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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 黄兴已于南京光复的前一天由武昌到达上海。 各省代表议决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职权。陈其美、程德全并于江苏教育总会发起欢迎黄大元帅大会。程德全在欢迎大会上致词： “昨日自大元帅举定后，即邀同陈君其美亲往黄大元帅行辕道欢迎意，恭请莅会，大元帅谦辞不肯承认，以德全等再三劝驾，仅允到会重行选举。” 陈其美的致词则是另一层含义：“昨日之选举，万不可无效，况大元帅责任重大，关系全国，方今北虏未灭，军事旁午，非有卧薪尝胆之坚忍力者，不足肩任巨任，故其美以为舍克强先生外，无足当此者。” 黄兴则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都督中选一副元帅，自己愿领兵北伐。至于组织临时政府，托词不能胜任。 各代表坚请之后，黄兴称：“孙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 代表们说：“方今军务倥偬，时间异常宝贵，孙君诚为数十年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 因众代表坚请黄兴不必推让，黄兴才答应暂时勉强担任。他负责筹组临时政府之后，即电请胡汉民北上，商组临时政府事宜。因黄兴收到汪精卫为袁世凯说项的电报，便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 来电敬悉。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省，所未下者才二三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项城雄才英略，素色全国重望，能顾及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但现在事机迫切，中外皆注意民军举动，不早成立临时政府，恐难维持现状，策画进行。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均有此意。惟项城举易速，易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彼时民国临时政府如已经巩固，便非他人所能动摇。总之，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项城若肯从民之请英断独行，中华民国大统领，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此时盼速成功，民国幸甚。以弟尝与兄谈心之‘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一语为证。朔风冰肌，伏维珍重。 黄兴刚着手筹组临时政府，便遭到黎元洪的反对。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忽据来电称沪上有14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那些被黎元洪邀去武昌的各省代表，亦不满，认为此举事先瞒着他们，不令闻之，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 在上海的浙江代表章太炎也反对举黄兴为大元帅。他在会上发言说：“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 除章太炎外，浙江司令朱瑞亦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尽管同盟会陈其美、宋教仁等力主黄兴为大元帅，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但黄兴崭露头角，其声望尚未居于统率全党的地位，尚未成为核心人物，还不能指望，由他来制御那些附和于革命党的旧官吏和地方缙绅。那立宪派人，也想猎取临时政府的权力，因而各持己见、互不协调的现象，屡见不鲜。 1911年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开会选举议长，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回国的浙江代表、34岁的汤尔和被选为议长；先后在日本、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的同盟会会员、30岁的王宠惠被选为副议长。并议决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但是，情况有了变化。15日，胡瑛、王正廷来电：“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 代表会议便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但是，黄兴因受到黎元洪和少数人的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黄兴看起来很谦虚，把政权拱手让给旧官吏黎元洪，他根本不知道，政权问题对革命党人是多么得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相让，否则，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叫花子才是最谦逊的。” 代表会议接到黄兴的来电后，在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坚不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分别因病和议和而前往上海。代表会议另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黎元洪终于争得了全国政权的中心位置，黄正、黎副的局面颠倒过来，便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去沪欢迎黄兴，赴南京组织政府。黄兴这时已获悉孙中山归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延缓赴南京，等待迎接孙中山的归来。 孙中山正在美国募捐，他在丹佛城的一家报摊上，无意中买一份刊有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消息的报纸。但他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担心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他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之后，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于是，他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 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 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然而他却得出结论说：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们在香港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方面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去上海、南京。若孙去了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意见，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 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 胡汉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然后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孙中山回到离别16年的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黄宗仰、汪精卫等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有些报纸宣传孙中山携带回大批款项，并买回三艘军舰，其驾驶皆为留英学生，因此，孙中山甫经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 孙中山回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到上海的消息传出后，已独立的各省纷纷来电表示欢迎。江西省军政府及全省军、绅、商、学各界的公电说：“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遣马君武、景耀月、王竹怀、王有兰等6人为代表，专程赴沪欢迎孙中山。 但是，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已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相当尖锐。章太炎提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他又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瓦解同盟会队伍。