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80岁的时候，鲍勃还有一种吸引力，他让我想起古斯和邦尼。当他走进房间时，有一种放电的效应。他眨着眼睛，用大言不惭的言行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在最近给我写的一封关于一个商业问题的信里，一开头就写到：“你肯定是现在还活着的最愚蠢的人。”他非常机敏，但有点愤世嫉俗。我记得他早期的一些政治忠告：“让我告诉你关于华盛顿的事情吧，鲍勃。我可以每星期给卡特总统打一次电话，随便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哪怕是讨论天气。然后，我在市里到处漫步，告诉人们我今天刚刚和总统谈过话。尽管这在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华盛顿却非常有意义。这就是这座城市运作的方式。”
金融界不断有人向我询问如何从政。我告诉他们，通过募集资金你可以最容易地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而一旦你有了一席之地，你就可以认识那些运作竞选活动的人。如果那些人认为你在政治、消息或政策方面有有用的想法，你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你的参与，至少是非正式的。但有一些行动和态度会对跨越那条界限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如果你表现出想利用政治来推进你的商业或金融利益。再就是自视甚高的态度。许多人以为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有资格对政治发表权威性的看法，但尽管商业经验是有用的，政治和政府在许多方面并不一样。
在卡特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为卡特总统的“通货膨胀沙皇”艾尔弗雷德·卡恩工作的乔希·戈特鲍姆找到我，谈到让我主持政府的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管理价格指导计划。没有别的什么事比到白宫工作，从那里看世界，更能吸引我了。但在去华盛顿见了相关的人之后，我的印像是，从其成员组成和在行政当局中的地位或其概念性的方法来看，这项工作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另外，放弃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我的损失会非常大。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此前不久，我一直在西罕姆普顿打网球，当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背部非常疼痛。因为疼痛没有减轻反而加重，我去西奈医疗中心找矫形外科主任罗伯特·西弗特。他看了又看，搞不清楚问题所在。他也没有推荐我去找别的大夫。在X光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过了一会儿，疼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我无法坐下，也无法站着。
我不想让我的背疼影响我在高盛公司内外的活动，所以为了使自己能够正常工作，我尽了一切努力。在许多个月里，我不得不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工作。有些日子，正在上班的人不得不在下午两三点把我扶到汽车里，因为疼痛太严重了。我住了三次医院——因为需要卧床休息和进行诊断——每一次我都躺在床上运作套利业务。我是斯多德贝克——沃兴顿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有一次我躺在会议桌上参加会议。有一次，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德罗得·鲁滕伯格打电话找我，要求我在一个星期六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讨论出售他公司的事。我想，如果我不去，他就会雇费利克斯·罗哈廷。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拉扎德公司著名的投资金融家，鲁滕伯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几步路都走不了，甚至也坐不下，但我还是去了鲁滕伯格的办公室，躺在办公室内的椅子上。我们得到了那份生意，尽管让我感到郁闷的是，鲁滕伯格给了费利克斯一部分费用（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5年多了，但我还记得那笔钱数）。鲁滕伯格说因为费利克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所以他想让费利克斯满意。我的医生一再提醒我，工作紧张对背部的问题不利，想通过躺着工作以避免剧痛不是使病情好转的理想办法。
一方面，我对一直无法确诊和我的病可能好不了感到焦虑。另一方面，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希望几乎是盼望哪一天会好一些。西奈山医疗中心当时的神经外科主任认为我的病是椎间盘突出，想给我做手术。但鲍勃·西弗特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并让我等一等。几个月过去了。最后，西弗特给我拍了另一种X光片，在脊椎上发现了一处几乎无法辨认出的裂缝，这是因为遗传缺陷造成的，除了在爱斯基摩人中，这种病极为少见。我不得不做一次脊椎弥合手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取一块骨头以用于修补脊椎的裂缝。
这是一次大手术。术后我穿了六个月的钢背心，用了约一年半的时间才完全康复，但手术起了作用。从那以后，我一直打网球、钓鱼以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我的背部问题意味着我甚至无法思考卡特政府的职位问题。当我看到《纽约时报》关于被选择担任那项职务的人的报道时，我想，那个位子本来应该是我的！尽管我也承认我几乎已经肯定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接受那个职位。
1976年11月古斯·利维在患严重中风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死时66岁，还不到考虑公司领导人继承问题的时候。然而，就在中风前不久，他告诉管理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乔治·多蒂，说他准备提名约翰·怀特海和约翰·温伯格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两主席，在乔治看来，显而易见，古斯把这两人看做他的继承人。
