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在经济学方面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机制优于其他经济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尝试过差不多所有的其他市场模式，但是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实际上，这些模式中，与自由市场偏离得越远，在创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就会越差。
自由市场可以运行良好的原因非常简单，它们能自由地向买卖双方传递信号—每天都数以亿计—让他们了解市场的供需状况。然后，双方根据得到的信息调整各自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供需。这种经济反馈机制在市场上无处不有，就像是蒸汽机的调速器，促使市场平稳运行。它有助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其效率是任何官僚体制无法比拟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信号网络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设想网络中断时出现的情形。假设一家超市为当地1 000个家庭提供食品。有一天，管理层决定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机制：顾客在购买食品时不结账付款，取而代之，让每个家庭负担期末总账单的1‰。
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多由价格传递的信号将会失灵。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价格上涨，比如由于佛罗里达州出现霜冻而导致橙子的价格急剧上涨，很多顾客会转而购买其他商品作为替代。但是，如果价格上涨的负担由1 000个家庭平分，没有多少家庭愿意购买其他物品替代鲜橙或得州的葡萄柚来做果冻。
并且，由于单个家庭的购买决定对一个月的总账单只有很微小的影响，所以人们也就没有动力省钱去购买食品之外的其他商品。既然可以用1‰的价格购买美味精致的鱼片，为什么还去买赫尔珀汉堡呢?
试验过后，每个家庭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同样的结论：所有家庭的食品支出突然大幅攀升。这样的超市只是理论中存在的，不过，它真实地反映了很多年来美国大部分医疗保健的支出状况。只不过总账单上的费用不由单个家庭负担，而是交由雇主支付。由于卖方根本不在乎费用的高低，所以卖方即医生和医院就会很开心地提高费用。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最后高额的费用让人无法忍受。
这个例子说明了成本“社会化”的情况。换句话说，成本社会化就是让每个人平均承担成本，而不是由个人单独承担。但是，如果资源的所有权社会化，而不是成本社会化，情况又会如何呢?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结果通常是“公用的悲剧”。该词源于中世纪的公地，由当时的农民共同使用，从事牧牛、草莓和坚果种植以及养猪等活动。它的含义在今天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中央很有名的公园“the Common（公用地）”的名字中仍有体现。
如果资源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并且允许个人无限制地使用，那么就没有人乐意珍惜资源。的确，如果可以获利，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取回自己的份额”。这样做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灾难性的。
世界最大的“公用品”理所当然应该是海洋，地球77%的表面被海洋覆盖。根据以前的国际条约和法律，海洋以及海洋资源都是免费使用的。而且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如此，并且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时，地球上人口数量较小，相反，海洋及其资源却浩瀚无边。但是，20世纪的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全球海洋的共同所有很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公用”悲剧。或许通过考察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鱼类—鳕鱼的开发历史，可以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鳕鱼并不迷人，尽管身长可达6英尺，体重可以超过200磅，但由于动作迟缓，根本不适合用作消遣性垂钓的目标（它一旦被鱼钩钩住，就束手就擒，等待钓鱼者来捕捉）。不过，作为商品，鳕鱼就变得美妙无比。除了容易捕捞外，它肉质雪白坚实，不含脂肪，而且很罕见，风干腌制之后很容易储藏。鳕鱼干中80%是蛋白质。从商业的角度看，鳕鱼干，尤其是腌鳕鱼可以长时间地储藏也十分重要。在没有冷冻设备的年代里，这一点是其他食品不可比拟的。鳕鱼很快便成为西欧各国的主要食品，一直持续了几百年之久。
鳕鱼是一种冷水深海里，生活在海下20~350英寻（测量水深的单位，1英寻约合6英尺）深的海域，喜欢在近海浅水区巡游。欧洲很多航海发达的国家，从挪威到西班牙，一直在寻求和开发这种数量庞大、用途广泛的食品资源，最后巴斯克人发现了这一宝藏。巴斯克人生活在西班牙的北部和法国的西南部，一直以捕鲸为业。他们经常横跨大西洋寻找鲸鱼群，当时市场上出售的腌鲸鱼肉主要由他们提供。中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捕捞鳕鱼，但无人知晓他们在何处捕捞鳕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