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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早在郭松龄兵变前,民国14年11月,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即曾派李纪才为总指挥,率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三师入鲁,驱逐奉军张宗昌。双方部队曾在泰山以西的山麓展开激战,奉军张宗昌虽然是杂牌军,可是战斗力极强,又有东北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因此岳军伤亡颇重。在作战过程中,李纪才曾秘密派遣轻装部队由泰山东麓小径抄袭济南,这是一支奇袭部队,掩入了距济南的八里洼。张宗昌仓促间回师不及,唱了一幕空城计,由警察卫队抵御。
  由于李纪才部队没有后援,所以功败垂成。
  这时正是国民军第三军孙岳所部全力进攻天津的时候,所以天津的李景林便和山东的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
  郭松龄出师关外战败的时候,李景林则在天津败给了国民军,14年12月24日国民军进入天津,李景林退入日租界,25日乘日轮赴青岛。
  国民军占领天津后,冯系高级将领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邓宝珊、唐之道均集聚天津。冯玉祥派孙岳为直隶督办军务,邓宝珊帮办军务。天津由国民二三两军接防,国民一军大部回防西北,张之江回张家口,所部移驻京津线,李鸣钟回绥远,唐之道部驻津榆线,宋哲元部一师两旅交孙连仲率领追击李景林军,助国民二三军攻鲁。
  14年12月28日李景林由青岛抵济南,张宗昌即召集会议,一方面令鲁军由直省退守德州,一方面组织直鲁前方总司令部,推李景林为总司令。15年1月4日李景林赴德州督师,李景林在直隶境内的军队亦陆续退入山东。山东南北两面同时备战。
  张宗昌本主张南守北攻,后因冯玉祥下野,乃变计为北守南攻,编直鲁联军为十路:李景林任第一路,李爽恺为第二路,马瑞云为第三路,张宪为第四路,都是李景林的部队。张宗昌为第五路,褚玉璞为第六路,毕庶澄为第七路,方振武为第八路,许琨为第九路,程国瑞为第十路。
  直隶方面国民军则分为三路,邓宝珊在北路,徐永昌在西路,田为勤、李纪才、王为蔚在南路,全部由邓宝珊为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张宗昌促成了奉、吴联合。奉、吴联合对于国民军是一个大大的威胁,也减轻了张宗昌在鲁北和鲁南受到的压力。
  当15年1月下旬,张宗昌逐走了国民二军李纪才部队时,吴佩孚即令寇英杰率军北上攻豫,且通电责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
  吴坐镇查家墩司令部时,手下有兵的大将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以陈留守武汉,后来继萧耀南为鄂督,派靳云鹗率军出山东,派寇英杰率军攻河南。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总想回到洛阳,恢复当年虎视洛阳的声势。
  吴对豫用兵宣称系救豫乱,出师十旅,先发队为贾方兴、贺国光、孙建业、宋大霈、余荫森、陈德麟六旅。寇英杰为总司令。
  可是寇英杰力量薄弱,他于15年1月26日奉令开拔北上,在信阳遇上了陕军第二师蒋世杰的部队。蒋世杰是国民二军中一个怪人物,他骨瘦如柴,讲话不多,酷嗜鸦片烟,他的部队也和他们的师长一样,都是双枪将,一手持步枪,一手不离烟枪,信阳城外有大炮声怒吼如雷,蒋世杰横陈在烟榻上,呼云吐雾,指挥军士死守信阳。有时蒋世杰到战壕中,就和士官在壕沟中吹上几口,然后扣动机枪;有时枪弹落在烟枪旁边,蒋世杰从容不迫地要士兵搬动一个位置,真有“烟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的气概。
  岳维峻最怕吴佩孚回师河南,他于1月18日赴郑州会商豫陕防务。吴的进军是由光州、武胜关、紫荆关三路窥豫。
  信阳在蒋世杰的坚守下,使吴师不能北上,吴师既然不能越武胜关,吴再起后的声威和前途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所以信阳之战成为吴再起后的试金石,吴日日望捷报而捷报不至,在查家墩暴跳如雷,几次想“御”驾亲征,都被部下阻止,于是他严限寇军三日攻下信阳,三日之后再限五日,五日之后再限七日,虽寇军向蒋军猛攻,蒋军则吸烟放枪,坚守如常。
  2月10日忽然传来信阳攻克的消息,使吴精神为之一振,神色也为之一旺,他据此通电各方告捷。可是第二天忽然证明捷报是假的,只因为寇被吴所迫,不得已乃发假捷报,事实上不仅信阳没有攻下,且受到蒋军的反攻,颇有损失。一个小小的信阳都攻不下,吴昔日的威风安在?
