思想既十分怪异又热情洋溢。他有着十分广博的知识面。当他讲话时，其样子简直令人倾倒，得体的举手投足之中伴随着孩子般的活跃，他可真是个地道的英国美男子。如果要说到有无荒唐之处，那就是他的言辞使人毫不怀疑他是个同性恋共产党员……我感觉，他说的一切都有些玄深古怪，都透露出他的一些性格本质。” 正如里斯在与之第一次会面时发现的，1932年前，伯吉斯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最迟是1933年，在莫里斯·多布的鼓动下他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不列颠帝国迟早要灭亡”，这是他为论文答辩准备的几个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在这个题目中，他对上述结论的强烈预感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们。在剑桥印度民族主义者协会中，伯吉斯通常议论的是，帝国内部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为英国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怕吉斯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容忍英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在于这个日趋衰落的帝国的生活暂时还能满足了他那种对享乐的需求感。 伯吉斯对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家们只打算完善世界，“而问题在于要改造世界”。大学最后一年，伯吉斯开始显露出他的积极性。学校食堂员工一直反对学生放假时他们大部分人无事可做的劳工制度，于是他就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并以成功告终。一边满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享乐，一边又将一生献给消灭这种制度的事业，这就是伯吉斯年轻时的性格特点：“既要吃卒，又要将军”。 由于党务缠身，同时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伯吉斯这次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轻松通过历史课第二部分考试。1933年夏天，他在毕业考试时病倒，由于有患病证明而被授予普通学位，获得这种学位的人通常都是有能力取得高等学位，但因各种原因无法通过考试的人。尽管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伯吉斯在学术上前途无量，他也着手撰写题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博士论文。满心希望获得一个在剑桥从事科研工作的奖学金持有者称号。 甚至在大学期间，伯吉斯就具有宠幸于人的本领。他不仅会讨老师、还会讨同学们的喜爱。加龙维·里斯虽然不是同性恋者，并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拒绝了伯吉斯诱惑的企图，然而还是马上就成了他的密友。从这时起，伯吉斯在他们的关系中开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伯吉斯的活动越来越积极，他企图打动更多一些同性老师的心。公认的牛津古典主义者莫里斯·鲍尔、沃德海姆学院系主任，曾与伯吉斯有过暧昧关系，而且疯狂地爱上了伯吉斯。里斯发现伯吉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控制别人……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扮演成费加罗的角色，但为他人效劳只是形式、最终操纵别人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鲍尔认为，凡受伯吉斯控制的人也都有心情复杂的一面，他们经常感到绝望，经常因自己的非法性生活而有一种负罪感。的确，伯吉斯对他们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作为基础的： ”在对待那些情人的态度上，伯吉斯粗鲁甚至残暴，但同时在他的性行为中也有些高尚的东西……他与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睡过觉，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都令人讨厌。同他们做爱，伯吉斯使他们从各自所经历的失望和内心痛苦的压抑中解脱出来……当这种关系不再继续时，伯吉斯都有本事让他们继续依赖他。他继续协助他们解决许多头痛问题，其中包括不满意性生活的问题，这一点也证明了他所占的统治地位。每当听完困扰他们的情感问题，伯吉斯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新伙伴。对这些人来说，伯吉斯既是个听取忏悔的神甫，又是个撮合私通的“媒人”。 安东尼，布兰特是受伯吉斯影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伯吉斯的那些令加龙维·里斯难忘的水彩画艺术观点就是从布兰特那里听来的。安东尼·布兰特是剑桥“五杰”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布兰特的父亲是圣工会教堂的神甫，他与上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他去世的时候，安东尼正在剑桥大学读三年级。乔治五世的夫人科罗廖娃·玛丽亚在给神甫遗孀希尔达的信中写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为什么在世间多多行善的人要离我们而去，而同时却允许那些毫无用处的恶人继续生存？”安东尼由于很少见到自己无罪的父亲，所以对母亲极其依赖、关于他的母亲，其兄威尔费里德曾经说，她是一个“十分善良、具有清教徒简朴品行的妇女，甚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从不撤谎”。当布兰特满四岁时，其父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神甫。他的家庭也在法国安定地生活了十年。这段时间使布兰特“对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并成为他看待生活中许多事物的决定因素。从小布兰特就受到崇拜艺术作品氛围的熏陶”、在马尔博罗苦读十四年的学校里，据他的密友和同龄人、诗人路易斯·马克尼斯讲述，他曾以虽然年幼却对艺术造诣颇深，并鄙视保守势力而名声大振。布兰特曾对下一辈的小校友讲过如下的话： “为了显示自己的超常果敢，我们竭尽了全力。我们曾高傲地挥舞着丝绸手帕进人礼堂，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因为没有一条规矩不允许这样做。每星期六我们都去运动场，那里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别的孩子在玩球。我们总会把他们搞得勃然大怒，因为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把皮球涂得花花绿绿格外刺眼，然后传来传去。” 在马尔博罗，布兰特就对资产阶级那一套政治观点鄙视不已。据马克尼斯说，“他对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说，他……认为政治话题根本不值得一谈。” 布兰特最感兴趣的艺术史， 作为一门课程， 在六十年代初才在剑桥开设。而1926年，他考入剑桥时，没有一所大学教授艺术史。至于库尔托尔德学院（布兰特后来曾任该院院长）则成立于1931年。布兰特考取了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分院，并得到了数学奖学金——这对一个主要天赋都在美学和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功。然而数学毕竟不能使他如醉如痴。1927年6 月，即第一学年末，当他以“良好”的成绩通过数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后，即决定转向钻研外语，因为这已同他喜爱的欧洲大陆艺术和文化相距不远了。