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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军政部驻北平参事严宽向部长何应钦电告事变消息。正在庐山牯岭消暑的蒋介石闻报，立即电令冀察当局：“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时，蒋介石还不明白日军制造事变的意图，认为这可能是日军像以前一样为了摄取某些权益而采取的恫吓。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侵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其独立乎？” 日本究竟想干什么，他实在闹不清。于是决定：一方面，针对日军的进攻，采取防守措施；另一方面，和日本谈判解决，同时请求国际干预。 9日上午，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由山东乐陵回保定指挥军事，又密电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由平汉路方面派出两个师，并四十军庞炳勋部、八十五师高桂滋部，向石家庆、保定方向开进，准备迎击日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向冀察当局指示谈判要旨：在和日本人谈判时，一定要防范其奸狡的惯用伎俩，以不丧失主权为原则。 10日，蒋介石采取三顷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供6个月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召集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会议，商讨对日策略。冯玉祥等人力主抗战。但汪精卫却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张群则提出个“十四字真言”：“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会议最后决定：“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部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同时，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从电话上将此决定告知秦德纯。当晚，何应钦派参谋部次长熊斌北上，当面向宋哲元传达上述“不挑战，必抗战”的中枢意见。 蒋介石本来正在庐山举办训练团，以统一对抗战的思想。这时，训练团停办了，蒋介石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又把全国军政要人电邀到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于国事的意见。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上海飞往庐山，秘密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发出抗战呼声的。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这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此前日本曾在华北制造过多次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看不大清楚。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一口号。 7月8日，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竹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口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刻开展全国爱国运动，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口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一天，毛泽东、未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聚，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第二天，彭德怀、贸龙、刘伯承等率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再次发生通电，吁请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河北，以免二十九军陷于孤军抗战；表示红军坚决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 尚未等到蒋介石的改编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即于7月14日向各红军将领下达了“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并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 再说自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增兵华北之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态度变得愈加强硬起来。在日方的威逼下，当天夜里，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其内容是： 一、第二十九军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予处分，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中国军队和丰台日军过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宛乎县城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鉴于本事件孕育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 南京政府外交部对此极为不满，由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方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此次日军借深夜在卢沟桥演习之机会，突向该处中国驻军猛烈攻击，以致伤亡中国士兵甚众，物质损失，亦甚重大。日军此次行为，显系预定之计划，龙极不法……任何谅解或协定，未经中央核准者，一律无效。” 与此同时，日方上层对此协定也不满意。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一到天津，“秦松协定”便成了废纸一张。他说：“没有必要进行当地谈判，如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正在这时候，宋哲元回来了。 在乐陵过着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宋哲元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的。原来，卢沟桥冲突发生后，秦德纯一方面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一方面派张克侠等人前往乐陵，汇报情况并接宋哲元回来。 宋哲元闻变，倒并不怎么惊讶，这种事他经历的多了。见张克侠等人心急如焚的样子，宋哲元安慰他们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于是，他一面下令秦德纯抵抗日军的进攻，一面像以前一样寻找妥协解决的办法。当蒋介石要他去保定主持抗战事务时，他却跑到天津，亲自展开对日交涉。 宋哲元一到天津就表示：“我虽赞成和平解决，但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条件。”又通告声明：(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三)对日交涉本和平原则进行。 但是，日本方面却不希望宋哲元这样。在松井太久郎等人的密谋下，亲日分子陈觉生、齐燮元、潘毓桂等人立即包围了宋，纷纷向他劝说，要他留津和日本人谈判。在日方的压力和亲日分子的诱劝下，12日，宋哲元对外发表企求战事和平解决的谈话。 为了制造谈判气氛，宋哲元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磨擦。 随后，月本驻屯军参谋专团向来哲元提出7项无理要求，威胁说如果宋不答应，就要求解散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宋哲元急令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和日方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双方谈判结果为： 一、处罚责任者。中国准备处分当时卢沟桥驻军的营长金振中，日方要求处分冯治安师长。 二、关于道歉。日方要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道歉，中方拟由副军长秦德纯代表道歉。 三、日方要求北平维持治安，由保安队代替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中方要求由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担任。 四、中方立即实行撤兵及取缔抗日分子。 蒋介石在庐山得报，立即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得寸进尺，决无巳时。中央正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此后、蒋介石几乎每日一电或数日一电，指导对日行动事宜。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就此迅速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因本要灭亡全中国，而不仅仅是东三省和华北，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东北和华北，蒋家王朝就要倒台或成为因本的傀儡。对此，蒋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不愿受人管柬，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医纳贡，他岂能接受！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博大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与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华夏中心的优越感，在他看来，泱泱文明古国，焉能臣服岛国倭寇！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后来变得很著名的长篇讲话。 他慷慨激昂地说：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也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辜，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九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狗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必须遵循四项原则：(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最后，蒋介石大声疾呼：“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这番讲话，立即博得了满场掌声。 