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哈托并不实施改革，而是继续寻找另一条出路。他提出的一个想法是“货币局”制，即一种通过将印尼卢比与美元挂钩来阻止卢比下跌的机制，从而使印尼的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档上。但这需要经济前提：充足的外汇储备、真正坚持健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健康的银行体系。因为中央银行将不再能为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即使是具备经济前提的国家，这种制度也很难维持。我们担心，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汇率问题，可能只会让苏哈托的亲信获得一个在这一安排崩溃、卢比进一步下跌之前把资金逃到国外的机会。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苏哈托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并未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解决方案应当是提出某种苏哈托确实赞同、也能安抚国际市场并劝说印尼人将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的方案。在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时，财政部与其他在这个地区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紧密合作，他们与印尼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2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与苏哈托——据报道，他对自己的内阁说，他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经济计划——打交道的巨大困难，当时他正式提名B· J· 哈比比为副总统。作为苏哈托的忠实亲信，哈比比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而他如今看起来是在苏哈托总统离任后的当然继承人。某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要以此表明，苏哈托下台只能使情况更糟。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吉姆·斯坦伯格说，也许我们应当和印尼的改革派力量接触，以免苏哈托真正下台时这些力量把我们当成敌人。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苏哈托的关系及其有效性，一旦泄露就可能使局势更加不稳定。
记得在2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厄斯金·鲍勒斯的办公室里说：“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来让那个家伙明白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找一个苏哈托会认真看待的人。那次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沃尔特·蒙代尔去印尼。让蒙代尔对苏哈托说些什么的问题再次表明，要平衡金融市场和其他利益考虑是多么困难。财政部的看法是蒙代尔应尽可能坦率地对待苏哈托，告诉他如果不认真考虑经济改革的话，他的政府不会有什么未来。国务院担心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要放弃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的支持。苏哈托被认为是惟一能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外交政策团队还觉得，如果坚持要他满足严格的条件，他可能会变得敌视美国。在处理与危机反应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复杂性。劝说国家采纳良好的政策并改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这样做会触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困难更是大增。
我们非常努力地就蒙代尔的说辞进行谈判。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苏哈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改变政策，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效。戴维·利普顿是蒙代尔之行中我们的联络人，他在飞机上准备经济方面的说辞。蒙代尔自己接过去之后，蒙代尔表达敏感观点的方式之巧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蒙代尔告诉苏哈托克林顿并不想用别人取代他，只是想帮助他的国家做得更好。如果他进行合理的改革，我们将会极力支持。除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外，蒙代尔强调，要解决危机，就需要苏哈托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并恢复金融稳定，就像30年前他成为总统时所做的一样。但蒙代尔觉得，在改变苏哈托对根本性的问题如腐败和透明度的态度方面，他并不比总统和拉里更成功。
不久后，苏哈托任命了一个“亲信内阁”，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和其他几个在他的帮助下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置疑苏哈托改革决心的另一条理由。而另一些人觉得，他挑选这群信得过的盟友是为了在稳定经济方面做最后一搏。事实上其政府也确实开始认真对待货币控制，市场开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围绕着这一努力构建了新的援助计划。在使印尼注意货币控制从而制止汇率下跌和通货膨胀加速这一危险的螺旋下降趋势方面，多边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都直接参与。我们三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团队来与印尼人共同工作。印尼团队中包括了当时的经济和金融事务协调部长吉南德迦·卡塔撒斯米塔，我提前给他打电话让他接待我们的团队。
然而，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暴乱在该国四处蔓延。每晚新闻报道中的暴力场景是对这些危机中生命损失的另一种提醒。印度尼西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在印尼需要做些什么才有资格获得每一笔贷款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次争斗与燃料价格有关，印尼对此提供成本高昂的补贴，政治上高度敏感。5月，苏哈托大幅度提高燃料价格，导致激烈的抗议，几百人因而丧生。苏哈托是否必须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突然提高价格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还是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内部评估小组在2003年7月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其他方面提出了批评，但他评估了内部文件并表明提高燃料价格的决定是苏哈托做出的。
随着燃料价格危机不断加剧以致无法控制，印尼议会要求苏哈托辞职。苏哈托要求印尼人民“宽恕”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在1998年5月21日将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哈比比。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的努力是失败的。不管如何分配责任，更多的是印尼的错或更多是与美国财政部及其他各国共同努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错，核心问题都是印尼从未进行自主改革。经济没有像泰国和韩国那样迅速复苏。危机导致的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失业率很高，贫困增加。政治和金融的不确定状况妨碍了增长和投资，各公司依然陷于债务困境，而腐败迟钝的法律体系延缓了重建银行、重新谈判外债的努力。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印尼面临着真正的超级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和可能的血腥内战的风险。但是，政府继续致力于金融稳定，致力于克服通货膨胀压力。1998年6月曾跌至16000对1美元的汇率逐步稳定回升，2003年中期以达大约8500对1美元。从1998年至2002年的4年间，印尼举行了两次民主选举，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而同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13·4%。国际社会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我们中间任何人所期望的，但是，通过促成某些稳定的政治措施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可能的崩溃，他们确实帮助防止了许多人所害怕的严重后果的出现。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我们面临着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它有着危险的全球性影响。立刻面临的挑战是要与任何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努力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但是到1998年初，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未来如何更好的防止类似的事件以及如何改善我们的危机反应。
我认为我处理这场发展中的危机的总体办法可能用一系列原则来很好的概括，在我离任时，蒂姆·盖斯纳和他在财政部国际署的两个同事斯蒂芬妮·弗兰德斯和布拉德·塞泽尔整理并装订成册交给我，题目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国际金融学中的鲁宾主义”。我把其中一些原则带到了财政部。其他原则则是在处理财政部面临的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其他国际政策问题时产生的。
1． 生活中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
2． 市场是好的，但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3． 对一个国家的前景来说，其政策的可信度和质量比美国、七国集团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做的都更重要。
4． 金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政策，但有时提供的资金太少比提供太多成本更高。
5． 借款人必须对他们所借债务的后果负责——贷款人则须为他们所提供的贷款的后果负责。
6． 美国必须愿意接受他所反对的和他所赞成的对他进行的定义。
7． 美元太重要，不能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
8． 可选择本身就具有价值。
9． 永远不要让你的言词把你拖进你做不了的事。
10． 在决策中花招不能取代严肃的分析和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