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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 毛泽东喜庆新婚 蒋介石痛哭失妣




  话说李大创找到张国焘,对他说:“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激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你速去上海一趟,和独秀先生当面商讨,以便统一计划协同行动。”
  张国焘来到上海立即去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转达李大钊的意思。陈独秀一听十分高兴:“我正想和大钊先生商议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你来得正好!”为从长计议,陈独秀让张国焘住进了他的寓所。在这之前,李达和未婚妻王会悟已经住在这里。
  陈独秀博学多识才思敏捷,精力过人,通常上午和晚上阅读、写作,下午则与朋友们畅谈高论。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词锋犀利,逻辑性强,是非分明,和李大钊宽厚温和的性格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陈独秀对张国焘说:“请转达守常先生,我认为研究马克思国共和谈演义(第一部)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成立一些分散的组织也不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滔滔不绝地阐述成立共产党的理由:社会革命的内涵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未来的共产党能更有力地组织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少,文化落后,一般工人还不能成为有阶级觉悟的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这一运动的先驱,共产党成立后虽然一时没有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应该朝此努力。
  过了几天,陈独秀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来人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来人是俄国人维经斯基,年仅27岁。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目光深邃,一口英语虽不纯正却相当流利。他在美国做过工。是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派来的代表,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他带着两位助手:23岁的俄国军官马迈耶夫,以及马迈耶夫当过莫斯科歌舞演员的妻子马迈耶娃,她是打字员。
  他们的使命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在旅倔华侨、具有俄共党籍的杨明斋陪同下首先来到北京,经北大钥国籍教授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然后拿着李大刨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找陈独秀。
  一位充满热情的田园青年和一位满腹经纶的中国教授,像平等探讨学术一样,交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意见,便匆匆分手了。
  “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这位俄国青年的建议与陈独秀的思索不谋而合。
  于是,陈独秀联络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首先创立了为建党作准备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指导各地成立相应的组织。
  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前,适逢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到上海。他去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拜访蔡校长时,坦率地说:“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您以为如何?”
  老革命党人、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元培说:“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
  校长的赞同更加坚定了这位北大学生联合会第一任讲演部长的决心。
  张国焘8月底回到北京,兴冲冲地向李大钊谈了陈独秀的意见。李大钊略加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北京应与上海一致进行。
  张国焘说“那就请按您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吧!”
  李大钊连夜写好了信,言词恳切面确定,热情洋溢。第二天和张国焘共同署名寄出。以后南陈北李间书信不断,具体商讨建党问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除李大钊、张国焘外,还有一位张申府。他是北大讲师,原是研究罗索哲学的,五四运动中颇为活跃,在李大钊影响下评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9月团迎接罗索来到上海,和陈独秀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筹建起北京小组后,即受陈、李委托前往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周恩来就是他和妻子、老“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介绍入党的。后来,他又和周恩来一起发展朱德入党。
  据张国焘回忆,9月中甸,北京小组在李大创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者除主持人李大钊外,还有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8人。李大创当众宣布,他将每月捐出个人薪傣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两个月后,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5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一致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成员补充进来。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吴雨明等9人和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先后参加,使小组扩大为15人。经协商,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李大钊的这些诗句,正可以形容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中国各地共产主义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的景象。
  陈独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1920年8月间开始实际活动以后,随即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成立了一所外国语学校,对进步青年短期培训后,当年冬天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任弼时等8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小组活动以上海为中心。又向杭州、南京、芜溯、安庆等四周发展。
  北京小组一边从事工人运动,一边指导济南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加的有王尽美、邓思铭等8人。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参加小组后,赋诗言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并改名王尽美。
  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创建的。挥代英、萧楚女、李求实等人则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四川,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在成都创立了一个叫“青年共产党”的组织。杨音公则在重庆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切。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两个组织宣告合并。
