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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昆明讲武堂毕业，后加入同盟会。蔡锷举起反衰护国大旗时。他随护国军第一军选人四川，担任支队长。不畏强敌，英勇作战，立下战功，晋升为少将旅长。后又响应孙中山号召，参加护法战争，决心把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料护法运动很快就失败了c朱德目睹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老同盟会员纷纷变成了抢夺地盘、争权夺利的新军阀，而且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西南军阎的混战之中，不禁感到茫然、苦闷和彷篁。 五四之后，朱德经过好友孙炳文的介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并没有实质的不同，用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并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要革命必须另寻新路。 1920年底。未德随驻川的滇军回到云南，推翻了士皇帝唐继尧的统治。他出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云南省警察厅长。这时，他有权有势，薪俸很高，有一个贤慧的妻子，并且染上了大烟瘾。如果他愿意，尽可以像别的军官那样，出入于秦楼楚馆，沉湎于红灯绿酒。但是，他痛感“国事日非”，寻求救国真理的念头时时萦绕他的心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觉得功名利禄犹如粪土，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才不枉来到红尘一遭。于是、他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3月离开了昆明。 朱德来到重庆。他的旧交、已霸占川东的杨森闻讯，请他前去作客。宴席麻将牌接连不断，歌女的软语、刺耳的琴声、满溢的烈酒，一切都笼罩在鸦片云雾之中。 觥筹交错之后，杨森邀请朱德入幕，许以师长之职。 然而朱德却连连摇头。他拒绝了。 杨森问是何故。 朱德说：“多谢将军美意，怎奈我已厌倦了打来打去的日子。正打算去欧洲留学，寻找新生活。” 杨森笑了。作陪的刘湘也笑了，不以为然地说：“留学有什么意思？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够了！” 朱德执意不肯留下。杨森不便勉强，说道：“好吧，留学回国以后，一定虚席以待！” 这时，朱德听说共产党机关设在上海，就乘船顺流面下。不料到那里后，却没有找到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的关系。转而来到北京找他的好友孙炳文，想利用孙炳文在报馆工作、见多识广的有利条件找到党。 孙炳文陪同朱德重返上海。他们听说经历了陈炯明叛变的孙中山已回上海，便敲响了莫里爱路29号的大门。 孙中山正在筹划如何平息叛军，于是对朱德、孙炳文说：“我己和滇军联系，准备组织讨贼军。你们何不重回滇军，组织一支队伍呢？如果你们这么做。我可以先讨十万元整编费。” 朱德、孙炳文表示报绝。他们说：“说句冒昧的话，我们以为今天跟这个军阀联合。明天跟那个军阀结盟，最后总是革命派吃亏，军阀势力增强，很显然，这种办法不行。因此。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寻找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孙中山听了这些直率的话。不仅不气恼，反而说：“好，出国留学也是一条可取之路。不过你们既然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先生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承认和帮助先生的敌人。我们愿意去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点点头，继续说：“是要顺乎潮流哟！我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希望你们学成归来，帮助我！” 朱德、孙炳文想不到被人称为“大炮”的孙先生如此谦虚、诚恳，很受感动。可惜他们后来回国效力之时，孙先生已经不征人世了。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见孙先生。 他们从孙中山寓所出来，又去拜访了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伎国民党要人留给他们的印象，可就糟糕透了。 “胡汉民，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未德后来说。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朱德轻蔑地说起汪精卫，“他呶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他满身都是段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个京戏里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她很有钱，通过控制钱，也就按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接着，朱德在孙炳文的陪同下去见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屋内陈设极为简朴，和国民党要人的寓所有天壤之别。 朱德向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他以为只要一提出入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 不料陈独秀上下打量着这位曾参加过军阀混战的滇军将领，然后以冷淡的语调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穷人的党，并不是谁都可以加入的。对于像朱将军这样身份的人来说，要入党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考察。” 朱德只是听着，默然不发一言，然后失望地离开了。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经新加坡到马赛，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他们伎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主要负责人叫周恩来，不过他此时不在法因而在德国。他俩打听到周恩来的地址，又急匆匆地赶往柏林。 11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和孙炳文叩响了周恩来位处的大门。门开处。他们看到一个身材瘦长、面目清秀、英气勃勃、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站在面前。 周恩来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伺见教。 未德顾不得拉过来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多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革命道路面来到欧洲。他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组织，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来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把话说完，又请孙炳文讲他的身份和经历。最后，周恩来微笑着说：“好吧，我愿意介绍二位入党，不过要经支部批准才作数。你们不要着急，先在柏林佐下，住处由我安排。” 朱德、孙炳文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连声道谢。 不久，经周恩来与中共旅欧总支部另一负责入张申府研究，并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吸收朱德和孙炳文为中共党员。二人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孙炳文后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周恩来的副手，他牺牲后，其遗孤孙泱、孙维世被周恩来、朱德分别抚养，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死于江青的魔爪。朱德后来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再说中共西湖特别会议精神传到旅欧党组织之后，得到积极的响应。1922年9月，张申府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少年》第二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目前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 这时，孙中山派王京峻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峻原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经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强行遣送回国。他重到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3月10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举行常年大会。会上，大多数人同意加人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4月25日，王京峻致国民党本部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并报告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事。 6月16日，周恩来等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中主义青中国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在给主京岐的一封信中说：“依我们的团体意识，我们愿在此时期尽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对如何实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实的建议：“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在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耍做的工作。” 不久，国民党本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 由于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加入。国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员扩及到法国以外的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国民党本部将旅法支部改为旅欧支部。在里昂举行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上，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由阂恩来代理执行部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共产党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呢？针对种种疑问和谐难，周恩来撰文指出： 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既“阶级革命”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话说1923年4月，毛泽东接到通知，让他前往上海。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居住了一年半的清水塘，告别妻子扬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岸英，悄悄踏上了赴沪旅程。 他是去出席中共“三大”曲。 “一大”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离开过湖南。1921年10月，中共湖南省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支部租了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的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佐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池，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扬开慧从这年10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1923年4月。 到1922年5月，湖南已有中共党员30人。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杨开慧、黄静源等，都是这个时期入党的。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扎容、李立三、郭亮等任委员。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22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在北期间，毛泽东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特别是和李立三、刘少奇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得到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受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嫉恨。毛泽东1923年4月离开湖南的时候、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毛泽东到沪不久，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到、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准备工作。1923年6月l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抚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二大”时忘记了开会地点，未能出席，这次以湘区代表的身份出席。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4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五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在“三大”上，三十多位代表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人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多数人不同意他的观点。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和他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也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他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人匡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主张党内合作的宣言。宣言说：“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人国民党，以“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后，“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防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人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 大会选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张国焘因反对党内合作，未再选为执行委员。 会后，李达找陈独秀直言：“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话音未落，陈便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答：“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看重你这个草莽英雄！”谈话不欢而散，秋后，李达便脱离了自己参与创建的党，直到建国后重新加入。 毛泽东则第一次进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时值“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这时，毛泽东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他曾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培正路简园谭延阎住处。谭被赵恒惕迫出湖南后，这时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建设部长，正在为讨伐赵恒锡做准备。毛泽东通过他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和联系，也为中共湘区委员会采取联潭倒赵的政策创造条件。这时，国民党本部刚好要报国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泽东便托他带信给李维汉，要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筹备国民党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国民党员只有邱维震一个人。 9月，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便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毛泽东这次回湘，只和杨开慧团聚了3个月，就再次离去了。 正是： 乐莫乐令心相知， 悲莫悲中生别离。 欲知何事相催，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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