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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21） 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部门。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 “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一种反对派，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更可口更好的东西，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问：‘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 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有一定缓和，因为初始阶段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其帮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里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不顾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坚持要在肃反委员会中设立该党的代表。四个社会革命党人获准进入该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维亚切斯拉夫·阿贝克谢耶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 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抗议。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改名为共产党。从此人民委员会中就只有共产党员了，而布尔什维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迁在新首都莫斯科。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他们还留在了肃反委员会里。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说，这是因为捷尔任斯基挽留了他们，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玛莉妮·斯皮里多诺娃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再也无法“控制那些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肃反委员会期间，政治犯是不被处以枪决的。捷尔任斯基对自己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绝对信任的。总部迁到莫斯科后，他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力全部交给亚历山德罗维奇，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人到业务工作中。 肃反委员会总部在莫斯科，在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伦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后来肃反委员会迁到2号楼， 那里曾是俄国的“俄罗斯”保险公司所在地）。现在克格勃的总部在捷尔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尔任斯基称为“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很快也出现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恐怖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一博姆，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同克格勃一样，肃反委员会也不懂这种幽默，而将其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挑衅。正演出的时候，一些脸色铁青的肃反工作人员走近比姆一博姆，而观众们以为这不过是整个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们的笑声便变成了恐慌，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肃反工作人员朝试图逃跑的比姆一博姆开了枪。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斯基曾反对使用奸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到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据克格勃资料记载，肃反委员会在派遣间谍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对付彼得格勒的一个名为“同布尔什维克斗争并向卡列金（将军）派兵同盟”的组织的行动。一个名叫格鲁别夫的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内部，揭露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一、二月份期间，拥有近千名成员的“同盟”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即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遣间谍的技巧，为斯大林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项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和平时期欧洲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和对国外政府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主要是莫斯科以东和稍南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不管怎样，在世界各国政府看来，解散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证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他们的问题也因德国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定而变得更为复杂了，而列宁同时又认为，苏维埃俄国除了签约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们不准备在污泥中匍匐，你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过是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已，”列宁的这番话，是说给那些对决议是否正确持有疑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其中也包括捷尔任斯基。 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该条约8个月后，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布尔什维克需要割让俄罗斯西部的地区。五月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由沙俄军队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这个武装叛乱拉开了持续两年半的国内战争的序幕。