1928年，布兰特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一部分考试，而且法语（自幼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都得了高分。1930年，布兰特又以“优秀”功成绩通过了外语课程的第二部分考试，并拿到了毕业证。1928年5 月他被选入“传道者”协会，毫无争议，正是协会的同事、著名数学家阿利斯特·沃斯顿（后来成为海军部的技术军官，同时也是克格勃的间谍）第一次使布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并促使他走上了深入钻研之道。布兰特的共产主义观点开始逐渐地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很同意年轻历史教师斯蒂文·兰西门对大学生布兰特所做的评价：“看上去他总是过于自满。但同他打交道却使人感到愉快。” 在诱使布兰特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的过程中，伯吉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即1930年10月，伯吉斯在剑桥大学特里尼蒂学院上大学，而布兰特也在那里搞学术种研工作，正是布兰特在两年后介绍伯吉斯进了“传道者”协会。这段时期，布兰特因对“写生和普桑（法国画家，古典主义代表人物一一译注）理论史”研究卓有成效，而被选进特里尼蒂学院的科学委员会。人们经常看到新任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和新来的“传道者”形影不离。 二人亲密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性关系在起作用。布兰特在生理上更狂热地追逐年幼的伙伴中。而伯吉斯在择偶方面却比较审慎，也许就是他使布兰特摆脱了心理上的某种束缚， 把他带进了无产者同性恋的圈子， 使他享受到了与那些人的“肮脏”关系所带来的快感。一但还应该说，那时真正吸引鲍尔和布兰特的主要是伯吉斯的才智、优雅的谈吐和宽阔的眼界。加龙维·里斯与伯吉斯第一次见面时，他简直被镇住了。伯吉斯既能够把自己对艺术的执著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又能把这种学说与他到剑桥帮助组织的公共汽车司机罢工有机地结为一体。1972年，也就是布兰特的公开叛变被揭露的前七年，他曾经公开反对那些企图贬低伯吉斯在剑桥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出众才能。 “我认为需要提请注意饰是，他不仅是一个我所打过交道的、在智力上最发达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勉力十足的活生生的人。” 与约翰·科恩福特或詹姆斯·克拉格曼（剑桥大学生中两位最著名的党务活动积极分子）相比，他的兴趣范围要宽广得多。虽然他倔强而又固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且关于任何话题他都能谈出自己有趣而独到的见解。 为使布兰特确信，他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体现在为共产国际做出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最终为克格勃效力，体现在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斗争中，伯吉斯竭尽全力地对布兰特施加影响。他之所以这样做可以用他最喜爱的克洛德·科克伯恩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你的行为以某种方式与你的言语相一致的时刻到了。这就是所谓的‘真情时刻’。” 这个时刻的真正到来是在1933年。那时，伯吉斯受杰里的“与反法西斯‘五人组’团结起来”的理想所鼓舞，也着手建立了剑桥“五人组”。布兰特在其1933年（这是他仕途的转折时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1933年秋，剑桥突然之间就传遍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间我是不会记错的，那时我由于免修秋天的课程，正好在休假。待一月份（1934年）回来时，我发现几乎我所有的年轻朋友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剑桥一夜之间似乎换了一副模样。” 布兰特那时还不能公开谈论剑桥的“巨变”是如何影响他的。伯吉斯那时宣称，“真情时刻”业已到来，布兰特应将自己全部力量献给反法西斯的共产国标秘密斗争。1933年秋天的学期末，伯吉斯在罗马与正在休假的布兰特见了面，当时布兰特借宿在罗马一所英国学校图书馆馆员埃利斯·沃特毫斯那里。沃特毫斯房东并不清楚布兰特与伯吉斯所从事事业的性质。可是他说，在伯吉斯到来之前，“他们的谈话从未涉及政治。但这却是伯吉斯唯一想谈的东西。他在政治上是个行家里手。布兰特也竭力不落后于他”。很可能，就是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伯吉斯把布兰特吸收进了旨在协助共产国际进行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五人组”。 除布兰特之外，伯吉斯“五人组”活动初期的最大收获，就是把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唐纳德·麦克林（十八年之后他被迫逃往莫斯科）争取到手。麦克林的父亲、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是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人，是长老会的律师和自由党派的政治家。1932年猝死前，他曾担任拉姆齐·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对唐纳德爵士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准则，基于此种原则，他把儿子送到了格列舍马学校，校长埃克斯对每一个新生都要灌输“真诚、坦率、诚实、纯洁、艰苦以及爱劳动”的思想。为了保持纯洁、防止孩子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早期性试验，每个男孩子的裤袋都被缝上。格列合马学校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诗人的奥登，1934年写道：“我反法西斯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学校中曾经推行这种法西斯制度。” 麦克林对这些制度的反应倒没那么强烈。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他恨（或是不太喜欢）自己的父亲或那所他学习过的学校。他赞成学校搞橄揽球赛，因为在竞赛中获胜就可获得进入剑桥特里尼蒂学院的权力，当然这不如在大学里获得学位那么声名显赫。中学毕业时，他是一个以思想纯洁而获得好名声的学生。但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同的是，他早在中学就初次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的校友，后来成为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党史学家的诺尔曼一约翰·克拉格曼说，他在格列合马学校入党是为了气恼那些领导。在中学时代，麦克林就过着双重生活，他向父亲隐瞒了他已不再信仰上帝的真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越来越左。如果1931年他没有入党的话（也就是他成为特里尼蒂学院学生前），那么可能就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入了党。 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的，是外语专家、他的朋友克鲁格斯。而“猛兽”伯吉斯毫无例外地又成了两性同体的麦克林的第一个情人。把麦克林从性问题中解脱出来之后，伯吉斯又企图在其他方面占有他。后来伯吉斯曾讥笑麦克林说，“他那硕大的，虚胖的，白白的，象鲸鱼一样的身体”能够给他带来某种快感。