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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的人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被终结，正是在他两江总督的任上。
这天的一大早，马新贻就来到了督署西边不远处的校场演武厅，检阅兵士们操演。
因为先前刚下过一场大雨，操演时间被推迟了。
正当人们估摸着总督大人是否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坏境，而将此次盛典告吹时，穿着蟒袍的颇有威严气势的总督大人带着一大帮的随从人员缓缓地走进了演武厅。
新组建的营兵以及还没有裁撤掉的湘军都参与了这次一年一度的“大阅兵。”
检阅在非常愉快地气氛中接近尾声，当双方高潮已经达到极致，也就是散局的时候，总督大人马新贻也带着他的一大帮随从人员往着督署方向走了，正如他先前来时的颇有威严。
虽然校场离着督署不远，走上几步就能到达，马新贻却是花去了不少的时间，两旁隔离在外的民众尤为热情，目睹着总督大人的真容，犹如现在粉丝们追寻着明星般心情澎湃，以至于现场的秩序有点混乱。
好不容易走到了总督署的后院门口，有个人拿着喊冤状子冲了进来，拦在了道前。
正当众人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那喊冤的人，掏出一把精光闪闪的匕首，向着马新贻直扑了过去。
锋利的匕首，刺入到了马新贻的右肋下，深度直至数寸。
马新贻还来不及哼吟下，就已倒在地上。
突然变故下，随从人员慌做了一团，令所有人惊讶的，刺客却是非常镇定，不缓不慢地报出了名字：“我就是张文祥！”
话不多，很有力。
随从人员及时醒悟过来，一边救治着似乎没有多大希望的总督大人，一边将从容站立不动的刺客抓捕起来。
当局势平静下来，马新贻被抬到了督署中，张文祥也被严加看管起来，督署的人员还派人将刺杀事件上报给了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
马新贻的结局很不好，被刺中了要害的他，终因救治无效而丧了命。
马新贻眼一闭，腿一伸走得爽快，，审判案件的所有重担却是落实到了江宁将军魁玉和会同审讯的藩台梅启照等人的身上。
8月27日，马新贻被刺后的第五天，审判过程有了进展。
张文祥，男，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文祥曾经在宁波一带做过小买卖，曾经加入过太平军，他还和宁波当地的海盗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张文祥为什么要杀马新贻呢？
魁玉深入挖掘后，张文祥交代了三件事，明确指明正是这些事成为他“刺马”的导火索。
第一件事，张文祥老婆家财被一个不良分子占有了，为着这件事，张文祥好几次找上当时还在浙江巡抚任上的马新贻，马新贻却没有受理这个案件。
第二件事，张文祥很多道上的朋友、海盗兄弟，大部分都是在马新贻的扫黄打黑、专制整顿的严力打击下，全都向阎王爷报道去了。
第三件事，张文祥做过“小押”（类似于典当行，高利贷性质严重）的行当，没曾想，马新贻竟然发布通告，以后都不能做这行业了。
爱情的背离，友情的缺失，事业的崩盘，所有的因素综合起来，很FEEL的张文祥爆发了。于是，就有了在校场行刺马新贻的那一幕。
这样的结论，清廷当然不满意，多次下达谕旨，催促魁玉拿出点实在的东西来。
清政府同时还表示，已经派遣了大员张之万赶赴江宁，会同魁玉以及司道各官员审理这个案件。
其实，魁玉还是审判出些东西来的。
审讯过程中，张文祥爆出猛料说，马新贻曾经做过太平军的俘虏，后来乘着太平军看管松懈，马新贻就和一个叫做时金彪的人一道逃了出来。
这个料实在够劲道，把当时审判官员吓得个半死，竟然没有人敢记录下来。
10月7日张之万来到江宁。
在魁玉的陪同下，他俩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突破口，刚从山西押解过来的重要证人时金彪。
对于时金彪的几次审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空白。
按审判官员的说法，时金彪根本不认同张文祥的说法，对自己的曾经经历也是予以了否认。
在会审过程中，张之万为表示公平、公证、公开原则，把马新贻手下的亲信孙衣言、袁保庆也拉了进去。
审讯过程中，两人要求对张文祥进行严刑逼供。老滑头张之万却没那么傻，以犯人受刑过多，难免承受不住而死亡敷衍过去。
张之万、魁玉两个人在清朝廷的催逼不过下，于12月12日有了最终的定性，这已经是他们绞尽脑汁后所想出的最好解决方式。
在这个结论里，张文祥又被定性为太平军的余孽，并且还勾结了海盗，因为先前的三点原因，怀恨在心，外加在在逃海盗指使下，屡屡地找机会杀害马新贻，直到同治九年他等来了这个机会，并得手。
整体看来，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非常遗憾地，两位主审大员在这个非常“确切”的结论后面非常不确切的类似于画蛇添足般又加上了四个字“尚属可信”，从而将马脚露了出来。
朝廷不太相信这般的审判结果，再次表示自己在这案件上的坚定立场，宣布张之万已经不适合这个审判工作，将会由刑部尚书素有令名的郑敦谨携带两名郎中（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共同审理这个案子。
而当两位主审官等待不及将最终结果呈上时，他们所等待的大人物也恰巧正在此时到达了江宁。
这位老兄正是马新贻的前任两江总督及清朝廷在三个月前任命的新两江总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剃头“曾国藩。
两江本是属于曾国藩的势力，在这两江边有着他很多的得力助手，其中最为著名人物之一就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实际上，丁日昌先前就和曾国藩通过气，将案情的进展传递给了他。