到了七月，在过去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已有了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仅为德国侵略者（到同年11月他们自己也成了战败国）所承认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了世界的弃儿。协约国的许多外交官在苏维埃俄国遭遇战火。1918年夏，他们开始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触，而英、法、美、日则进行了军事干涉。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内战争是协约国武装总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协约国并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的唆使者。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事委员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而后者担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揭竿而起。但对列宁及人民委员会来说，这些捷克人无非是“英雄经纪人”的工具。列宁在七月曾说：“我们遭遇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军事和财经阴谋。”直到现在，克格勃还将所有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和行动视为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共同阴谋”的体现。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什么“共同阴谋”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在1919年间，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三个主要的军事势力。春天，由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部队在西伯利亚发起，夏天则是由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一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该城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布尔什维克能够挺住多亏统帅红军的托洛茨基的指挥天才，但更多的还是敌人内部的内讧帮了他们。如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头进攻是针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统一行动的话，则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胜种。但结果却是各支白军队伍各自为战，每个指挥官都想只身摧毁苏维埃制度而使自己荣光，于是他们便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同时，红军则是扮演成一个整个俄罗斯人民的、而非少数派政府的利益的代表者，去与那些旨在恢复反动统治和旧有特权的白军将军们展开了斗争。 国内战争的混乱给了西方政府扼杀十月革命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时机。直到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之前，协约国部队考虑的主要是军事目的，而不像苏联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使得德国人可以从东线调集大量兵力对西线发动整个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英军总司令黑格元帅称此阶段为危急时刻。 在他4月11日对部队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中说道：“为保卫每一个阵地，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步不后退。就是背后已是高墙， 我们每个人也要搏斗至终，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到1918年6月，德军已挺进马恩河，直逼巴黎。与此相比，东线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已退居次要位置。虽然西线的战局在整个夏天发生了迅速变化，但协约国部队仍未料到德国会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溃败。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国的间谍制定和实施的对付苏维埃制度的行动，准备得很不充分，因而并未对布尔什维克造成多大威胁。而且，从诸多情况看来，肃反委员会倒有意使这些行动看上去规模宏大，这样一来，肃反工作人员成功地将其揭露便能赢得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甚至同德国停战之后，西方政府尽管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上，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及力所能及的一半。1919年时，只要协约国有两、三个师在芬兰湾登陆，便可打到莫斯科，结束苏维埃政府的历史。但一战末期出现的情形是西方国家已无力集结起两个师来，就更不用说三个了。派往换国的军队只为白军的推进帮了倒忙。而这正中布尔什维克的下怀。这些军队对于决定国内战争的胜败来说，实在少得可怜，但又足以为布尔什维克将其所有敌人都称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找到借口。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尽管西方的外交官和情报机构的阴谋行动，不像列宁以及迄今克格勃认为的那样规模庞大，但肃反委员会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肃反委员会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按沙皇的“暗探局”创造的模式，派遣间谍“飓鼠”和奸细。但是，肃反委员会往西方使馆派遣间谍的首次重大行动却未如愿。 德意志帝国是当时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唯一大国，两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互派了大使。 1918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设立了德国使馆。由威廉·米尔巴赫伯爵任大使。六天后，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即在他的曰记中写道：“在这儿；我们须时刻提防着，因为周围尽是些间谍和奸细。苏维埃当局很快就重建了过去沙皇的‘暗探局’，虽然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但规模至少也不次之，并且更为残酷。”往德国使馆派遣间谍的任务交给了1918年五月成立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局的反间谍处。1921年到1922年间，反间谍处有所扩大，并以其为基础成立了反间谍局，简称“反间局”，这便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前身。