而事实上，麦克林高大魁梧、强壮有力，并与伯吉斯一样十分英俊，令同性、异性都十分迷恋。 伯吉斯同时还为麦克林在政治问题上指点迷津。很可能就是在、1933年秋那个学期中，即伯吉斯去罗马会见布兰特前不久，他成功地将麦克林吸引进了自己那个即将投入反对国际法西斯秘密战中的秘密小组。1933年，麦克林对剑桥大学一家主要的学生刊物进行了采访（这家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地暗示过麦克林在性和政治中的双重生活方式）。采访一开始，麦克林就首先声明，他过的不是双重生活，而是三重生活，然后他就不无幽默地依次描述起这三个角色来。他刚开始扮演一个爱美的同性恋者：“我刚穿上绒布短裤，你又打来电话……下次约会你一定要来我这儿，到时会有奇花的海洋。所有人的穿着打扮似在神话中一样……”；然后他又扮演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汉：“刚要吃煎牛排，就听见你在大叫。大家欢聚一堂，还有非常美丽的服务小姐暗送秋波”；最后扮演的是一名深深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现在很忙，我想弄清米德尔顿是否是个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是个辩证者……关键在此。每个人都应工作。所以我在这里。” 和德国的“五人组”一样。伯吉斯的“五人组”并没有固定成员，而且在人数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可能阿利斯特·沃斯顿和詹姆斯·克拉格曼就是首届成员中的人物。但克格勃并未将此二人与伯吉斯、菲尔比、布兰特、麦克林和那个1935年被招募的“第五人”等量齐观。 1934年春，伯吉斯更换了研究课题，他将“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换为“印度士兵的起义”。但伯吉斯在这件工作上已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原因是这种冲动越来越被反法西斯的秘密战吞噬了。5 月份，即菲尔比返回伦敦来到剑桥后不久，伯吉斯就搞到了有关菲尔比在维也纳与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联络中冒险经历的第一手情报。当时，伯吉斯对菲尔比大加赞赏，用加龙维·里斯的话说，他的评价之高甚至使人难以置信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在5 月、在一家咖啡馆里，伯吉斯与杰依奇见了面，同菲尔比一样，他只知道对方叫“奥托”。伯吉斯写信给菲尔比，汇报了自己在招募工作中的成绩。菲尔比马上回信并向他表示祝贺。1934年夏，经杰依奇同意之后，伯吉斯为了护送牛津大学共产党员德里克·布莱克（后来死于二战）去了趟德国和莫斯科。德国之行正巧碰上了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的发生。他们还未来得及同年轻的德共党员商量逃往莫斯科的对策，就听到了枪炮声。这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长刀之夜”，这一夜，希特勒与纳粹党中的对手正在算总帐。 据伯吉斯的一名亲信随员说，伯吉斯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主任皮亚特尼茨基，前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见过面。此行使他更加坚信他是在为组织反法西斯秘密战的共产国际工作。但他刚一回国，杰依奇就使他相信，为了进行秘密战，他应和菲尔比一样从事地下工作，要中断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络。伯吉斯二话没说就照办了。但就他的朋友们看，他却表现得有些怪诞、有些出格：他把斯大林归人法西斯独裁者的行列，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未来的预兆”。他甚至在“传道者”的秘密会上也隐瞒自己的政治信念：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有现成的引文、可笑的趣闻、不合时宜的比较或带污辱性的随机应答。如果协会讨论什么政治问题，他就喜欢用其内容令人费解的隐喻发言。假若直接让他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就瞪大那双神采飞扬的蓝眼睛、用他那使人无法反击的满含笑意的目光看一眼提问的人，然后开始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杰依奇不仅为伯吉斯规定了几条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还要伯吉斯放弃其初期计划中仿照德国“五人组”的样子，建立共产国际支部的打算。与剑桥每位新招募的学生进行单线联系工作方式的，首先是杰依奇，然后是马雷。但伯吉斯很瞧不起这种死板的工作方式。他把间谍工作看作是与朋友们一起干的社会工作。正如菲尔比后来所承认的，正是伯吉斯坚持要在我们所有人中保持联系，也正是由于这种执拗，几乎导致了菲尔比在1951年的覆败。 按杰依奇的提示，麦克林与伯吉斯同时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4年6 月，麦克林以优异成绩通过毕业考试，那时，他的愿望是要么去苏联教英语，要么留在剑桥着手哲学博士论文工作。他把博士论文题定为“吉恩·凯尔文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但他这年夏天并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对母亲说，他想试试能否到外交部任职。麦克林夫人很高兴，但却想知道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否会妨碍他的打算。”你可能以为我像风信标一样打转转、绕圈子，——他回答——实际上，我不久前就不再干那些事了”。第二年几乎整整一年，他都泡在离不列颠博物馆不远的课外老师那里，准备1935年8 月的入外交部考试。成绩自然又是十分优异。后来麦克林讲述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被问及在剑桥所表现出“共产主义思想”时的情景： “突然给我提这么个问题；是说谎呢还是放肆地兜圈子？我决定兜圈子。‘是的、——我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并且我还不彻底放弃这种思想’。我想我的诚实会令他们十分满意，因为他们对我直点头，然后是彼此笑了笑。最后考试委员会主席说：“谢谢，就到这里，麦克林先生。” 1935年10月，麦克林第一次踏入了外交部的大门，成了皇室外交机构的新成员。从那时起，他也就成为“五杰”中打人政权核心的第一位人物。 伯吉斯为获取国家机密，耗费了大量时间。1934年末，他的研究工作停止下来，他决定离开特里尼蒂学院。离开剑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他大学同学的母亲当财政顾问。这位朋友就是“传道者”协会的战友、后来成为议员的维克多·罗特希尔德。伯吉斯与杰依奇经常在咖啡馆会面，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预计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打人政权内部，并尽可能渗入秘密情报机构这一问题。带着这一目的，伯吉斯曾经试图在保守党情报局里谋到一个位子（这个机构当时是由前英国安全局调查处处长、后来任首相张伯伦贴身顾问的约瑟夫·博尔领导），但这一企图事实上未能如愿。 但是，到1935年末，伯吉斯慢慢成了保守党年轻议员、同性恋者、大尉杰克·麦克纳马拉的私人助理。里斯认为此人“持极右观点，完全可称得上是法西斯分子”。伯吉斯在谈自己的雇主时既热情又鄙视；他又在扮演费加罗的角色——名为奴才，实为主子……“费加罗”和他的雇主为搜集情报去过几次纳粹德国。据伯吉斯说，几次德国之行，很大程度上是和希特勒分子中的同性恋同情者搞了一些恶劣勾当。伯吉斯同“大陆同性恋同盟”的关系处得很融洽。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是爱德华·法伊弗， 他是爱德华·达拉季耶（1936年1月一1940年5月任法国国防部长，1938年4月一1940年3月任首相）的办公厅主任。