早在8月30日，马新贻被刺后的第八天，曾国藩就拿到了朝廷的调谕。但他并没有收拾行装，而是随即召集了丁日昌、其他幕府人员进行了商议。
获悉了各种的回馈信息，曾国藩依然没有动身的意愿，倒是在9月2日这天，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目的很明确，辞职。
朝廷那边却是不放手，9月5日，朝廷发来批示，两江间的事责任重大，只有曾国藩老成持重的人才能担当大任。
10月份曾国藩来到了北京城，20日慈禧老佛爷召见了这位当时代极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所问的话就是：“马新贻被刺一案，你觉得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啊？”
曾国藩毕竟也是官场上的高手级别人物，随身符合道：“是啊，有点奇怪。”
在欢快的谈话氛围中，两人交流了各种意见，具体详情因为没有对外公布，外界就不得所知了。
11月1日，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慈禧又一次召集了曾国藩。
这次召见的主题很明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询问曾国藩什么时候动身去江南；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指示。
前一个是曾国藩一直不确定性的原因，后面一个是曾国藩指望着将不确定性转为确定性的重要因子。
最高指示只是一句话，慈禧老佛爷说的：“马新贻这个人办起事情来还是很勤快的。”（马新贻办事很好。）
有了这句话做基调，曾国藩就明白事情该怎么做了。
也正是这个时候，丁日昌来催促着曾国藩上任了，他的奏折中明确表示，希望曾国藩前往两江赴任，为国家多做贡献。
丁日昌这么热情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外界的舆论对他是很不利的。
当时，在两江间的刺马案的缘由，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督抚不和。
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就毫不留情面的在奏章中提及到：“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
舆论的压力是巨大的，纷纷扬扬之中，似乎就坐实了丁日昌因为儿子和马新贻有过节、并将马新贻做掉的既定事实。
非常倒霉地，在这之后，丁日昌被清朝廷免去了江苏巡抚的职务，由那个和事佬张之万调任为新的江苏巡抚。
丁日昌因他在湘军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刺马一案中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恰恰地这也是最后一个。
到此为止！
曾国藩终于动身了，就在慈禧找他最后一次谈话给予最高指示后的第六天，11月7日。
这一路走得并不快，直到12月12日（有说是1月2日），张之万和魁玉拿出判定结果的那天，他到达了江宁。
他的到来，最为高兴的人当属张之万。张之万如释重负般在办完交接手续后，如丢了一个烫手山芋急匆匆离去。
曾国藩的到来，并没有使局面有很大的改观。曾国藩大人先前两位主审官都不如，连个正常审讯程序都不走，整天个不闻不问地安闲度日。
曾国藩这样做必然是有深意存在的，他也是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他所等待的正是那个朝廷所下达的谕旨中所指明的郑敦谨。
12月份郑敦谨接受的命令，来年1871年（同治十年）的1月7日，郑敦谨进入宫内，接受了最高指示后，匆匆赶往了江宁。当年的除夕夜（2月18日）郑敦谨来到了江宁。
与曾国藩的乌龟拖延战术不同，郑敦谨雷厉风行，正月初二就把一干人犯召集到一起进行了审讯，一连审了十四天。
素来以“铁面无私”而著称，并挂有“青天”头衔的郑敦谨的办事效率实在强悍而迅捷，但据事实的发展，他的这种有别于曾国藩的振奋人心行为，其实也只是一种最终与曾国藩一样将结局引向同一路途的表象。
审案即将结束时，一时很少发言的曾国藩，说上了一句：“看来以后，还是要按照魁玉、张之万所定下得结论呈报上去啰！”
这话也成了刺马案的最终定性。
审讯过程中孙衣言、袁保庆再次提及到运用重刑，心有所系的郑敦谨没有同意。也正是这个原因存在，两人最终也未在判定的结论书上签字。
3月19日，郑敦谨和曾国藩共同审判的结论出来了，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两位主审官再次申明前面审判的正确性，更加肯定了张文祥是受海盗指使心怀怨恨而下手的结论，更加表明了没有其他任何因素的掺杂，对张文祥的刑法判定，两人在凌迟处死上另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两人将供词呈送给军机处和刑部，用词中也出现了“尚属可信”一词，但那似乎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这就是结局了，官方的最终定性。
3月26日，朝廷见再也审不出些什么，态度也不再强硬，清朝廷下令，以太平军漏网余孽以及私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判了个处决剜心的刑罚。
4月4日，由曾国藩亲自坐镇，张文祥被凌迟处死，外加上摘心致祭。
马新贻被封赏为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列入国史传，并还赐了谥号“端敏”，清朝廷还下令在江宁、菏泽、庐州等各地地建立起专祠，每年春秋之际祭奠这位“正直”官吏，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