20岁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成了该局局长。布柳姆金向德国使馆进行渗透的行动干得十分出色。他结识了罗伯特·米尔巴赫伯爵，此人是德国大使的一个奥地利亲戚， 战争期间沦为俄国战俘。6月，市柳姆金得到其书面保证——为肃反委员会提供有关德国以及德国使馆活动的秘密情报。 但捷尔任斯基将这个行动委托给布柳姆金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在积极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暗杀德国大使的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杀了他，可以迫使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德国人的“安抚”，进而恢复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并依他们所见，这将促进世界革命事业的发展。暗杀行动交给了布柳姆金和他的一个同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摄影师尼古拉·安德烈耶夫。7月6日晨，布柳姆金备好一份用肃反委员会的公文纸写的、有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及肃反委员会书记签名的文件、内容是委托他和安德烈耶夫同德国大使进行谈判。捷尔任斯基的助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被布柳姆金扯进了这项阴谋之中，他在这个文件上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公章。当日午后，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驱车来到德国使馆，商定同大使见面的事宜，他们称，必须和他讨论一个有关他的亲戚罗伯特·米尔巴赫的问题。后来布柳姆金说，是他用自己的手枪打死了大使，但是据使馆工作人员讲，布柳姆金开的三枪都没打中，威廉·米尔巴赫是被安德烈耶夫打死的。 这样一来，肃反委员会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利剑”的使命差点因这次惨剧而告完结。1918年7月，肃反委员会非但没能保卫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反而差点充当了摧毁它的工具。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列宁写道，暗杀米尔巴赫的行动，将俄国推到了“几乎重演与德国开战”的边缘。在搞了暗杀行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又发动了起义，在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的大楼被占领，捷尔任斯基也被逮捕。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的骚乱也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忠于共产党人的拉脱维亚军队镇压了下去。7月8日，捷尔任斯基主动辞去了肃反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后来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次暴乱的情况做了调查，肃反委员会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被清扫出门、8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重新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从此，肃反委员会内便是清一色共产党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抑制作用消失了，对待政治敌人的恐怖政策就又有所抬头。捷尔任斯基说：“我们是有组织的恐怖，这应该明确说明。” 列宁对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采用恐怖手段一一来打击反革命分子表现出积极的（虽然也不乏幼稚的）兴趣。他非常赞赏使用大型电磁铁来搜寻藏在房屋里的武器的想法。他总是坚持在肃反委员会中审议这一想法，但捷尔任斯基则持另外的主张。他对列宁说：“磁铁在搜查中不一定有用，我们已经试过这个方法了。”但他还是同意在搜查中试验性地使用大型电磁铁，这主要是为了威慑反革命分子，以使他们自动交出窝藏的武器。 肃反委员会对协约国的公使馆和其在俄国的情报网的间谍渗透行动。要比他们对付德国大使馆的行动成功得多。 直到今天，克格勃还将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揭露所谓的“洛克哈特阴谋”的行动视为其最重大的胜利。参加此阴谋的有英、法、美等国的外交官和秘密间谍。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这个革命前英国驻莫斯科的代理总领事，是个有才干但并不可靠的领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仕途中，他有两次不得不在其乱七八糟的桃色绊闻被曝光后，从头开始一切、1918年初，英国大使被召回后，洛克哈特被派往俄国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非正式接触。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服布尔什维克，帮助协约国部队继续对德国作战。尽管洛克哈特未获成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仍然签订了和约，但他并没有对形势好转失去信心。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尽管签订了和约，但“组织对付德国的行动还是很有可能的”。军事委员托洛茨基及接替其外交人民委员位置的格奥尔吉·契切林，对同伦敦建立联系格外感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力图使洛克哈特相信布列斯特和约维持不了多久。但洛克哈特在自己的政府中没有得到多大的信任。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刻薄地说：“也许洛克哈特给了我们一些糟糕的建议，但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遵循了这些建议。” 当洛克哈特对恢复东线的战争失去了一切希望之后，他立刻改换了自己扮演的角色，由亲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官变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家。5月中旬，他与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领导的反苏地下组织的间谍建立了联系，此人在战前就参加过组织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行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洛克哈特否认他曾唆使萨温科夫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 他讲的则全然不同了。1918年5月23日，他往英国外交部发去一份未加任何说明的电文（这是从萨温科夫的间谍那儿得来的），讲的是关于“在协约国部队空降之夜除掉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人专制的政府”的计划。同更关心对德战争问题的英国政府不同的是，洛克哈特成了对协约国出兵干涉、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狂热的拥护者。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即当时的军情处，在洛克哈特制造的混乱中也有一份“贡献”。