我们把这两个人称为“二约翰”，无论如何他们两人都是自然的继承人。约翰·温伯格是西德内的儿子，是一位热情的人，看上去不武断，但办事效率高并且在公司内是一个巨大的高盛文化传承者。温伯格天生有商业头脑，继承了他父亲与客户打交道的本事，客户喜欢他的直率和友好的感觉。约翰·怀特海是一位极其聪明、头脑清楚而且自信的人，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在把投资金融部从一个高度个人运作的部门转变为一个高效的组织的过程中，怀特海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温伯格是核心中的一颗非凡之星。怀特海也开始倾向于使公司进一步面向美国之外的世界。我在高盛公司期间继续朝向全球参与的运动对我在华盛顿期间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当时我通过公共政策的视角对待许多这样的问题。
我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经验。从怀特海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抛开日常业务，抓住战略问题。他一直在思考高盛公司在未来的岁月里应当发展成什么样子。从温伯格那里，我学到了如何与其他客户和同事一起工作，如何认真而尊重地对待其他人的看法。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学到了如何处理联合管理问题。最初在高盛公司，人们对双CEO管理是否能有效运作有很大疑问。因为如果两位约翰在管理委员会发生分歧，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办法。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反映他们个性的有效地运转的方法。在每周一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前，他们两人在每个周末都要在一起交谈，商量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办法。在大多数时候，温伯格愿意让怀特海发挥领导作用，但如果温伯格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他就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由于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同意见，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解决，但他们的共同领导让我看到了双CEO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我后来开始认识到，成功的共同管理是少有的例外，而不是规律。
瑞·扬在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所有的股票交易和销售活动。1980年，他退休了，我是取代他进入管理委员会的三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以后，我被安排处理J．阿伦公司问题。几年前，在与乔治·多蒂一起共事时，我曾试图将套利思维模式和我们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经验扩大到建立一种商品交易方式。后来，在我参加管理委员会一年后，高盛公司购买了阿伦公司，这是高盛公司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兼并。阿伦公司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家族拥有的商品交易公司，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然而，我们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的是，由于各种各样变化的发生，该公司在未来没有可操作的商业模式。阿伦公司的利润在1980年时曾经为6000万美元，1982年下降到3000万美元，1983年则没有任何利润。
多蒂负责处理阿伦公司问题并且首先采取了棘手的压缩规模措施。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两约翰和乔治要求我负责处理这一问题。我本来会对自己说由我接手阿伦公司不会使其有起色，而且有可能会毁了我在高盛公司已经取得的地位。至少我会做一些或然性分析。但在这里，就像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其他主要职业变化一样，我没有计较。我对自己是否有使阿伦公司扭亏为赢的能力一点也没有自信，但我也没有感到焦虑。一旦我接手这项工作，我就全力以赴，努力去做需要做的事。而且我非常希望负责任，因为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而且将会扩大我在公司中的作用。而且，阿伦公司是一家有着浓厚套利风格的交易企业，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干这项工作。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随身带着拍纸簿到处走，随时记下笔记，并在实际接管之前努力了解这家企业。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干这项工作的人，对于如何修正我们的战略和继续发展有许多深刻的想法。我们调整了公司领导班子，让过去一直在固定收入部工作的马克·温克尔曼主持工作，并对我负责。温克尔曼生于荷兰，在来高盛公司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债券和外汇交易业务非常老到。他既对阿伦公司的问题有相当的了解，也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管理技巧。
马克和我一起与阿伦公司的员工们一起反思企业模式。阿伦公司一直在从事传统的套利业务，在一个地方购买外汇或一种商品——例如黄金——而尽可能快地在另一个地方转手卖掉。阿伦公司在为传统的套利业务寻找机会方面是很有想像力的，例如一直保持着与沙特阿拉伯的公开电话线路以从事黄金和白银交易。这种交易几乎没有风险，而且阿伦公司非常重视规避风险——如此的重视以至于当他跟不上交易的进展时，公司会在当天中午歇业，以便把情况搞清楚，并且确信它的账面上没有多出额外的一百盎司黄金。这种模式的惟一例外是咖啡，阿伦公司是咖啡的大进口商和交易商。
其他人使我们得出的最早的结论之一是，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竞争的加剧减少了阿伦公司传统业务的有意义的赢利机会。不同地区商品的差价越来越小，而由于其过去的巨大成功，阿伦公司的领导层忽视了这一现实。我这些年发现，阿伦公司的经历非常有典型性。成功经常导致企业和个人没有注意到变化或适应变化，因此，最终摔了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