  于是吴咬了牙齿叫靳云鹗率军由山东回师河南,夹击岳家军(岳维峻)。靳回师后果然身手不凡,2月28日靳部高汝桐攻入开封,3月2日克郑州,5日下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吴的声誉赖以挽回。
  虽然靳军捷报频传,岳维峻且有战死的消息(后来证明不确),然而蒋军仍然在战壕中呼一口烟,放一颗弹,信阳仍在蒋军手中。
  靳云鹗于3月2日晚赴郑州,岳军大部退彰德、卫辉、顺德一带,小部退郑西、荥阳。靳军西路由王维城率领占领洛阳,岳率残部向陕州溃退。北路靳军由王为蔚统率,5日晚占新乡,6日过卫辉,7日晨占彰德,北向直隶进迫,准备和直鲁联军会师保大。豫南岳军自明港、驻马店两役战败后,精锐丧失,郾城、许昌均无大战即告溃败。岳维峻恐惧受包围,弃郑州向巩县、虎牢一带溃退,残部三万余欲打通洛阳大道回陕,故寇军北上并无阻力,3月1日占许昌,二日晚入新郑。
  4日寇英杰抵郑州与靳云鹗会晤,决分路追岳军。
  岳维峻弃豫后,进攻信阳的寇军把这些消息射入城内,劝蒋世杰投降,蒋世杰认为是谣言,不予理会。这时攻信阳的部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刘玉春,刘冒着矢石指挥冲锋,刚刚冲上去,又被守军击了回来,刘深知困兽犹斗的道理,乃取三面包团,留下一面让守城部队逃走,而守军死守如故。刘急了,最后从汉口运来大炮数尊,炮弹像雨点一般打到城内,城内则鸦雀无声,毫无动静。
  到了3月10日,蒋世杰确实知道岳维峻已逃走,河南已落入靳军手中,才请信阳城内的外国传教士为担保人,与攻城军签订停战条约,准备开城手续,后因缴械问题各不相让,几演成巷战,直至14日,城内粮尽烟绝,才接受了缴械条件。
  寇军进入了满目荒凉、惨不忍睹的信阳城,清算一下城内居民死伤了一万余,饿毙者无数,积尸累累。守军共9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另有烟枪无数。
  3月15日宋大霈把蒋世杰解到汉口,并把蒋的军队解散。蒋做了阶下囚,一脸烟容,瘦骨嶙峋,大家都认为吴佩孚把蒋恨之入骨,一定要挖蒋的心肝才出得了吴大帅之气,怎知吴见到蒋世杰却笑脸相迎,待以上宾之礼,即夕设宴为蒋压惊,还翘着大拇指对蒋说:“了不起,你能坚守四十日,真不含糊,我佩服你。”
  吴这人的可爱处即在于此,他敬重好男儿、大丈夫。信阳守军缴械后,河南乃重入吴的怀抱,吴对河南有高度好感,他曾想以洛阳为中心,树立吴佩孚的天下,现在他几经苦战,虽然吃到不少的苦头,河南总算拿到手上了,他在查家墩司令部也恢复了雍容雅度。
  河南是不是吴东山再起后的基地呢?不幸他在处理河南的军政人事上又错了一着。
  一个人气运过了,就会处处不如意,弄巧反拙。吴佩孚从衡阳撤兵开始,得心应手,呼风唤雨。自曹锟贿选后,即走下坡,尤其是二次直奉战后,更是做什么都错。打一个区区信阳城蒋世杰的一师人就打了40天,待河南全境都已落入吴手后,他在人事安排上又走错了一步,使得胜利之果不能保全,这不能说不是气数。
  前面已说过,吴在查家墩时代,可用之将有三位,就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向他们表示陈、靳、寇是他的三支鼎足,迟早都有做督军的份。萧耀南因肺病去世,陈嘉谟首先坐上督军宝座。靳云鹗出征山东时,吴也许了他鲁督位子;寇英杰攻豫时,自然吴就答应给他豫督。