反革命势力亦竭力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同盟会将以天下为己私者，诬蔑革命党人为“暴徒”，“无赖”。还有人冒充同盟会敲诈者，有假收会员领钱者。犬影吠声，同盟会几不利于人口，洁身自好之会员，则避之若浼。 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袁世凯的操纵下，那些立宪派分子张謇、赵凤昌等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已被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世凯制造舆论。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 孙中山认为，必须对同盟会进行整顿。他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指出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已被敌人利用，出现了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的严重局面。指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强调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必须完全贯彻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指出：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利之数，未能逆料，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灵敏机关，剔弃败类，以成坚固不破之举，然后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 孙中山又同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密商组织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在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 “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之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张静江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决定采用总统制，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但宋教仁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黄兴则从中调和道：“待到南京后，与各省代表商酌后再行决定。”宋教仁才不再坚持。 随后，黄、宋等人前往南京。 12月27日晚，各省代表举行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新政府实行总统制。会议同时决定：改用阳历，启用中华民国纪元。 各省代表会议指派代表赴沪，欢迎孙中山，代表们就拟选他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孙中山当即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代表们回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孙中山道：“那不要紧，只要袁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孙中山反对大总统之前冠以“临时”二字，是因为他在归国前向西方各国商谈借款时，他们都表示，中国正式成立共和政府时，才可考虑。 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到会者43人，以每省一票为原则，共17票。 17省的代表是： 湖北：居正、杨时杰、王正廷、马伯援、胡瑛。 江苏：陈陶怡。 浙江：汤尔和、陈时夏、屈映光、黄群、陈毅。 湖南：谭人凤、宋教仁、邹代藩、廖名缙。 四川：肖湘、周代本。 安徽：许冠尧、王竹怀、赵斌。 云南：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 山西：景耀月、李素、刘懋赏。 陕西：于右任。 江西：林森、王有兰、赵士北、俞应麓、汤漪福。 福建：藩祖彝、林长民。 广东：王宠惠、邓宪甫。 广西：马君武、章勤士。 奉天：吴景廉。 直隶：谷钟秀。 河南：李槃。 山东：谢鸣焘。 前一天预选，有候选资格者3人，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选举结果是：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因此，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各省代表特派汤尔和、王宠惠、陈陶怡3人去上海欢迎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立即准备去宁就职，他对陈其美说：“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陈其美预备了专车，并且亲自护从。同行的有各省代表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1万多人到车站送行。 10小时后，即1912年1月1日下午6时15分，孙中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总督衙门车站。各省代表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礼炮齐鸣，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部队排列在南京下关车站至总督衙门车站，全程为6英里的道路两旁。城内万人空巷，欢声雷动。 孙中山等下车后，由黄兴、陈其美和海军代表护送，入临时大总统府。大总统府便是太平天国天王府。 当晚，孙中山在大总统府举行庄严而朴素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徐绍桢担任司仪员。典礼开始，鸣礼炮21响。代表会公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言》：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民国。 就职典礼后，孙中山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称：“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谋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辛亥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立即组织临时政府。成立政府需要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以每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3人组成。在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代表代行职权，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1月3日，临时参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全票当选。 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国务员9人名单，即： 陆军总长 黄 兴； 外交总长 王宠惠；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教育总长 章太炎； 交通总长 程德全； 海军总长 黄钟英； 司法总长 伍廷芳； 内务总长 宋教仁； 实业总长 张 謇 。 临时参议院在审查这个名单时，一部分人反对宋教仁、王宠惠、章太炎，也有人提出改伍廷芳为外交总长。 黄兴根据讨论情况，向孙中山建议：“以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宋教仁掌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掌内务，蔡元培掌教育，伍廷芳与王宠惠对调。” 孙中山道：“内政、教育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伍廷芳长者，诸多不便，故用王宠惠，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 黄兴便再次同临时参议院代表会商，并通过投票选举，其结果是： 总统府秘书长 胡汉民 参谋总长 黄兴（兼）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英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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