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并不知道杜罗表里不一的行为，然而却对其投机行为感到胆寒，“这个时候，”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有一个分界线，以区分诚实者与流氓，将高尚的基金股东及商人与完全不道德的赌徒区分开来。”当然，寻找到一条分界线，一直是华尔街和政府的高明之士的愿望，只是其结果是徒劳的。
杜罗投机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也成了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他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的错。很多人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借钱给他，也想加入他的行列中来。就是在这个时侯，沃尔特·利文斯通借给他20.3万美元。大家要想知道这笔钱在1792年是什么概念，就请考虑一下：1828年时，也就是整整36年之后，曾有一个纽约最富有市民的排行榜，这可能是第一个“福布斯400”排行榜了。尽管那时纽约市的人口已增长了3倍，但是，只有56个市民的身价不低于10万美元。
杜罗开始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以备在将来时刻进行交割，他希望价格上升，从而能在交割日期到来之时偿还债务。但是，杜罗还从利文斯通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购买了银行股票，这些人的操作跟他们的亲戚沃尔特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希望股价下跌。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从银行存折里提取黄金和白银，从而收紧了当地货币的供给，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言之，他们制造了信贷挤逼。利息率迅速上升，每天达到1%。
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好兆头才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经济在繁荣的18世纪90年代继续迅速地扩张。理由也是相当简单的：汉密尔顿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公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金融危机时期所应该做的事。他防止失控的恐惧传染而散布开来，确保恐慌形势对整个美国经济不造成长期的恶性后果。
可是，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式的政策制定所认识，这一政策认为华尔街及其活动必然是一种罪恶。一直到195年后—即1987年大崩溃—联邦政府才再次坚决地采取行动以防止金融恐慌发展成为金融灾难。
这也是1987年恐慌与1792年的第一次恐慌差不多被人忘记了的原因。如果联邦政府已真正认识到这一教训，美国人的群体记忆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