不仅指示英国情报机构驻俄国的总头目、大尉埃内斯特·博伊斯直接参与行动，1918年初还派去一些情报机构的军官去碰运气。洛克哈特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不高。他认为，“尽管他们很勇敢，也有着明显的语言才能，但却不能正确评估政治局势。”因而，他们相信那些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得到德国人的资助的假文件，还相信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组建由德国战俘组成的兵团的假传闻。 尽管肃反委员会声称，军情一处是英国权力核心制定秘密计划中强大的武器，但该处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却仍扮演着次要角色。英国秘密机构，即今日军事情报总局的前身，是1909年才建立的。到战前它也只是一个不大的组织，预算少得可怜，使得它无法在国外拥有哪怕是一个长期的情报站。如晚些时候公布于众的秘密报告中所述，由于经费短缺，这个机构直到1914年“用的都是些临时的间谍，其行动就战争年代的实践和经验看来，简直是无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一处的机构有所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一些专业人员。到了1918年初，它已拥有由四百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构成的网络，他们固定地报告德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推进情况。西线一直是军情一处活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那里此机构有了辉煌的战绩。同西线相比，对付俄国成了次要任务。被派往俄国的军情一处的军官们同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国王执政时期（即职业化的秘密机构建立之前）被招到秘密机构的那些狂热献身者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他们的那些惊险经历对英国关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这些顽童式的阴谋视为混乱和浅薄的见证，而是当作西方情报机构深思熟虑的、无处不在的行动。 尽管洛克哈特对军情一处在俄国的行动评价不高，但连他也为西德尼·赖利的勇敢所叹服。赖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属波兰领地上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在九十年代（19世纪）离开父母，侨居伦敦。从此他为自己博得了精通数种语言、多情、自信而无畏的国际冒险家的美名。他在自己的仕途上编织了一张梦幻般的蛛网，坠入网中的通常是那些报道他的人，也有赖利本人。他是一个幻想家，但同时又无所畏惧，具有一个优秀情报人员所具备的天赋和职业精神。这些品质引起了曼斯菲尔德·卡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第一任头目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惊叹。用洛克哈特的话说，赖利的个性是“犹太人的演员气质与天不怕地不怕的爱尔兰人的勇猛”的结合。 在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中曾写道；“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他是个搞暗杀的行家，通晓下毒、刺杀、枪杀、扼杀等各种手段。他总是备有“十一个证件和同样多的妻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浪漫的光环，赖利生平中的一些事情仍然令我们兴趣十足。在一战前的圣彼得堡，他是一个极成功的商人和有两位娇妻的无人不晓的名人。 除此之外， 他当时还作为“临时间谍” 为卡明效力。1918年春，代号为“CT1”的赖利回到俄国后，他便沉迷于非同寻常的冒险和哗然一时的闹剧的旋涡中了。但是肃反工作人员们却没有看出他的奇遇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赖利在5月7日，以同其习性很相宜的妄然行为表现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他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宁本人会面。不管怎样，他得以见到了列宁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弗拉吉米尔·邦奇一布鲁耶维奇，后者自然对赖利的行为万分惊讶。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洛克哈特，想核实一下，邦奇一布鲁耶维奇的造访者是否是个普通的骗子。洛克哈特后来承认说，他差点没对他们说，“赖利很可能是一个冒充英国人的俄国人，否则就是个疯子。”待后来洛克哈特从军情一处驻俄国的情报站长博伊斯那里得知赖利是英国间谍后，他差点儿大发雷霆。他将赖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像训小学生一样将其训斥一通，扬言要将他打发回去”。但据洛克哈特回忆，赖利是个“各种开脱之辞的天才创造者，而我们最后以痛笑一场收场。”后来赖利装扮成旅居近东的希腊人，找了几个情妇，开始认真地准备起推翻列宁的阴谋来。 赖利继续使得那些仔细研究其充满矛盾生涯的苏联情报机构的专家们惊讶不已。根据1979年发表的军事情报人员的正史记载，赖利出生在奥德萨，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大尉，母亲是俄罗斯人。就在这份文件中讲道，在他“充满英雄行为”的一生中并不具有什么“轰动一时的和凭空虚构的”色彩。就在这份有着真凭实据的文件材料中还确认，他是军情一处驻俄国的“主要头目”。（而事实上坐在这个位子上的是埃内斯特·博伊斯）。赖利的生涯使得克格勃现任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颇感兴趣。1979年，当时任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局长的克留奇科夫向第一总局图书馆索要了所有有关赖利的书。很有可能，他的这种兴趣更为克格勃内部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的新材料所激发。据一位图书馆馆员说，“看来，他把这些书都读了。” 乔·阿·希尔大尉（后来成了准将）大概在赖利的同行中属最有名的一个。他也是军情一处安插在俄国的间谍， 其代号为“NKS”。据洛克哈特讲，他“和赖利一样勇敢，同样无所畏惧”，而且“俄语也不比他说得差”。“快乐的乔治·希尔”（金·菲尔比后来这样称他） 认为他在俄国度过的那段充当英国间谍的日子是其“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经历”。童年时他曾和自己的父亲，“一位英国探险商人（应从此词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周游了全世界，从西伯利亚一直到波斯。正是这些旅行比任何一个专门的职业训练都更好地为其从事间谍工作打下了基础。希尔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两个月，以皇家飞行使团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俄国的。但到1918年春他就已和军情二处合作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也指望着布列斯特和约会被撕毁，指望能说服布尔什维克加人对德的战争。在被冠以响亮的名称《伟大的使命》的回忆录中，他夸耀了自己是如何获取了托洛茨基的信任，又是如何促成了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和肃反委员会的建立：“同托洛茨基的会面、看戏、赴宴一点也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参谋部组建情报处，首先是为了弄清德军在俄国战线上的集结情况，对其部队的推进作长期监视……其次，我参与组织了反间谍处的工作，是为了监视德国秘密机构和使团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行动。” 