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过多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到处传诵着无知无识、无法无天、花天酒地、一夜暴富的“大款”发财的神奇故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操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比比皆是；无独有偶，放眼海外，一些世界级的企业家居然也是出身低微。于是，探究知识分子的种种劣根性和对“大款”们进行天花乱坠的肉麻吹捧甚嚣尘上，无知无识、胆大包天的“大款”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教授学卖馅饼”成为时尚，“知识越多越反动”变成了“知识越多越无用”被津津乐道，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退学潮起。在这种氛围中，史玉柱的崛起被认为是一个异数，而巨人的倒下则又为这种论点作了新的注解：“知识分子还是不行，你看，史玉柱上去了，又下来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城市、由浅入深的道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待业青年、无业游民等社会边缘人群历史地处在了时代大潮的心脏地带，成了市场经济的捷足先登者，他们抓住了一、二个比比皆是的市场空白点或体制的真空地带，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发了财，成了“大款”。他们毋须“超凡胆魄”和“远见卓识”，也不需要“毅然”砸碎“铁饭碗”“下海”，他们本身就在海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精英阶层纷纷“下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先富起来的社会边缘人群如果不提高自身素质，大量地被淘汰出局是历史的必然。未来社会必然是知识精英的天下。
除此之外，这里还存在一个统计学上的误区和参照系的倒置。在全社会的人口中，出身低微、学历不高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就绝对数量而言，企业家中出身低微、学历不高者自然也就占居了多数，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学历高了读书多了就当不了企业家发不了财了似的，这是一个误区，其实就相对的比例而言，即相对于低学历的庞大基数和高学历者的小基数来说，还是高学历的企业家多！另一方面，现在享誉世界的大企业，大多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起家历经几代人的努力而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的，而现在时代早已经不同了，未来更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现在起步创业，不以未来为参照，反以一百年前的社会为参照，这是将参照系倒置，尚未起步就已经晚了几个时代，晚了上百年，焉能还有安身立命之地？再说了，读书自有读书的用处，搞导弹的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人身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哪能用金钱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
性格缺陷论
史玉柱性格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赌天性，正是这种豪赌的天性把巨人推向了深渊。
为什么同样的性格昨天还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今天却成了败北的元凶了呢？刚刚在昨天，企业家们风光之时，我们的媒体记者对他们进行肉麻的吹捧，吹得他们从头到尾仿佛每个毛孔都有什么伟大的因子，今天，他们一倒下，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对他们口诛笔伐，幸灾乐祸地嘲骂。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揭秘”分析又有多少含金量呢？
领袖情结论
史玉柱有领袖情结，他用指挥战争那一套来搞经济，什么“三大战役”、这个那个“战区”之类的，学革命战争那一套搞法，过领袖瘾。
模仿领袖，过领袖瘾，这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比较普遍，而且往往越是学识较高、“抱负”较大的企业家越是有这样的情结。比如牟其中，处处模仿毛泽东；红桃K集团的谢圣明，毛选不离手；三株的吴炳新，学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队上，打人民战争，走农村路线，他也把营销组织建在了村寨和街道，发动几十万的营销大军，打营销的“人民战争”，重点开拓农村市场，走农村路线等等。史玉柱也是如此。其中的“奥秘”有二：
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政治社会过渡而来的，人们带着政治社会的胎记，普遍崇尚政治，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欲极强，最大抱负是“治天下”，而不是发大财，“下海”之初往往是一种不得已。他们没能在广阔的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上施展他们的抱负，实现他们的权力欲、征服欲，那么“下海”之后，他们很自然地拿自己治下企业的那“一亩三分地”来演练他的政治抱负，实现其权力。这是一种模拟政治。这样的企业家，如果他“心不在焉”，一心只为政治，经济只是一种手段，那么他肯定搞不好他的企业，牟其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而如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财，模仿政治不过是自娱自乐，那也无伤大雅，史玉柱、谢圣明、吴炳新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领袖情结决不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源。
其二，正因为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进入经济社会，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前面没有可参照的企业经营范本，国外的范例又由于语言、信息的阻隔和经济环境的大相径庭难以成为他们的参照系，而他们本来就很熟悉的革命战争和政治中其实有很多道理与企业经营是相通的。所谓商场如战场。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就拿革命战争和政治原理应用于企业经营。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是懂得了经济之后才去搞企业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带着深深的政治烙印和军事情结历史地参与到企业实践中去的，因此，他们模仿政治军事，过领袖瘾，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