  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一手指导的。1920年11月孙中山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后,陈炯明被慑命为广东省长兼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他为标榜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便邀请陈独秀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于1921年1月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是毛泽东。小组的成立和毛泽东的结婚几乎在同时。
  毛泽东这年27岁,风华正茂,漾洒倜傥。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1919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扬昌济病逝后,她和哥哥杨开智扶枢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植给她,表示浓浓的爱意。还写过一酋《虞美人》词寄给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级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温柔缠绵,一往情深,比之一般热恋男女的山盟海誓,更增添几分浪漫,几分神韵,几分荡魂摄魄的魅力。
  杨开慧后来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事一个命运。”
  这些从心底溢出的话写于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被害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不用花轿,不备嫁妆,不举行礼仪,杨开慧只带着简单朗行李。恢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阳小的教师宿舍。晚上,杨开慧和毛泽民的妻子、陈昌的妻子一起操持,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新婚前后,毛泽东正忙于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晚年回忆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1月初,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毛泽东回信邀请陈独秀来长沙指导建党,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赴广东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磺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正式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长沙小组是在新民学会基础上创立的。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重新调整了新民学会发展的方向。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31人,只有熊梦飞等2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另一位分道扬镳的,是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他和毛泽东认识很早,又是一师同学,相交甚深。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他晚年回忆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有诗赞曰:
  立志在匡时,
  秩为国之英。
  再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欲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为巩固根据地,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就必须消灭在广西的接系军阀的残余势力。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各军分兵三路,讨伐广西接军。
  这时,孙中山又想起了蒋介石。
  蒋介石1920年l1月间因感到粤军派系复杂,不听指挥、离开了在前线作战的粤军。此后,除了回家乡探望母亲。游览山水以外。就是到上海照料交易所的生意。次年初,正当孙中山韧返广州重建政府之际,事业万端,亟需用人。孙中山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函电交驰,请蒋介石赴广州供职,但他都以家母有病为由推脱了。戴季陶亲自跑到奉化去请,蒋介石和戴季陶吵了一架,结果还是不肯出山。后经陈炯明来电催促。并在电报中委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他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可是在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许祟智、邓仲元三位实力派人物意见不合,作为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蒋介石,在其间无从置喙、颇感窘迫,便于2月14日又离开广州回奉化了。
  这时候蒋介石的母亲正在患病。蒋介石一回家,就带着母亲上普陀山拜庙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斋饭,祈祝母亲康健。
  3月29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出征广西关系重大,盼他速来粤参与策划。蒋介石接电后不予理睬,反去祭扫三代先人墓。4月21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说出征广西已下动员令,许崇智病未痊愈,军事紧急,盼他接电速来,蒋介石接电后苦笑一声带着次子蒋纬国游天童山去了。
  蒋介石为什么取此态度?盖因他再也不愿和日趋骄横、以粤军为私产、视广州为领地的陈炯明共事,为陈“做嫁衣裳”。自然也有抬高身价、待价而沽的意思。直到5月20日,蒋介石才极不情愿地到达广州。在广州只待了四天,蒋介石就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此必须回乡探母。
  蒋介石5月底回到家中,果见母亲病情恶化。6月14日。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磕然长逝,时年57岁。蒋介石嚎啕大哭,在灵前长跪不起,发誓“庐墓终身”,并自己撰写了《哭母文》和《先女比王太夫人事略》两篇祭文。他自撰的那副挽联,更为时人称道。联曰:
  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为何母子如此情深?原来蒋介石想起了母亲一生的艰难。
  王采玉年轻时即守寡在葛竹庞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堂兄王贤东说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生下二子一女,长子瑞元,即蒋介石,小儿瑞青,六岁天折。女名瑞莲。蒋明火死时,蒋介石才8岁,一门孤寡,无可依靠,遂成为凌辱胁迫对象,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母子含愤忍痛。悲苦万端。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蒋锡侯,比蒋介石大10岁,性情暴庚,嗜赌成性,独霸了玉泰商号。
  王采玉茕子无依,抚孤携幼,只能忍气吞声。她一面望子成龙,严加督促蒋介石献学业,一面笃信佛教,终日诵经拜佛,并常与寺庙里的僧尼交往。有一次蒋锡侯赌钱输了,回头一看,一个来他家化缘的和尚亚站在他身边观看,蒋锡候认为和尚是属“空门”的,所以冲了他的财气。就怒打了和尚一顿。王采玉因此和蒋锡侯争吵起来,蒋介石怒火中烧,可又不是蒋锡侯的对手,只好作罢。
  如今,蒋介石已经混出个人样,正想多多报答母亲恩情,不想母亲无福消受,刚五十多岁就撒手人震。思念至此,怎么不令蒋介石悲从中来,痛断肝肠!
  6月23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告诉他广西前线军事吃紧,盼望他立即赶赴广州。同时,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等人也纷纷打来电报,劝他节哀,“墨经从戎,古贤不废”。可是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他把死者装硷完毕,经过防腐处置之后,停枢家中,自己到离家10里的雪窦寺和千丈岩—带山麓盘桓去了。一盆桓就是一个多月,他说这是怀着悲痛的心情看看他母亲生前游过的旧地,同时挑选墓茔地。
  直到9月13日,蒋介石才磨磨蹭蹭地来到广州。
  正是:
  费尽口舌磨碎牙,
  急病碰到慢医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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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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