结论很符合慈禧的要求，马新贻是一个能办事的好官吏，死得很冤枉，张文祥是个十恶不赦的人，罪该万死，到处洋溢着皆大欢喜的欢乐气氛，除了丁日昌外。
刺马案至此也算是有了个了结，但笼罩在上面的迷雾却始终没有散开。
张文祥行刺缘由实在让人感觉到朴素迷离，最为流行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出自于湘军的阴谋。
湘军，顾名思义，就是湖南地方的军队，这是一支由曾国藩牵头组建的地方性军事武装。
咸丰三年（1853年），挂着吏部侍郎头衔的曾国藩回湖南组建起了这支被人评为具有“书生加山农”体制的独特队伍。
湘军后来成为清廷对抗太平天国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与本土宗族体系为纽带，打起仗来特别卖力，湖南人的剽悍性格也得以让他们在战场勇往直前，湘军与太平军打过多场恶仗，有输也有赢，最后还是湘军笑傲到了最后。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天京（今江苏南京），湘军势力从此走向顶峰。
曾国藩也从此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节节高升，他的门生故吏盘踞在浙、赣、苏、皖四省地区，占据清廷财赋收入三分之一的重地几乎完全掌控在了湘军手中。
清廷虽然对湘军并不信任，却又不得不倚重着湘军，但又对湘军蓬勃发展的势力，很是忌讳，简直是到了“又爱又恨”的地步。
湘军被人定性为刺马案的主谋，可以找寻出好几个理由：
第一个，马新贻在上任之前，就和家里人交代了后事的，并还嘱咐了家人要忍，不要为自己出头。
第二个，之所以有上面这番劝告，因为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就进京面见过慈禧，出来之后，浑身湿透，似乎是接受了某种很棘手的最高指令的，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针对湘军而动的政策。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湘军攻克太平军首都天京（南京）后，太平天国这么多年所积蓄的财宝就下落不明了。有人说是被湘军洗劫完了，也有说是被湘军几个领头的给吞掉了，曾国藩在上奏中明确表示说那是被大火给烧光了。朝廷把曾国藩调走，给马新贻留出空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批珍宝。
案件的审判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夹杂不清。前后审案人员达到了五十多人，历时半年，结果还是依然如先前的判决。既然是这样的简单，为何又要拖沓这么长的时间？
原因只有一个，这内部必然是牵涉到了更大的利益集团而让审判人员有所顾忌，这个利益集团也是可以明确的，除了湘军集团还会有谁呢？
曾国藩的态度也让人很是怀疑，这么的消极，还想置身事外，以致使他迟迟的不动身。而且地，曾国藩基本上都没有审讯案件，就依照了先前的结论，是不是他早就知道了其中的内幕而故意拖延呢？
张文祥被抓前所说的那些豪语，也似乎在指明这件事暗地里是有人指使的。这件事上，绝不是几个海盗的冲动性话语，就能够将他给怂恿的。
马新贻上任不久，就向朝廷上奏，希望能够训练新营兵，而将不符合规则、无组织纪律性的湘军里的散兵游勇裁撤。鉴于清朝廷的立场，最高政府对这种建议当然是满心欢喜的，在批示中，大力支持了马新贻的这一行为。
湘军裁撤之后，无事可做，成为街头的混混，很是扰乱社会秩序，于是，马新贻派了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这位老兄是袁甲三的侄子，他从哥哥家过继过来的儿子就是后来闹出了很大动静的袁世凯）严力打击这帮“害群之马”。
湘军的体系都是以宗族成员为核心，具有强烈的血缘关系，这样的打击，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得罪了湘军集团中的某些人物。而裁撤的无差别行为，也会使得更多人难以接受。于是地，一个惊天计划在暗中慢慢地策划而成。
马新贻被刺身死后，没有过上几天，就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戏文上演。在这个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马新贻被丑化成了恶人，而张文祥却是成了顶天立地的义士。具有这样的操控功能，绝非是民间一般的团体自发组织而成，背后必然是隐藏着一个更为巨大的利益集团，而所有矛头的指向，也就只有湘军集团最为合适不过。而将人整死后，又将人的声名搞倒搞错这也是符合官场上政治斗争惯例的。
综上所述，所以地，很多史学家们认为，虽然着不知道刺马案的幕后主谋是湘军中的哪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必然是和湘军很有关系的。
刺马案注定着要成为一个疑案了，如先前历史上的众多疑案般，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更多证据的发现。
历史之于我们的乐趣就在这里，总有那么多的谜题让我们去解开，也总会有那么多的谜题让我们去猜想，它们中的有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加以完美破解，它们中的有些我们即使穷尽一生也难以取得完整答案。但正是有了这些，才让我们对历史着迷而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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