伯吉斯向朋友们讲述那段十分恶劣的往事时说：“他，法伊弗，还有两个法国部长内阁成员……在巴黎一家男妓院过夜时，他们把一个剥得精光的小男孩绑到桌子上，边用皮鞭抽打，边围着桌子又唱又跳，手舞足蹈”。 与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林不同的是，布兰特没必要把自已伪装成一个政治上持极右观点的人。因为他过去从来就不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历史中，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东西。他在三十年代对文艺批评工作所持的充满马克思主义的中世纪的思想观点，无论对于时局动荡的世界，还是对于斯大林理论家的论战来说都太遥远了。但是一位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还是不公正地指责他，说他试图把艺术史非政治化，还说他对艺术史的态度是以“形式主义和非道德角度为出发点的”。布兰特在三十年代所持观点的主旨，就是艺术无法与社会分割： “艺术作品由艺术家创造；艺术家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的观点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能仅从历史角度来看待，也许只有从人类、从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35年，布兰特去了一趟苏联，在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立即就表现在一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而且这种倾向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认为，“脑力劳动者再也毋需惧怕承认世俗的诱惑，周为共产主义同立体派一样更加有趣”。他继续号召成立艺术家协会，把博物馆从游乐宫变成古典艺术品展览室。也许，正是俄国之行后，他开始了与阿尔诺特·杰依奇的经常性会面。杰依奇说服这位艺术界激进的批评家， 要他装出对党内事务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迈克·斯特赖特、一位1936年6月 加入“传道者”协会、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年轻的英国经济学者，在听完他在协会会议上的发言之后得出结论。那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后来，在1937年初。当布兰特想把他招募为苏联间谍时，他才明白，是他错了。 由布兰特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人称“第五人”的是约翰·克恩克罗斯，他也是特里尼蒂学烷的学生。作为整个克格勃史上国外最精干的间谍小组“五杰”的成员之一，他同菲尔比、伯吉斯、布兰特、麦克林一道弛名于总部。但是，如果没有罗杰尔·霍利斯的阴谋假说，如果没有其他在八十年代迷惑了许多出版物的假证据，克思克罗斯早就会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示确凿证据之前，作为“第五人”昭然于世。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公开暴露的，比起其他四人他打进了更多的政权核心、情报机构。他剑桥毕业不到十年，就先后在英国外交部、国库、政府部长私人办公室、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秘密侦察机构任职。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克格勃第一总局英国处处长德米特里·斯韦坦科，用一种“带有极大的虔诚、赞叹和尊敬”的口吻来评价克思克罗斯：“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起“五杰”的其他四人，克恩克罗斯在学业上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他1913年出生于格拉斯哥市的一个贫寒之家，但却是书香门第。其兄阿列克（与克格勃无联系）后来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曾是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管理过在牛津的彼得学院，后来当上了格拉斯哥市立大学校长。与阿列克一样，克恩克罗斯也考入格拉斯哥的汉密尔顿学院，并获取了奖学金。1930年满十七岁时，他正处于政治传统与“大镇压”下社会不公的影响之下。在格拉斯哥市立大学，他两年内修完了法语、德语、政治经济学和英语。然后又去欧洲进修语言知识。1933年——1934年，他是在巴黎度过的。他用一年时间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招人剑桥的特里尼蒂学院。可能从那时起他就与明岑贝格领导的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建立起了来往。 当1934年10月克恩克罗斯来特里尼蒂学院继续深造法语、德语时，他就已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了。由于他在巴黎已获得学位，这样他就可免修外语研究生课程的第一部分，然后他仅用两年时间又获得了人文科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克恩克罗斯的法国文学辅导老师是安东尼·布兰特，他每周都给克恩克罗斯上单人课程（剑桥所说的“答疑”）。布兰特那种令人鼓舞的举止从阶级斗争的严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都深深打动着这个热情的苏格兰共产党员。后来、布兰特介绍他与伯吉斯相识，并使他们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四十年过后，克恩克罗斯在隐瞒了他为克格勃工作的大部分谈话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认为伯吉斯是一个“十分有趣，富有魅力，不留情面的人”。1935年伯吉斯来剑桥时把克恩克罗斯招募为共产国际间谍，使其效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秘密之战，并把他同时介绍给了阿诺将·杰依奇。1936年克恩克罗斯中断了与共产党的一切有形联系，并申请到英国外交部工作。1936年夏，他以外语最高分的成绩从剑桥毕业，校方曾建议他上研究生。但他还是以高出第二名近百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考试。这年秋天，克恩克罗斯成为继约翰·金、唐纳德·麦克林之后的第三位在英国外交部供职的间谍。 起初“剑桥五人组”的工作有重复现象，大尉金从外交部把情报传给皮克、而杰依奇同时又在沃尔维奇火药库组织间谍小组。这一切促使国外处于1936年初派马雷到伦敦，以便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活动统一控制起来。苏联驻伦敦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法”间谍头子阿伦·瓦茨拉沃维奇·舒斯特尔却未参与具体活动，他只是为他们提供与莫斯科中心的联络渠道，同时给他们以有力的“非法”援助。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对马雷在物色间谍、鼓舞他们斗志，并赢得他们忠诚方面的才能十分敬仰。虽然有时他也担心马雷会为自己的过去而进行自我折磨。有一次，马雷在和一个间谍在饭馆喝得酪配大醉之后，就开始回忆起他不愿看到的骇人景象。赫达·马辛写道：“只要这个理智的、高贵的人一喝酒，就马上陷人可怕的抑郁症中，并开始自我侮过。当这一切可怕的东西过后，他又恢复了正人君子的模样。但后背的冷汗却冒个不停。”马雷曾经狂热地爱恋过伊格纳季·赖斯手下的间谍格尔达·法兰克福特。但正如赫达·马辛所说：“莫斯科知道他贪杯如命就强迫他娶了个他不爱的俄罗斯姑娘，充当保姆和监视者。” 马雷和妻子用伪造的名为波尔和莉吉娜·哈尔特的奥地利护照，于1936年初来到伦敦。他向大尉金自我介绍为“彼得尔森先生”，是一家（根本不存在的）荷兰银行的职员。开始时，金是在回家路上把从外交部搞到的文件复印件带给皮克。然后， 从皮克的工作单位由电气工程师、 英国共产党员梅伊和为共产国际当邮递员（外号“朋友”）的布莱恩把复印件带走。