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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党来说,自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后,接着在七月廿二日李鸿章也被撤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内务府的臣子们环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诉皇帝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行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并拟了一个请太后训政的奏折给荣禄看,荣禄很赞成,并给庆亲王奕劻看,奕劻也赞成,并和李连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恳请她老人家亲政。慈禧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不过政变的酝酿已经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绪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间,康有为请开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离南书房很近)设顾问官,王照也作此请求。光绪命谭嗣同参考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的先例来草拟上谕,在七月廿八日把这道上谕持往颐和园请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光绪知道他的处境很恶劣,而守旧派又把慈禧包围得很紧,他们母子之间本来已经很淡漠的关系,至此到了濒于破裂的阶段。这种局面之下,光绪实在是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劳,因为皇帝要亲阅奏章,无论什么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绪一早起来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后来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则分给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统一,有的竟用二尺长纸一直写下去。其中也有攻讦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个举人就上书痛责光绪,说: “变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 光绪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守旧派的反对,实在是非常艰苦的。 光绪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绪突然赐给杨锐一道密谕: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同时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凭心而论康有为和他的新政干部都是一群书生,应付一个非常局势,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深长的考虑,所以当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和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接到光绪的朱谕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光绪向他们求救,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良策。他们在几经交换意见后,想出了四条对策,然而这四策都不切实际。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第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强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高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深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做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处,根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处。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在这期间他练新军,加入强学会,受李鸿章和荣禄的宠信,是一个又新又旧的热门人物。当时北洋大臣下面统辖三支部队,一支是董福祥的甘军,一支是聂士成的武毅军,一支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这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最整齐,士兵训练有素,军纪严明,俨然成为那一时期北方的主力。 由于袁半新半旧的政治态度,使维新派的人认为可以拉袁来担任勤王的任务。 光绪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摇动,必需有一良策来解救。当他接获康有为等所献四条密策后,乃立即采取争取袁世凯为已所用这一策,于八月一日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温语慰勉。袁离去后,并降旨嘉奖,命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见袁一次,勉励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绪召见是公开的,守旧派不知袁的态度,见袁获旨嘉奖,又加侍郎衔,当然怕袁已投效新派,于是立即请求荣禄应付可能的新变化。荣禄乃调聂士成守天津,以阻断袁由小站调兵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以防不测。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处都是谣言,一说维新派要谋害慈禧;一说守旧派迫光绪前往天津阅兵时把他废黜;还有个谣言说慈禧要毒杀光绪。光绪被这些谣言所困扰,也为自己的帝位而担忧。 八月二日他写了一封密诏,交林旭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胆热肠,朕所深悉。希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当新政颁行时,光绪曾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只是一连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为离不开北京,光绪也离不开康有为。不过,到了这时,情势已非常紧急,光绪自己对当时情势如何变化,毫无把握,希望康有为能够离开北京,因为他是倡议维新变法的首脑,是慈禧和守旧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为不落在旧派手中,则康在外活动,当使守旧派有所顾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还可待时而动,以相呼应。光绪这番苦心,实在是很令人感动的。 当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绪密诏,要他速赴上海时,新党的人知道这是红色的警号,表示光绪皇帝的处境,危机四伏。因此康有为立即写了一个谢恩的奏折,声称决于初四日离京去沪,同时矢誓要拼命拯救皇帝。这封奏折交林旭带回宫去。然后康和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康有为的兄弟)等筹商营救皇帝,和应付当前局势的办法。大家哭了一场,决定了几个紧急步骤:一是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摊牌,要袁站在光绪这一边,以兵力保卫皇帝;一是由梁启超到金顶庙容纯甫那儿去刺探消息。而康有为则分向各方写告别信,收检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点钟,康往访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见英国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藤博文,希望伊藤能往见慈禧,劝太后勿对光绪不利。 谭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会馆到法华寺袁的寓所见袁的。袁世凯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绪召见,初三晚上忽然见到光绪所亲信的京卿谭嗣同来访,当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镇静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坐定后略作寒暄,谭就单刀直入地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袁答:“当然是旷代圣主。”谭说:“天津阅兵要行废立的事,足下知道吗?”袁说;“也曾风闻。”于是谭就拿出光绪的手诏给袁看,然后对袁说:“当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义著于天下又受皇帝特达之遇,今值皇上有难,足下若能救则救,如不愿意的话,”说至此谭嗣同摸摸自己脑袋:“可往报太后,谭嗣同的头颅可换足下的高位。”