但是，希尔发往军情一处和相关军事部门的报告并未引起轰动效应，虽然其意义不能低估。他“向布尔什维克许诺说，英国将会提供全面帮助，以说服莫斯科军区的司令组建一个处，负责对德军配置进行检查和跟踪”。确实，和希尔在其回忆录中写的不同的是，没有找到任何文件证明他亲自参加了这个处的组建工作。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1918年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的组建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未和该处第一任处长雅科夫·布柳姆金见过面。但是希尔和肃反委员会曾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过有限的情报交换也是有可能的。当二战期间英苏两国情报机关之间建立了更高层的合作之后，希尔又作为特别行动处的联络军官回到了莫斯科。据金·菲尔比讲，“俄国人很高兴地迎接了他，要知道他们对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到1918年夏，他与苏维埃的情报机构的短期合作结束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最终也未能说服共产党人重新向德国开战。于是他就建立了揭露东线上的德国和奥地利军事小分队的网络，并在“有爱国情感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准备对付这些分队的挑衅性行动。 到1918年7月， 洛克哈特卷人了旨在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阴谋之中、尽管后来他否认了这一点。他和驻莫斯科的法国总领事费尔南·格列纳尔一起将一千万卢布转交给在莫斯科的反革命的“民族中心”，该组织同东北的萨温科夫以及库班河的沙皇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白军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无论是洛克哈特还是格列纳尔，都不能与捷尔任斯基一决胜负。 6月，捷尔任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去两名拉脱维亚族肃反工作人员扬·布伊基斯和扬·斯普罗基斯。两人自称是施密德肯和布雷迪斯，扮成了两个在寻求同协约国联系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代表。他们见到了英国领事馆的海军武官P·H·克罗米大尉，此人在英国大使被召回后留在了彼得格勒，为的是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旦有落人德国人手中的危险时，就将其毁掉。克罗米同时又将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介绍给了赖利。这两个人向赖利反映说，驻莫斯科的拉脱维亚族步兵对现状日益感到不满、他们两个的表演给赖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似乎在拉脱维亚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契机。他曾如是得出结论： “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是能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使得克罗米和赖利认定，有必要与莫斯科的洛克哈特发生联系。 当他们在莫斯科策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正逢英国开始对俄国北方进行军事干涉。3月6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三天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奉弗雷德里克·普列少将之命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但海军陆战队员的目的并不是推翻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去是为了防止德国军队夺取协约国运往东线的大量军事物质。协约国出兵的性质变化是在普利于8月2日同皇家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个营的法军以及五十名美国水兵一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实施了第二次登陆之后发生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的初始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德军夺取军事物资。但这一次正遇上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开始。两组在海军陆战队到来之前秘密派来的协约国间谍被布尔什维克抓获了。8月1日夜发生了政变，其领导人是俄国海军大尉格奥尔吉·恰普林（过去曾被调往皇家海军任职） ，此人的行动看来与普利的情报机构头目、上校C·R·M·托恩希尔（曾为军情一处军官）有着密切联系。次日，应政变组织（他们宣布自己为“北部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请求，军事小分队奉普利之命实施了登陆。 奇怪的是，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登陆（普利声称自己是此地区事实上的总督）并没有立刻导致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人关系的破裂。8月8月，英国外交部给洛克哈特发了一封电报：“你们应该尽可能继续维系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现有关系。无论如何，首先提出断绝关系或宣战的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一方，而不是协约国。” 8 月中旬，肃反委员会派遣的拉脱维亚间谍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来到莫斯科洛克哈特的代表处，将克罗米的信交给了他。一向“对间谍的渗透极为敏感”的洛克哈特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就风格和笔迹来看，他很快就确定此信确为克罗米所写。“信中所用之词——自己准备离开俄国，并想‘在离开前将门砰地摔上’——这是这个很讲礼节的军官的典型用词，”洛克哈特这样写道。 此后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见了第二次面，另一个遣入的苏维埃间谍、上校爱德华·别尔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据洛克哈特讲，“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脸部棱角分明，有一双刚毅的银灰色眼睛。他指挥着苏维埃政府保安赤卫队的一支拉脱维亚步兵的小分队。”在场的还有赖利及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别尔津使他们相信，拉脱维亚族士兵准备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个星期内准备妥当。根据洛克哈特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赖利承担同拉脱维亚人的谈判工作。大约于8 月20日开始的几次谈判，都是在肃反委员会监控的地点进行的。赖利给了别尔津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后者则将这笔钱交给了肃反委员会。 