布莱恩强烈反对国家的学校教育体制，他为苏维埃工农国家的浪漫代表所鼓舞，他相信他在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一天，当他看到在金打开的包里有外交部的文件时，他简直惊呆了。从金那儿搞到的最重要的材料是由马雷用马安的名字从使馆向莫斯科以电传形式发出的。其他文件通过布莱思或其他邮差之手传递，最终，一切文件都由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德国摄影师沃尔夫·列维特在工作室中重新拍摄复制。 刚开始时，麦克林在外交部是搞国联和西方局（主要与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瑞士和国联问题打交道）工作的。但他能接触的外交部文件比处在有利位置上的金要少的多。尽管如此，他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情报却很重要，正如他后来所写：“我们之所以众志成城，一切都是为了让法国和苏联政府把西班牙政府从佛朗哥和纳粹分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但马雷把麦克林看作一个“长期”间谍。当麦克林在外交部开始其仕途生涯时，他命令麦克林把主要精力放在混个一官半职上，而不是搜集情报。而麦克林在这方面也的确成就非凡。1938年3月 ，他以使馆三秘身份被派往英国驻法大使馆工作，这应是他的第一项国外任职。干部机关在推荐信上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已故的唐纳德·麦克林先生之子麦克林，作为自由党议员大概很为大家所熟知，在外交部的两年时间内，他工作成就卓著，是西方局的骄傲。他性格开朗，聪颖过人，而且还英俊潇洒，我们认为他在巴黎无论在与人交往还是在工作中都会成就非凡。” 在当时，有关麦克林的仕途还有另一种传闻，说当局有意让他任部长助理之职。 在麦克林到外交部一年后，即1936年秋，约翰·克恩克罗斯也来到这里，但他却不善于在短时间内表现自己。后来两年中，他曾先后在美国、国联西方、中央局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一段时间他曾与麦克林一同在西方局工作，据他说，他有机会接触“大量有关西班牙内战进程的情报”。但他却不像麦克林那样魁力十足并善于与人交往。虽然他也努力与白厅人搞好关系，但还是没有交上几个朋友。涅维尔·张伯伦（1869－l940年任英国首相，1937——1940年任保守党领袖一一译注）的私人助理、后来邱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认为，他“很聪明，但有时举止怪异，令人讨厌。”后来他回忆：“克恩克罗斯总请别人吃饭……但他自己吃得很慢，我简直没见过有比他吃得更慢的。”克恩克罗斯总是把在白厅吃饭时谈话的详细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外交部干了一年之后，马雷建议他设法调往财政部，因为那里还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1938年10月他调往财政部，外交部的人在为他松了一口气之后又为他惋惜，因为他们知道正是他的呆板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当伯吉斯看到由他招募的克恩克罗斯比他本人还迅速地打入白厅时，当然很不愉快。1936年末，伯吉斯当上了“BBC ”的制片人。此时，他开始寻找过去和现在与情报工作有联系的人，并请他们在电台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卫·福特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政治侦察局副局长（后来的局长）。可以设想，如果他哪怕有一秒钟意识到他1937年夏发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形势演说的制片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时，他会有何反应。一年之后他仍未走出迷津，而且还因为着迷于伯吉斯对国际局势的酷爱，帮他在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找了份工作。 伯吉斯就这样又工作了几年。这期间还常回剑桥与“传道者”协会的朋友们见面，也常与布兰特一起商量为苏联谍报机构进一步物色合适人选的事情。1937年初，布兰特打算招募迈克·斯特赖特人伙，这之后迈克认为，伯吉斯就是“隐藏在布兰特身后的那个人”。外号叫“狮子”的伦纳德·杰里·朗是布兰特招募的主要间谍。他上剑桥时已是个共产党员了。1935年10月他获得优异成绩，并完成了现代语论文。“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朗回忆说，“对社会不公现象感受极为深刻”。布兰特一直注意着他在法语学习上的进步，而且还在1937年5 月把他选入“传道者”协会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几乎就在这时，布兰特把他招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与招募斯特赖特一样，布兰特在招募他之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下达指令，而是马上转入下一个招募对象。据朗回忆，“布兰特从未打算恐吓我。因为我们都对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坚信不移”。二战期间，朗作为苏联的“第二梯队间谍”一直听从布兰特本人指挥。 虽然金·菲尔比比“五杰”其他人出名要晚，但他最终成为他们中间最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间谍、从维也纳回来之后，他就整日忙于枯燥无味的“反思的反思”，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他在与法西斯的秘密战斗中起得作用多么微小，他在获得杰依奇支持后成就也多么不起眼。他的第一桩功绩（虽然微不足道）算是在外交部秘密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亲法西斯英德协会对他的“好评”。说他与戈培尔和德国宣传教育部“来往甚密”。菲尔比曾临时性地在英德协会中忘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差点在一家德国出资开办的贸易杂志社中搞到一份固定工作。虽然此项工作无甚成效，但他与德国驻伦敦大使冯·里宾特洛甫见过几面，并且不止一次到过戈培尔在柏林的宣传部。 1936年7 月，菲尔比在柏林得知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消息。也就在那时，他才作为一个情报员以记者身份接到了第一项任务。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的直接任务就是搜集法西斯军事行动的第一手情报。”与往常一样，仅从他的回忆录还不能使我们全面了解真实情况，而戈尔季耶夫斯基所提供的材料才使我们能够猜出菲尔比在西班牙的工作秘密。1940年初，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英国受到了简·阿彻的审问。这个女人是菲尔比所见过的英国安全机构中第二个能干的工作人员。 菲尔比在回忆录中写道， 阿彻从克里维茨基那里逼出了有关“苏联情报机关派一名年轻英国记者到内战正酣的西班牙”的诱人情报。“这个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而“诱人的情报”就是有关刺杀佛朗哥将军的计划。1937年初，叶若夫给梅伊下令把他的英国间谍以记者身份派到西班牙，以便这些人打人佛朗哥将军身边，帮助组织刺杀。菲尔比说服一家伦敦报社给他开了一张采访军事事件的编外记者采访权证明。1937年2 月，他来到了西班牙，一到目的地，他就不停地向《泰晤士报》发送有关佛朗哥军队地区战况的文章。 在还未来得及认真工作之际，菲尔比作为苏联间谍的仕途有一天差点儿就给断送了。他认为，之所以逃过劫难全靠他的牙齿。到西班牙居住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被震耳的敲门声惊醒，闯进来一些国民近卫军战士。