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超级女声”绝对是一场空前成功的企划案例，虽然“炒作”起了很大作用，但不是绝对力量，注重活动的全方位互动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近年来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体现互动性方面有所努力，也有所进步，但能激发起节目涉及到的各个主体的参与热情，实现真正良性互动的节目并不多见，而“超级女声”在2005年却做到了。让我们来看看在“超级女声”传播模式中是如何体现出强烈的互动性的：1.海选的目的就是吸引众多的互动参与者本来是很普通的平民女性，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免30
费报名参加“超级女声”六大赛区的海选比赛，这种报名模式打破了我国多年来娱乐竞赛性电视节目给报名者设置的排斥性限制。这种做法使平民在心理上觉得耳目一新，并对该节目有亲近感，为他们进一步地积极参与节目并关注该节目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海选是这个节目能轰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它破除了很多以往此类竞赛选拔的门槛，给了所有人展示自己的机会。什么出身、家境、身材都不问，来了就唱。虽然胜出机会很低，但平等本身就是魅力。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随后他们在“超级女声”的海选阶段，在选手“想唱就唱”的基础上，引入了观众“想说就说”的概念。在各个分赛区的海选阶段，比赛现场增加了观众评议团，自愿报名并通过制作单位选拔的观众可来到比赛现场，代表大众对选手、评委的表现发表意见。2.舞台蔓延到观众中的互动在选手进入比赛后，评选方式的多样性结合进一步体现了“超级女声”传播模式的互动性。演播现场的主持人、参赛表演的“超级女声”、“超女”亲友团、还有评委以及大众评委可以说都具有了传者与受者的双重身份。这部分群体在现场创造的真实气氛，比如呐喊声、拉票声、哭泣声等足以感染坐在电视机前投入地观看该节目的观众。受到感染的观众于是自愿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发短信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超级女声。观众的短信投票是决定“超女”去留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会使参与的观众感到自己在这个节目中并不是被忽略的个体，而是有决定权的受众。另外，“超女”使出浑身解数在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同时，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短信投票参与节目也是一种竞赛，是观众之间的比赛：看谁拥护的“超女”最终能够获胜。这种从舞台蔓延到观众中的竞争性的心理激发了受众的参与情绪。31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主持者将一切权利交给了观众，张扬了一种“全民快乐”的娱乐方式。在“超级女声”紧张的淘汰晋级阶段，策划者们引入了“家庭舞台”概念，提升了“亲友团”在节目中的比重，制造出“家庭舞台”氛围。选手家庭（父母或亲友）首次作为比赛参与者进入现场，这在以往也绝对是不允许的。正是这种独特的操作形式，才使得“超级女声”节目具有生命力。评委和选手之间更强调互动性。观众投票，评委骂人，甚至选手警告评委，都成为节目当中一个又一个高潮。当长沙唱区出现了一个打断演唱，大喊:“我记住你们了！”说完扭头就走的女孩时，在场的评委胡吗立刻对其大加赞赏:“这才是自信的态度，我是主角，敢于蔑视评委。”有人认为，“超级女声”节目在海选阶段创造了收视奇迹。很多看过节目的人也都直言不讳地承认，比起后面的舞台比赛，更爱看它的“海选”直播，因为可以沉浸在“洋相百出”的表演里开心不已。3.洞悉人性的互动淘汰制度在此基础上，组织者开始在预选赛阶段加入超强互动参与，并且在复赛决赛阶段加强残酷淘汰，使得更多的人都参与进来，从而促进“超级女声”的品牌逐渐深入人心，走向成功。凡是看过“超女”晋级赛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比赛太残忍了！“待定”、“PK”、“投票”这些主办者挖空心思制定出的游戏规则，就是让你“死”也要先坐坐老虎凳、喝喝辣椒水。悬念和残忍贯穿了比赛的全过程，也正是这些将比赛一次次推向了高潮。更绝的是，主办方还设立了一个“短信投票”的环节，让全国观众都有机会掌控“生杀大权”，也就是当进入20名淘汰至10名这一环节时，大赛将设立大众评委。以观众“票决”的方式来评定比赛结果，而非评委决定做法，也迎合了部分人的需求，这样一来大家32
都为能够成为了“刽子手”而兴奋不已。为此，有业内专业人士分析说：由于该节目具有极强的“我看的节目我做主”的互动性的参与特点，既糅合了“真人秀”的要义，又把握了“电视回归大众、娱乐优先平民”的精髓，首开“大众互动娱乐”之先河，因此使“超级女声”接连两年成为国内电视界、娱乐界最热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