  山东由于张宗昌变成了吴的自家人,鲁督位子是不可能了,寇英杰打河南,在信阳受阻40天,河南的首功轻轻地让给靳云鹗,当靳云鹗知道山东督军已无望时,奉到了回师河南的紧急呼令,他便拼命打河南,果然靳军一路势同破竹,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老例,豫督一席自非靳云鹗莫属了。当靳进入开封时,开封各公团也公举靳为河南保安总司令。怎知吴佩孚不是这么想,吴认为他早已许了寇世杰,他不应该失信于寇,靳暂时没有督军的份,只要有江山,早迟没有关系。这是做领袖的人的想法,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所以他于2月14日发命令,以寇英杰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鹗为河南省长,为了安慰靳,并派靳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寇的委任状交寇军后方留守司令石龙州送开封。
  靳心里十二分不愉快,他在郑州和寇匆匆一面,寇去开封,靳则赴汉口谒吴请示今后方针,并谦辞省长新命。他说自己不懂政治,向吴请假,欲赴西湖一游。吴宴靳于西园,推崇他是当今第一功,并且授断以北伐总司令职,劝靳委曲先就省长。
  3月15日晚靳偕齐燮元赴豫,寇、靳均分别通电就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长。
  17日齐、寇、靳开军事会议,议决:
  (一)出兵攻保定。
  (二)派兵疏清巩洛。
  (三)豫省军政各事,完全遵吴意旨解决。
  (四)以三师十一旅北伐,合晋军(阎锡山部)五旅,约14万人向保定进攻。
  3月18日讨贼联军下动员令,分为三军,二军过石家庄,一军19日出动,三军续进,21日靳云鹗由郑州赴石家庄,田维勤、马吉第先笔。齐燮元21日回汉。
  当吴军攻信阳不下之时,国民军决定分三路对抗各路联军,计一军对奉,二军对吴、三军对鲁。以韩复榘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京师。
  张宗昌既然解除了南面的威胁,与吴军和好,又资助靳云鹗30万元军饷,促成靳军攻豫,他乃和李景林全力对付北面。
  15年2月初,直鲁联军由德州分两路北上,一由东昌趋大名,一由达镇攻泊头,迫沧州。20日下沧州,右翼过盐山、枣强、左翼抵阜城、交河。22日李景林移驻沧州,前锋由兴宁镇攻陷青县进困马厂。
  国民一军本已次第回西北,至是又增援津、保。韩复榘率一旅赴马厂督师。张之江、鹿钟麟编一军临时师团开赴杨柳青。另派六旅由杨柳青开赴前线。张之江命韩复榘为津浦防务总司令、魏益三为保定防务总司令。
  马厂的争夺非常激烈,两度互相易手。直鲁联军张宗昌任中路,李景林任东路,褚玉璞任西路。国民军方面,鹿钟麟于28日率冯玉祥的卫队冯治安旅出京,偕孙岳赴前线督战,在静海设总司令部。
  张宗昌有海军支援,青岛毕庶澄部三十二师和海军陆战队乘“海圻”、“海琛”、“华甲”三舰,“广利”、“成利”两轮分别赴秦皇岛和大沽登陆,夹攻天津。
  鹿钟麟准备全力反攻,分兵三路:(一)中路韩复榘、郑成思由唐官屯正面进攻。(二)左翼门致中、刘廷琛(国民一军)会同徐永昌(国民二军)由静海出四角口攻侧面。(三)右翼弓富魁、周士琦、高贵滋由虞县抄袭青县,断直鲁联军后路。
  国民军虽然全力反攻,可是形势比人强,事实上国民军四处遇敌,已成困兽。
  15年3月间,国民军苦战各线,津浦线于16日被直鲁联军攻下大名。京奉县国民军退出滦州,奉军在大沽口截获值250万元之军火。京汉线由于山西的阎锡山派商震出兵石家庄,将与直军会合进攻保定。
  3月22日李景林侄李书凤率200敢死队突入天津,与国民三军巷战,三军战败,李军占领督署。天津士绅华世奎等与李书凤商定天津善后办法:(一)李暂委项惠年代警察厅长维持秩序,(二)迎李景林入津。当天晚上,李爽垲率马队由小站进入天津,赴镇守使署布告安民。23日李景林先锋队荣臻一旅由杨柳青小站抵津,立即分守督署车站四郊。由于炮火破坏,杨柳青铁路须加修理,所以大队直鲁联军须待铁路修复始可开来。李景林本人拟会合张宗昌一同赴津。
  正当国民军节节败退,奉军、直军均向北京进迫之际,在北京的北洋名流乃发动和平运动。
  3月15日王士珍领衔通电提出和平办法六点:
  (一)国民军撤退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军退回山东。(四)吴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维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
  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更通电各省呼吁和平。国民军乃由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于20日通电响应。
  同时前线之国民军将领亦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略谓:
  “一月以来兵祸绵延,军民交困,内忧外患,枝节横生,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但使各方开诚相见,不难立罢兵戎。聘老咸电,本公正之眼光,作和平之指导,开示各节,敢不赞同。即当遵电饬令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
  此两电发出以后,前线国民军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均即日撤兵。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马福祥等,又电王士珍等,谓尊重诸公意见,次第将各方队伍撤退,务求和平解决,惟各方是否一致,殊难揣测,请继续劝导,共释干戈云云。22日下午,王士珍等调人议决:(一)对张之江等通电,转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请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京师治安,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
  北京父老致吴佩孚、张作霖等之电文,略谓:
  “国民一军撤回原防,开发西北,于十九日起实行撤退。和平前途已有端倪,望容纳前电,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择定地点派遣代表,商榷善后事宜。静洗甲兵,重修礼让。”
  另电孙传芳、阎锡山,谓:
  “顷电吴张,停止军事,两公爱国,谅有同情,乞加劝告,促成和平会议,以安大局。”
  21日国民军下前线总退却令,集中天津总车站,乘火车退回北京。
  国民军守滦州的唐之道撤回通州,22日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北京,当晚孙岳亦率卫队回北京,韩复渠部退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驻旃檀寺,仍以北京警察总监名义维持地方秩序。京汉线方振武部退保定、魏益三部退易县。
  国民军以杨村、马厂为第一线,设收容队。廊房、香河为第二线,黄村设总兵站。门致中为京奉线掩护司令,韩复渠为津浦线掩护司令。热河宋哲元亦撤兵向凌源西退。
  孙岳宣布“自解直隶督军本兼各职”。理由是因八国通牒加辱,当局惨杀学生,所以解职以促当局的觉悟。其实只是因为天津已放弃,不能在北京遥领。
  国民军希望以停战和谈来争取时间,同时尽可能在兵略上不放弃北京,先在廊房、杨村附近作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战,如果挡不住,则全力据守南口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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