他在近卫军战士监视下穿衣服时，突然想起裤子的后袋里还有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码，它们被写在一块烟盒纸上。去总部的路上，他没能把纸条处理掉，到那之后，他被两个人带进了一间没有灯罩的强光灯照射的房间。审讯他的是个“个子不高的近卫军少校秃头，满面愁容”，他命令菲尔比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最后的几秒钟是决定菲尔比命运的几秒钟。“我先掏出一张纸条，把它揉成团后扔到了桌子上，纸团一下就弹到了桌子那一头。正如我所料，三人同时扑向它，伏身在桌子上以便抓住纸团，我面前只剩下三个屁股。我迅速从口袋中掏出纸片，揉皱之后就咽了下去。就这样，它不复存在了。” 此事过去之后，菲尔比开始吉星高照。五月份，他成为《泰晤士报》正式工作人员，成为该报在西班牙派驻的两名记者中的一名。这期间，当有机会回到伦敦时，他就把自己在《泰晤士报》的工作以及完成梅伊交给的任务的情况作一汇报。为了在西班牙加固自己的“防线”，菲尔比还找了个情妇，名叫弗朗西丝·利德塞一霍格，外号称刘兔子”。在与英国男爵丈夫离婚前，她是个执著的钢琴演奏家。菲尔比甚至在床上也伪装得十分巧妙。弗朗西丝小姐回忆说，他“即便和她很亲密时也从不提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词语。” 岁末时，菲尔比成了当地的英雄，与他一起乘车的三名记者都被炸弹炸得奄奄一息，而菲尔比只擦破点皮。他很谦逊地向《泰晤士报》读者报道：“你们的记者被送到了急救站，在那儿很快地给头上的轻伤消了毒。而与此同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西班牙军官还在抢救车上的其他乘客，虽然此时炮弹声仍不绝于耳。”3月2日，佛朗哥将军亲手将象征着军人高尚品质的红色十字勋章挂在了菲尔比胸前。英国议会唯—一名共产党议员维利·加拉赫尔在议会对此举还表示了抗议。菲尔比后来回忆：“我在西班牙所受的伤无论对我的记者工作还是谍报工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此之前，佛朗哥的军官们总是严厉批评英国记者，他们认为英国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的确有太多的英国人战斗在国际纵队里。在我因伤受到佛朗哥亲手授勋之后，我以‘受佛朗哥奖赏的英国人’而远近闻名。于是我面前的许多大门都敞开了。” 据英国一位外交家说，“菲尔比几乎知道所有有关德国和意大利在佛朗哥军队里的参战情况。” 菲尔比把从佛朗哥军营中搞到的情报转给法西交界处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37年夏，马雷派菲尔比去西班牙帮助刺杀佛朗哥的计划被取消了，这还是在菲尔比赢得佛朗哥信任之前。 1937年7 月，马雷被召回莫斯科，政治清洗的狂热把怀疑的阴影投到了许多国外处军官的身上。由于马雷过去笃信宗教，并且不愿执行恐怖活动，所以他更加招致怀疑。叶若夫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前一年斯大林对他的感谢，给了他一点儿能顶住并去掉加在他头上罪名的希望。但某种奇怪的感觉强烈地促使他回家。他对伊丽莎白·波列茨卡姬——伊格纳季·赖斯的妻子说：“他们要么在这儿，要么在国内把我干掉。这样最好还是死在国内。”拒绝回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起马雷曾对他说过：“作为一个曾作过神甫的人，我难道能相信什么呢？但我决定走，至少这样谁也不能说‘也许这个神甫真当过间谍吗？’”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马雷的画像下赫然写着：“1937年末被枪决”。 马雷被处决以后，金·菲尔比几乎一年没与总部保持联系。马雷被召回时，菲尔比协助刺杀佛朗哥将军计划的最后细节还未由莫斯科总部敲定，因此计划暂时延期执行。刺杀计划至少部分地受到了解一些细节（其中包括“一个年轻英国记者参与该行动”）的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叛逃的打击。而且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工作重点上也有新变化。在内战的后几年中，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比刺杀佛朗哥更重要的任务。 如果马雷那时不被召回莫斯科，他也会在伦敦就地遭到逮捕。虽然英国安全机构既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外交部的渗透，也不清楚剑桥“五人组”被招募的情况，但它的一个名叫奥莉加·格赖的间谍却获得了在沃尔维奇军火库的苏间谍小组组织者佩尔西·格列京克的信任。这个佩尔西是共产国际的老牌间谍，先后在杰依奇和马雷的领导下工作过。1937年2 月，格列京克让格赖在肯辛顿租了一秘密住宅。两个月之后马雷来到这里，格列京克介绍他是“彼得斯先生”。他对奥莉加·格赖说，这人是“曾在俄国骑兵队里打过仗的奥地利人”。8 月16日，当马雷被召回后几周，格列京克与杰依奇来到这里，并把杰依奇介绍为“斯蒂文斯先生”。格赖答应帮助“斯蒂文斯先生”把格列京克带去的文件拍照。她外语不精，判断不出“斯蒂文斯”的国籍，而且，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杰依奇与妻子当着格赖的面只用法语交谈。 10月末，格赖注意到了杰依奇妻子拍照文件的登记号。于是，英国安全机构得以查明，这是新型14英寸海炮的图纸。11月初格列京克通知，由于女儿生病，“斯蒂文斯”夫妇返回莫斯科，“斯蒂文斯太太”打算留在莫斯科，而她丈夫在圣诞节前也未必能回伦敦。格赖被要求掌握由“斯蒂文斯太太”带来的拍摄文件的相机的使用方法，以便她代替斯蒂文斯太太来做这项工作。 与马雷被召回莫斯科的原因不同，杰依奇一家被召回与其说是由于大逮捕浪潮，不如说是担心他们“防线”的可靠性。1937年夏，共产国际间谍、内务人民委员部邮差埃迪特·季尤多尔一哈尔特遗失了记有杰依奇详细间谍活动的笔记本，几乎就在同时杰依奇为保证其在伦敦固定活动点而建立私人有限公司的请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拒绝。不仅如此，他还被禁止在英国居住，并被带到警察局讯问他何时打算离开英国。 1938年1 月，格列京克和沃尔维奇军火库的间谍小组成员被刑侦部特务机构逮捕。这样，杰依奇回英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如果英国安全机构和上文提到的特务机构再机敏一点的话，他们就能同时把马雷和杰依奇都抓起来。但他们总期望着在逮捕格列京克之前能再等到“更多、更大的鱼咬食”。英国安全机构中谁也不知道1938年初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打算把所有在伦敦的间谍头子和地下人员召回。与马雷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在伦敦的间谍头目不同的是，杰依奇夫妇并没有一回到莫斯科就遭到枪决的厄运。杰依奇还在总部干了几年字迹及伪造品鉴定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荣誉室里杰依奇画像下这样写着。“1942年，在实施侦察行动时，伞降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当即被法西斯抓获并处以绞刑。” 1937年末，当杰依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间谍从伦敦消失之后，“五杰”和其他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一时陷于无人管理和支持的局面。虽然一些“被抛弃”的间谍还能时不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联系上，但在1938年，对英情报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苏联向白厅渗透的第一阶段基本上以马雷和杰依奇被召回总部而告终。对这一阶段的意义，许多人估计不足。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于招募了两名密码破译员——奥尔德姆和金，两名年轻的外交家——外交部的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无疑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还给予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总局汇编处的密码破译员们以极大的帮助。