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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出色的广播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及其夫人本尼迪克特对我的思情。史密斯先生很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作为第一批在纽伦堡现场采访的记者之一所写的回忆。史密斯夫人助人为乐，她翻遍了他们的个人文件，以编写出她丈夫从纽伦堡发来的广播稿和信件，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曾为军方广播网报导了审判过程的哈罗德·伯森，很大方地把那个时期他的全部广播稿提供给我。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关于纽伦堡的资料很丰富，保存着成千上万份档案。档案馆的被俘德国人记录材料部的职员罗伯特·沃尔夫、罗宾·E·库克森及威廉·坎利夫从那些丰富的资料里帮助我找到线索，并谋求满足我的特殊请求，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合作。 在国会图书馆，我的朋友，德国部的玛格丽特·克鲁森给予我明智的指导，使我再次受益。对我的其他几本书，克鲁森夫人又不遗余力地为我发掘难以找到的资料。 我的研究工作需要我去好几个图书馆和档案馆。那里的人不吝惜其时间，并倾其所知。他们当中包括叙拉古大学档案馆的卡罗林·戴维斯和卡林·达戈斯蒂诺，在那里我研究了纽伦堡法庭中美国审判官弗朗西斯·比德尔的资料；柏林文献中心主任戴维·马韦尔，他向我提供了在那以前从未发表过的纽伦堡审判的材料；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图书馆的伊丽莎白·丹尼尔那里持有纽伦堡一位主要人物，詹姆斯·罗的材料；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军事历史研究所的理查德叫·萨默斯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海军历史中心的伯纳德·卡瓦肯特，他帮助我追踪失踪人员；圣芳济教会的朱利安·戴维斯神父，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锡耶纳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课题组的人员；还有纽奥良大学文森豪威尔中心的冈特·比肖夫。 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图书馆的琼·哈格雷夫在极其便利的条件下为我提供了那次审判记录的全部副本。我在纽约吉尔德兰德图书馆工作的大学同学琼·巴伦，帮助我追查那些模糊不清但至关重要的事实。在奥尔巴尼公共图书馆的理查德·沃对我同样有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纽伦堡的美军摄影师雷·达达里奥，他不仅积累汇集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有关那次审判的照片和影片，同时他还有一份出色的私人档案。达达里奥先生为我提供了所有这些资料。纽伦堡监狱的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之子查尔斯·吉尔伯特博士，不辞辛劳地找他父亲的私人材料，并让我看这些材料，对此我表示谢意。 根据一次偶然好运发现的有价值的便条，我在墨西哥圣米格尔一德阿连德过冬的邻居和友人凯瑟琳·沃尔克，原来曾是当年纽伦堡起诉小组的工作人员之一，多年来搜集了一套可观的藏书，包括审判过程中使用的油印副本。她把这些材料借给我，并让我分享她对纽伦堡的那份回忆，为此我向她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还是在圣米格尔一德阿连德，当地图书馆的格洛里亚·格兰特帮助我解决有关参考文献的咨询。 莫里兹·富克斯神父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冒丢失之险把他搜集的无可替代的纽伦堡照片借给我，因为他曾在纽伦堡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的班底任职。本·E·斯韦林报曾写过一部被人广泛援引的论述赫尔曼·戈林的佳作，他也不吝赐教，回答我的各种问题。在德国，纽伦堡一手尔特法庭副庭长克劳斯·卡斯特纳博士，带我走遍了当年进行审判的法庭，还让我分享他童年时代对那次审判的回忆，这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请求得到耶路撒冷的亚德·维谢姆档案馆的资料，我的朋友里查德·罗森鲍姆与里纳·巴顿给了我帮助。 纽奥良的艾森豪威尔中心的冈特·比肖夫博士帮助我理解战后德国的状况；美国约翰·P·布雷肯上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提供了说明纽伦堡审判中海军案例的资料；我非常感谢安格斯·麦克莱恩·塞尔默告诉我有关被告的详尽的侧面消息。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根亚·马肯好心帮我找出一些重要照片。我感谢第八航空军协会的戴夫·戴南，他领我去找约翰·“马蒂”·谢伊，谢伊是二战的飞行员，他对那次摧毁纽伦堡的空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情报。托马斯与雷娜特·巴克为我熟练地翻译了主要文献。 我非常感激我在维京企鹅出版社的编辑南·格雷厄姆，她早先同我一起热衷于这个课题，并对手稿做了熟练而灵活自如的编排。我对她的助手考思蒂·霍德尔也表示谢意。一如既往，我的朋友和代理人克莱·泰勒在代表我时，显示了他一贯的才能、关怀与判断力。最后，我对我的妻子西尔维亚表示感激不尽的谢忱。她不仅埋头于手稿，而且还对手稿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独到的见解。 还有许多人热心让我采访。他们是：玛格丽特·艾伦、小伯顿。C·安德勒斯、威廉·鲍德温、罗杰·巴雷特、鲁思·霍尔登·贝特曼、雷蒙德·比朗格、色色拉·平尼思·比特、托马斯·布朗、瓦尔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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