除了军情一处的间谍，参加支持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行动的还有法国和美国的间谍。8 月25日，在莫斯科美国总领事德·维特·普尔的代表处里举行了协约国间谍的会面。法国的武官拉维伦将军也参加了会面（洛克哈特没有参加这次会面）。会上决定，在协约国仍留在俄国的外交官最终撤走之后，间谍和颠覆活动就将由专门留在俄国的间谍来承担。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赖利，法国的安里·德·维迪曼上校，以及美国的克塞诺冯·德·布卢门撒尔·卡拉马蒂亚诺（俄希混血儿），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间谍——列涅·马尔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驻法国使馆的记者，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支持者，后来成了法共的缔造者之一。 8 月28日，赖利在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别尔津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彼得格勒，同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族士兵谈判。捷尔任斯基在等待时机，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们为自己更好地搓好绳子。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8 月30日告终。这天，诗人列昂尼德·坎经基瑟尔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 M·乌里茨基，而女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姬（多娃）·卡普兰（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经失常）向列宁开了枪，并致其重伤。这两桩互不相干的暗杀行动成了恐怖浪潮的开端。两天内，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枪决。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8 月3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始向“洛克哈特阴谋”发起总攻。肃反工作人员未能逮住赖利，但他们抓到了化名为谢尔波夫斯基的冒充俄国工程师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并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个罐子，里面的纸条上写有他们转交给俄国间谍的款项。洛克哈特与赖利和卡拉马蒂亚诺两人不同，他拥有外交豁免权。尽管如此，8 月31日清晨三点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命令他马上起来”。洛克哈特“睁开眼睛就看见鼻尖前是手枪枪口”，再看屋里有十来个武装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和助手大尉希克斯一起被弄到卢比扬卡，在那里，捷尔任斯基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雅科夫·彼得斯审问了他、据洛克哈特讲，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如诗人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高高的额头”，他脸上的表情“忧郁且恐怖”。“您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吗？”彼得斯问到。洛克哈特从未见过她。据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当时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权力，并对彼得斯说，他没有任何权力向他提问。“赖利在哪儿？”彼得斯继续问道。洛克哈特没有做答。而后彼得斯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通行证，这是由洛克哈特交给肃反委员会拉脱维亚族间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会见普利的通行证。“这是你的笔迹吧？”他问道，洛克哈特这才明白，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但他仍未想到，别尔津上校也是肃反委员会计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礼貌”地对彼得斯说，自己有权不回答这些问题。 而彼得斯对这次审问所做的记录与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径庭了。记录中写道，洛克哈特当时“惊慌之至，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没有出示。大概，可怜的英国外交官以为是指控其刺杀了列宁，而且看来，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则认为，彼得斯审问的目的是想将他与法因娜·卡普兰刺杀列宁一事牵扯起来。但那时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记事本、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记事本，这里有用密码记录的他向间谍赖利，自然，还有萨温科夫提供的款项。洛克哈特担心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说要去解手。有两个武装侍卫跟着他，而他从容地从记事本上撕下那几页能毁掉他的纸页，把它们当手纸使了。 大约早晨六点时，在卢比扬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间里领进一个妇女来，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黑的，并且“眼眶发黑”。 “我们猜到这就是卡普兰。看来，布尔什维克指望她会认出我们，并且会掩饰不住。她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地立着，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看守进来将她带走。” 法尼娅·卡普兰四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院被枪决，她最终也不知道，她刺杀列宁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点，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从卢比扬卡放了回来。到住宅后他们发现，洛克哈特的情妇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肃反委员会逮捕了。 赖利当时在彼得格勒，因而看来并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 月31日中午，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释放三小时之后，他来到军情一处情报站头目埃内斯特·博伊斯的住处。在那里，他叙述了关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族步兵起义的计划。按赖利所说，博伊斯称此计划是“极富有冒险”，却又是“值得的”，他还表明，一旦失败，一切责任要由赖利来承担。而后博伊斯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把克罗米接到自己的住处与赖利见面、但在博伊斯来到领事馆之前，克罗米就已经死了。