当时出现了一个神话，好像密码就是由那些高明的数学家破译的，而今天协助他们的是大型的情报计算机系统。事实上，大量的超级密码和译码系统，主要是通过那些由侦察途径得到的情报而加以解密。在三十年代，苏联密码破译员比他们西方的同事更广泛地依赖侦察的帮助。在外交部工作的四名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他们既能使用与密码传递方案相媲美的普通语音来传递英国外交电报、也可同时通过密码系统为自己人提供情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第一手材料，但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与破译日本密码电报的功绩相比，苏联密码破译员对英国密码电报的破译同样功不可没。 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及第四局所遭受的劫难一样，大清洗的浪潮也没有放过苏联截听机构。1937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截听工作的总局汇编处处长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上校哈里克维奇被处决。博基被捕后，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个藏有许多金银钱币的密室。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干多长时间，一个月之后就被捕了。但基层密码破译员们并没有像国外处同行一样遭到普遍的清洗。在领导中也有个别未受到冲击的，如领导日本部的托尔斯泰——大概在处里工作最有成效——在他的位子上安然无恙地干过了大清洗和二战时期。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来从清洗潮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开始积极活动之后，它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也立即富有成效地工作起来。二战期间，苏联间谍不仅在白厅，而且还在英国情报机构内站稳了脚跟。 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兴趣要比英国少得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间谍向那里渗透却也容易得多。和在英国相同，苏联对美的间谍活动，在战前最大的成就是建立起无线电截听机构。二战前和二战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充满了苏联间谍。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摆脱像苏联这样的意识形态敌人的间谍的密集渗透。1933年11月，美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时美国还没有民用情报机构，而军事情报机构又不能炫耀自己的人员编制情况。 美驻莫斯科第一位大使威廉·布里特1936年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写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苏联派间谍。与共产党员打交道没有比绝对的诚实更有效或更不用诉诸武力的办法了。”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诚实的确到了真正毫无戒备的程度。一位布里特在莫斯科的同事后来回忆，1933年一1934年这个冬天，大使馆里没有密码，没有保险箱，没有外交信使，甚至没有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用普通电报与政府联系，我们的信件就那么众目睽暌下摆在桌上。”当大家都决定建立一个安全系统时，才发现实在不适用。按布里特的请求，调来了海军陆战队士兵保卫大使馆。在其他大使馆中还可能暂时没有这种先例。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用各种借口向这里派了几个模样俊俏的女孩子。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的姑娘走到海军陆战队负责人的面前，声称她是俄语教师，要到中士奥汀的房间上课。 使馆在斯帕斯大楼的官邸也同使馆一样轻而易举即可打入。博林（美国使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后任大使）回忆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动不动电话铃就响起来，等你拿起话筒，又没人应声——明明能听到有呼味呼味喘粗气的声音，却又令人费解地默不作声。”守门人谢尔盖狡黠地说，拨电话的是原外交部人民委员契切林，他退休之后就疯了，孤身一人住在附近。虽然表面上谢尔盖像个正人君子并且十分殷勤，实际上他是个奸细，他总在他那间经常上锁的卧室中偷听使馆情况。1952年，傅林再次回到苏联当大使时，他向谢尔盖要房子钥匙。当然谢尔盖极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而且是在一周以后，这期间所有设备早就被拆走了。谢尔盖也很快被解雇了。 三十年代，大部分美国外交家根本就不知道苏联谍报机构是如何将间谍安插进来的，至于无线电侦察更是一无所知。接替布里斯任职两年（1936－1938年）的约瑟夫·戴维斯对此更是一窍不通。博林认为，“他去苏联时像个白痴似地对其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毫无了解……他甚至不清楚大清洗和镇压是怎么一回事。几乎相信了‘斯大林阴谋’（即清洗对象都是反苏维埃分子）的那套理论”。上校（后升为准将）菲利普·菲莫维尔1934年一1939年任美大使馆武官。博林认为，虽然他能讲一口流畅的俄语，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比戴维斯还不了解苏联的事情。上校完全是“靠着俄国人加官进爵的”。少校阿文·德·伊通是1939年一1941年驻莫斯科使馆武官，他认为菲莫维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1939年，伊通动身去莫斯科，当时在华盛顿的菲莫维尔交给他两份秘密的法军条令，并请他带给他的朋友——位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菲莫维尔极力向伊通保荐他的俄国司机，他说“这个司机会成为您在莫斯科最可爱的人”。正因如此，伊通一到莫斯科马上就解雇了这个司机。两周后，他居然碰上了这个司机——当时他正穿着佩有大尉军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服。 刚到莫斯科时，伊通任武官助理，当时他就十分惊诧于安全系统的混乱管理。使馆密码早已在报上公开发表。使馆工作人员到处在和来自“慷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姑娘们游逛调情。当然他也不会忘记使馆内的同性恋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来自莫斯科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到处追逐着使馆的工作人员。博林说；“使馆里常有两三个女芭蕾舞演员，吃完中饭吃晚饭，聊天喝酒，闲扯到天亮……时间纠缠不清。” 似乎诱惑大使的企图未获成功。一位女芭蕾舞演员经常呆在使馆，曾向布里特大使表达过“如火如茶”的爱情，并称他为“我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但好像未能得手。 伊通对使馆安全系统的责难，好像只对他的同事起了点作用。当伊通报告说，前任大使罗林·斯泰恩加特（1938－1942年任大使）的法国女管家曾在“黑市”上捣卖军粮，大使不但不信他，反把他数落了一顿。当1940年初美国国会使用新密码前，伊通冒险决定通过华盛顿军事情报机构，请一位联邦调查局间谍来检查使馆并防止新密码泄露。一天深夜，以外交信使身份派来的间谍在密码室看到保险箱敞开着，密码本与其他文件之类的东西随意混放在桌上。