袁听了变色说:“足下把袁某当作何等样人?圣主是我辈共同拥戴的,足下与我同受圣主特达之遇,救护之责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见,某愿闻其详。”谭以低沉而严肃的语气对袁说:“传说荣禄奉太后密诏,预备趁天津阅兵的机会,胁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荣禄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聂三支军队,他要行废立大事也必需赖这三支兵力。董、聂二军如与足下新军对抗,必非敌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为,如果祸变发生,足下以新军压制董、聂两军,护卫皇上,驱逐旧党,整肃宫廷,这是千秋大业,不朽的功劳。”袁也以严肃的口气答说:“如果天津阅兵有变,皇上可移驾到世凯营中,传谕杀贼,新建陆军必能受诏完功的。”谭见已入港乃追问一句:“荣禄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对付他呢?”袁一脸忠义之色答:“救君父是公,荣禄之情是私,公私不能两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谭觉得袁的确可以托以重任,于是就和袁详详细细地商量种种细节。最后袁对谭说:“现在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仆必须先回天津去做一番布置。”两人互相叮嘱一番,这时已是午夜,谭才告别。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入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 事实上过去一个月中,慈禧听到的尽是新党要作乱的消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训政的,则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他于八月初三日,就是政变前三日,曾上疏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而要求太后重行垂帘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命了。 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澂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言严加管束。 八月初六日的早上,慈禧乘銮舆直入光绪寝宫,把所有文件都拿走。光绪惊惶失措,战战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太后指着光绪恨恨地说:“我抚养你廿余年,你今天竟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你还有良心吗?”光绪脸无人色,嗫嚅地说:“儿子怎敢!”慈禧说:“呸!痴儿,今日没有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 就在这一天,慈禧传旨重行临朝训政,理由是皇帝有病,需要休养。至于光绪皇帝,则被安置在三面环水的瀛台中“养病”。 慈禧重掌政权后,立即命步军统领崇礼率兵前往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捉拿康有为。康已于初五早上离开北京,崇礼只捕到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式毅、钱维骥。又去查抄了张荫桓寓所,把张也捕去。在搜捕康有为时,梁启超正在谭嗣同的寓所,听到了政变的消息,两人相对黯然。谭这时很镇静,慨然对梁说:“在这以前我们一心想救皇上,可是到现在则连救康先生也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只好等死,你赶紧到日本公使馆找伊藤博文,请他通知日本上海领事,设法援救康先生。”梁到日使馆后,外面情形更恶化,他便请日使馆给予政治庇护。谭在家中一直没有事,初七还跑到日使馆去看梁。梁和几个日本友人劝谭逃到日本去,谭说;“变法是大事业,应该流血的,中国人还没有为变法流过血,我愿以死来答报圣主。”谭在初十被捕,他在监中题了一首绝命诗在墙壁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御史杨深秀在政变后竟上疏责问皇帝被废的原因,并反对慈禧训政,于是他便被捕了。初九早上杨锐在床上被捕。林旭是在军机处被扣。刘光第、徐致靖则是自己投案。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慈禧传旨:“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下午四时,康等被押赴宣武门外菜市口行刑。康广仁首先受刑。谭嗣同就刑之前,对监斩官刚毅说:“过来,我有话讲。”刚毅红着脸走开。林旭厉声问:“我们未经审讯,究竟犯了什么罪?”这六个人是维新变法后,戊戌政变的牺牲者,后人便管他们叫“六君子”。张荫桓被遣戍新疆。徐致靖则被判永远监禁。其他株连坐罪的尚有李端棻、翁同棻、黄遵宪、张元济、宋伯鲁、陈宝箴、陈三立等20余人,或被发配,或革职永不叙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六君子的简历如下: 康广仁:是康有为胞弟,习西医,因照料兄病赴京,维新后留京佐理康有为的文书。 杨深秀:山西人,曾任山东御史,力赞新政,曾劾守旧派许应。 杨锐:四川人,曾任内阁侍读,为张之洞得意门生,曾赞助强学书局,后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国会。 林旭:福建人,曾任内阁中书,为荣禄幕客,是康的弟子。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才气纵横,学识渊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极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刘光弟: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参加保国会。 康有为挽六君子联云: 殷干酷刑,宋岳枉辱,臣本无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灵,当效正学先生,启口问成王安在? 汉室党锢,晋代清谈,振古如斯,于今为烈。邦家况多难,恰如子胥相国,悬睛看越寇飞来。 慈禧重新训政后,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门和冗员一体恢复,八股文仍然交运,武科照旧考箭刀弓石。维新变法唯一留到后世的政绩,只有一个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维新运动失败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事实上,西太后是代表守旧派,而守旧派则不只是几个人,相反的守旧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读书人也是顽固地反对变法。中国读书人都是标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变法就是大逆不道,而变法的人也总是托古改制。 康有为提倡变法时,卫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叶德辉给皮鹿门信中就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又对人形容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直接激起官场中整个反对的,是因为新政如果进行,就要打破了许多人的饭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闲衙门的上谕颁布后,北京城内的官吏群情大哗。接着又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上谕中还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于是“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还有“废八股试帖楷法试法”表面上虽然没有妨害任何人,实际上也影响极大,因为当时整个教育内容便是为了考八股,无数的读书人日以继夜应付考试以求功名富贵,忽然晴天霹雳,废止了八股,读书人们的心血光阴都付诸流水,前功尽弃。年轻的人从头做起还来得及,年老的人岂不功名富贵无望了,他们对新政自然是痛心疾首。 梁启超分析这些现象说: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病民也。吾所挟以得拜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借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窍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获也。今既……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荣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 “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 一个社会,保守势力总是巨大的,谈改革就是要如何消灭愚昧和反动,把阻碍的守旧力量消灭,不能消灭保守的势力就无法革新。求变求新是时代的需要,一个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地求变求新。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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