当时有传闻说，刺杀乌里茨基的凶手躲进了英国领事馆。于是就有一伙听信此言的人在肃反委员会间谍的带领下闯入领事馆大楼。克罗米想阻止这些人，听到的是要他让路的回答，否则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克罗米开了枪，但他自己也在交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搜查了法国间谍德·维迪曼的住宅。显然，这一行动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员列涅·马尔尚提供的情报进行的。结果搜出了用于破坏行动的炸药。虽然德·维迪曼隐匿起来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员会胜利宣称：“今日，9月2日，我们破获了一起以英国使馆负责人洛克哈特、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以及法国将军拉维伦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员策划的阴谋。此项阴谋旨在推翻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实施军人独裁。这一切都企图通过收买红军战士来实现。” 但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利用红军战士（拉脱维亚族士兵）来搞军事政变的计划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们制定的。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权的行为辩白，声明中含糊其辞地说，逮捕他的时候其身份并未查明：“在阴谋者的秘密总部中还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在被带到特别调查委员会后他声称泊己是英国外交代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确认之后，洛克哈特立即获得了释放。” 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中讲到， 赖利是“洛克哈特的间谍之一”，他转交了120万卢布用以实施阴谋行动，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声明中还说道，协约国的其他使馆也参加了暴动的准备。列涅·马尔尚曾经给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8 月25日协约国间谍们会面的情形。这封信的复件被肃反工作人员在一次搜查中给发现了，后来登载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当然，这个发现并非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员会9月2日的通告，以及苏维埃政府后来的声明中称洛克哈特是协约国阴谋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关心的是其情妇的命运。9月4日，他向外交人民委员会请求释放穆拉，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一时冲动，决定直接找彼得斯，并直奔卢比扬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要人口处的卫兵彼此间很快地低声啼咕了一阵。”彼得斯耐心地听完洛克哈特的请求，并说，他们会对关于穆拉未参预阴谋的保证予以考虑并进行仔细调查的。“我们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有您的逮捕证。”尽管比肃反委员会更注意外交豁免权问题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异议，洛克哈特还是被立即逮捕，并在牢里蹲了整整一个月。 9月5日，为了对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辩白，《消息报》登载了由捷尔任斯基及彼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声明。同9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被称为暗杀列宁行动的“策划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 “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同志，因为他斩断了彼得格勒英国人阴谋网的所有绳索。”事实上，肃反委员会本来就想说服英国间谍实施类似的暗杀行动，以达到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大约在8 月22日，别尔津就曾力图向赖利表明，要想顺利实施政变，必须除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解释说，首先，他们有着出色的演说才能，可能会对派去逮捕他们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应该冒险去拘捕他们；其次，暗杀这两个领导人会造成一种恐慌，从而有效地削弱抵抗势力。 赖利在与布尔的交谈中讲道，他“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别尔津放弃这种计划，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这种计划的。”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不应该成为蒙难者，而应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为此，赖利认为，应该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让他们只穿着内衣在莫斯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们。但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这个想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阴谋一并公布于众，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并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在指控英国间谍组织的那些确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阴谋当中，这个很有特色的计划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与赖利和希尔不同的是，军情一处驻外情报站站长埃内斯特。博伊斯，对组织暗杀行动的主意并不持批评意见。他的一个俄国间谍说，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问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两个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9月6日，这个间谍伸手要钱，说这样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斯的谈话内容。英国人担心他“还会出点新花样”，就决定掏钱打发了这个搞讹诈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 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并请他捎信给她， 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代表的时候，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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