还有一次，值班的密码员干脆就擅自离岗一小时去干自己的事儿了，当然他走后密码室的门仍旧敞开着。当时受雇于美使馆的苏联雇员人数基本与美使馆自己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当，可想而知，他们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搞到密码和秘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间谍报告：“在使馆里，无法看到体面、正经的妇女，使馆这些男性工作人员都把苏联那些妓女招来服务……，有情报表明，这些妇女都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情报员。”除此之外，密码室工作人员常沉缅于反常的性行为之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一小批单身汉”很快就被召回华盛顿，使馆安全系统也有所改善、但要命的是，联邦调查局的间谍不是个技术专家，他想都没想应找一找窃听装置。最终，在1944年，还是由“最高君主委员会”（这是流亡白匪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电气技师解决了问题，他只大概看了看就找到了120 个隐蔽微型窃听器。后来，据一位使馆工作人员讲：“这些微型窃听器出现在所有桌、椅的腿上，还有墙皮里——简直无所不在、无孔不人”。 三十年代初，莫斯科总部几乎对在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但到三十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的几个有影响的地下活动小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持着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起地下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纽带作用的，是一名坚信共产主义教条的记者，他名叫维塔克尔·切姆伯斯，1932年受令中止了与共产党的有形联系。 1934年，切姆伯斯主要为华盛顿各地下党支部做联络工作，这些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是加罗德·维尔，他曾在农业部任职。但在1935年的一次车祸中维尔丧了生。据切姆伯斯提供的材料，几年后，在其他地下组织领导人中有农业部的约翰·阿布特（后来供职于劳动教育参议院委员会和司法部），农业部的纳塔·维特（后供职于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农业部的里·普列斯曼（后供职于劳动就业委员会），农业部的艾德热尔·希斯（后供职于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军工活动调查小组、司法部和国家议会），希斯的兄弟、国家议会工作人员唐纳德·希斯（后供职于劳动部），来自民族复兴社的杰利，柯里恩（后供职于农业部），来自劳动关系民族委员会的查尔斯·克拉梅尔（他就是克里维茨基，后供职于物价局和参议院下设军事调动委员会），还有来自物价局的维克多·彼尔洛（后供职于军事生产委员会与财政部）。 1935年，维尔党支部最得力的成员希斯，在切姆伯斯的帮助下，建立了“平行机构”。除此之外，1935年一1936年，切姆伯斯的间谍网也加人了新成员：在财政部占居高位的加里·德克斯特·怀特，招募怀特的国家机关统计员乔治·西德维尔曼（后在五角大楼供职）以及牛津大学毕业生、1936年由农业部调至国会贸易协议部的朱里安·沃特利。和“五杰”的初始思想一样，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也持此种看法： “当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唯—一支反纳粹德国和人侵者力量的局势明朗之时，我要把自己的努力作为与纳粹法西斯斗争的微薄贡献献给华盛顿的苏联地下工作。” 1936年秋，新成立的第四处间谍头子鲍利斯·贝科夫来到华盛顿，他向戈德伯格了解了切姆伯斯的活动情况。后来切姆伯斯如此描绘贝科夫：中年，一米七0 个头，少见的浅棕色红头发，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戴着帽子。右手总放在西装衣襟后面（“像拿破伦一样”），表现得“派头十足”，但总有点儿像“艾虎”。贝科夫为了使地下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富有成效地工作”，建议要给他们“物质刺激”。切姆伯斯则一开口，贝科夫就给了他在当时还是相当可观的一千美金，让他给四位具有重要价值的间谍——希斯、怀特、西德维尔曼和沃特利一人买一个布哈拉地毯，同时对每个人说，这地毯——“是苏联人民送给美国同志的”。 当时在英国，苏联间谍机构只打进一个外交部。而在华盛顿，苏联间谍网与日俱增，几乎对罗斯福行政部门所有领域都有所染指。当然，在莫斯科看来，打入华盛顿内部远没有打人英国白厅重要，因为欧洲超级大国和日本远比美国要让莫斯科更感兴趣。就连贝科夫本人也不是特别关心美国政治机器的部件运行情况。和戈德伯格一样，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德国和日本的材料，尤其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我们开战的准备”。 贝科夫曾因沃特利搞不到德、日政策的重要文件而严厉斥责过他。而对希斯，贝科夫则比较满意。1936年，希斯当上了助理国务卿佛朗西斯·塞勒的助手。这样，他就可以经常接触外交人员和武官们的报告。1937年初，他每十天给切姆伯斯拿几摞文件，有时一周一次，贝科夫认为，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中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政策的评价。1937年3月2日，希斯搞到了一封援引未署名的日本高级军官话语的电报，上面说道：“他们能够成功地发起对苏之战，并毫不费力的把中国人扼制在战线侧翼”。在国会中，希斯同后来英国安全局的麦克林一样善于伪装自己的行动，甚至连沃特利也从未怀疑过希斯在为俄国人工作：“我认为他是个有着强烈保守观点的新政策的拥护者”。后来塞勒得出结论，希斯弄来的文件使俄国人破译美国密码成为可能。当时，他还没有想到，苏联间谍打入美驻莫斯科使馆后，这些密码早已尽人皆知了。对美国情报的不重视，不仅表现在干部工作中，还表现在一系列行动管理方法上。戈德伯格和贝科夫与杰依奇和梅伊来往很少。1933年切姆伯斯在莫斯科接受培训时，竟公然违反制度给美国朋友寄明信片。在一张明信片中，他对新生儿给予“苏联式的祝福”。回到美国后，他又开始玩弄奇怪的间谍游戏。比如他用轻挑的腔调说话，这使沃特利和朋友们觉得他不是个美国人。但戈德伯格和贝科夫对破坏纪律现象总是视而不见。一些朋友们知道，切姆伯斯正“从事着非常神秘的工作”。一天，他甚至直接了当地说，他“正为苏联对日战争干反间谍工作”。切姆伯斯对自己的头头、间谍艾德热尔·希斯就像个世交，他甚至和妻子住在希斯家。和其他间谍的联系也很紧密，他们一起去作客、看展览、玩乒乓球。 但造成失败的最大危险还是切姆伯斯本人。1937年7 月，他被召囱莫斯科。由于对斯大林主义感到绝望并担心其终结， 切姆伯斯实际上是推迟了九个月才走。1938年4月，他中断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有联系。年底前他隐藏了起来，然后就接连不断地向所有接触他的人抱怨自己命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切姆伯斯的抱怨有可能会彻底毁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但好在华盛顿比起伦敦来似乎对安全更不屑一顾。也正因如此，后来几年，切姆伯斯才痛苦地明白，无论是联邦调查局，总统行政部门或其他部门，对他的存在根本就是视而不见。由此可以看出，二战后，这个变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主要敌人”的国家，在当时对苏联所设想的防线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虚无防线。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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