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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民国8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10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情势严重,不久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呼:
  “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更体味到日本欺侮中国种种,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是首先发难的,他们发出一通声讨卖国贼电,全文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4月下旬,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要求“废除军阀”、“打破列强势力范围”、“实行言论自由”。
  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集议,发动救国运动,反对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由北京大学为主体。原来自袁世凯接受日本廿一条以后,每年5月7日各界都举行国耻纪念,这一年也预定在天安门大示威。迨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乃迫不及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5月3日下午7时假北大法科礼堂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会中群情激动,当场决议办法四项:
  (一)联合全国各界力争拒斥巴黎和会的决定;
  (二)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界,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大示威;
  (四)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即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场中发言的学生,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慷慨激昂,最高潮是法科学生谢绍敏在讲台上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手指上的鲜血写成“还我青岛”四个大血字,鲜血映在白色的衣襟上,赫然夺目。台上台下的与会同学一片掌声,并高呼万岁,悲壮激昂,令人感奋。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天安门,天安门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
  从天安门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项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洲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接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天安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倒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仑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
  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作?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附录)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亲日起家,亦以亲日贾祸。民国七八年时,提起“曹陆章”三人,莫不目之为卖国贼。而五四运动,万人所指即以曹、陆为对象。五四运动为近代史之重要一节,曹汝霖身当其冲,其晚年曾撰回忆录,其中记叙五四一幕颇详。对自己颇多回护,但大部分尚近事实,且有外间所不知之秘闻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价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欧战)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它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同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祺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皆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属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当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陆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盼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章仲和(宗祥)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长(公府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酬应,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告,吴总监(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啊!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侍,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应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僮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旅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屋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炎,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服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诉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属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教育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后吴镜潭来,问他带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后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怕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丑吉,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丑吉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里,后都找着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馀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往天津寄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憩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二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做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属不必辞,只好暂搁。后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树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在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松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往来书电很多,木版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属代谢总统。后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卷了的白旗,三三五五行走,后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了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商会。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画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表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时我年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重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之揶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它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后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女。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失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察,总算惟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具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事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盅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他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揭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子兴(陆徵祥)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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