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终于毅然抗战，决不投降，则于民族大义上，尚是凛凛一躯。 参加谈话会的各界名流无不振奋，觉得民族雪耻的时机到了。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即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在这急需团结抗日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庐山会谈却进行得很不顺畅。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了月14日应邀来到庐山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正在主持谈话会。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又说：“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这次会谈是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的。周、博、林一到庐山，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这本来是上次谈判时蒋所要求的，但他这时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在边区改制问题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但不同意中共推荐的国民党人选，认为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三人都不适合担任边区政府正职。这是此前国民党另一名谈判代表、时任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的康泽私下向他建议的。康泽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蒋介石一听有理，便提出让“立场很坚定”的丁惟汾到边区政府担任正职。不过后来此事不了了之了。 激烈的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特别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还说过：“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谈判时，蒋又改口了。他在7月14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不能不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不直接说蒋失信，而说自己失信于本党，正是一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手法，意在规劝蒋改变主意。 17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局、博、林，指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见，通过来美龄交给蒋介石。 一旦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选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共产党对指挥权问题看得更重。从红军初创时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了指挥权，共产党、红军还有什么独立性？他们还能够生存吗？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是决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听了蒋的意见，当即严正表示：“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鉴于蒋介石态度越来越强硬，国共谈判越谈越后退的情况，共产党开始冷静下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对策。根据抗日热潮已经形成的局势，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己方也已退让到不能再退的地步，这时再以退让求团结已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改变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被动地位。7月20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博、林：“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21日，他们电告未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着手改编工作。 蒋介石的立场慢慢地有所软化。27日，蒋鼎文向已到西安的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应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其他限制条件，没有多说。 28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个师45000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周恩来立即将此意告知蒋鼎文，请他转达蒋介石。随即与洛甫、博古赶往云阳，与那里的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安排改编事宜。按下不表。 蒋介石是7月20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时候，他按照老习惯例览起报纸。报上一行行热辣辣的文字，使得7月的天气更令人躁动不安： ——北京《世界日报》：“卢沟桥事件，已充分证明今日之中国，绝非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战役前的中国相比……过去兵不血刃，而一夕下数十城者，在今日绝难重见。” ——上海《中报》：“我们必须以全民族的一致力量保持华北，给侵略者的野心以最大打击！” ——厦门《星光日报》：“只有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动全面的抗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香港《珠江日报》：“我政府之退路已穷，虽欲穷忍，恐已无可再容忍矣！” 香港报纸的这几句，直刺蒋介石的心灵深处。他无意识地用手指在桌布上划来划去，眼睛一会儿向上看，一会儿向下看，目光里蕴含着疑惑、迷惘和某种矛盾。牛奶送来了，他把盛点心的碟子转到太阳光下，似乎看到一点灰尘，把它吹掉，然后又用餐巾仔细地擦了一擦。他嫌弃灰尘，爱洁如癣。然而他分明感到，总有一些飘扬在脑海中的灰尘掸之不去。 内部的情报比报纸更深深地刺激着、折磨着他： 7月17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一、指示中国驻屯军，按前述陆军方案作有限期的交涉。二、日骏华武官大城户三治向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曹浩森提出通告：“中国中央军如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三、日驻华大使川樾茂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挑衅的言论、行动，不得阻碍两国进行现地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限7月19日答复。 同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制订了《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把对华战争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约用两个月的时间，以优势兵力击溃中国第二十九军，解决华北问题；第二阶段，约用三四个月时间，以充足的兵力进攻国民党中央军。通过全面战争摧毁蒋介石政权，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这一天，宋哲元得知日本的强硬态度后，为防止形势恶化夜间由张自忠会见天津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原则上接受日方的各项要求，决心局部解决；其他未解决的问题如宋本人的道歉、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中国军队等，也予以确认，保证实行。第二天，宋哲元又去拜访日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方面称此为“道歉”。 19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使馆：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国始终不欲扩大事态，始终无挑战之意，且屡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谋得解决。13日日本政府虽亦曾宣示不扩大事态之方针，而同时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迄今未止，显欲施用武力。我国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卫之适当准备，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维持……现在我国政府重中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约定一确定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部队撤回原地……任何现地协定，须经中央政府承认。中国政府为解决纠纷愿按国际公法，或有关条约的一切办法，接受调停或仲裁。” 20日晨，日本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往访王宠惠，要求确认国民政府19日的照会，是否对日本17日提出条件的答复。王宠惠郑重地说：“中国对日本没有挑衅情绪，军队的北上是出于万一的考虑，不是为了挑衅，而且我不能不告诉先生，关于地方性的解决条款，只有经过中央批准后，才能生效。” 瘦小的日高参事官当即气得青筋暴跳，光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日方很快获悉，中国外交部的回答是遵照17日蒋介石夜庐山作的“最后关头”的长篇演说的宗旨提出的。于是，东京外务省立即发表了强硬声明，宣称中国政府的照会是故意为圆满解决事件设置新的障碍，对解决时局全然无望。 在大战一天天逼近的时候，蒋介石的情绪烦躁不安，面部表情时阴时晴，给人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这时，他虽感形势严峻，但仍存和平一念。 正是： 得寸进尺得足进丈，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未知蒋介石如何举动，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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