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缺德损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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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各种害人的劣行，尤其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德事。
——《希波克拉底誓言》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ｈｏｕｓｅｓ Ｉ ｅｎｔｅｒＩ ｗｉｌｌ 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ｃｋ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ｂｓｔ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ｅｖｅｒｙ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ｓ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ｏｒ ｍａｌｅｓｏｆ ｆ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ｒ ｓｌａｖｅｓ
职业缺德损害社会
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不将这种自律视为一种使命，种种坑人、害人的事情就会不绝于耳。没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舆论监督环境，医院的一些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向大范围扩展。
20多年前，在人们日常的口语中，“缺德”二字是指责那些有轻微过失的人。但在时下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人们逐渐把不诚实作为生存的必备条件，把“缺德”当作保证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缺德”，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评价词语，甚至指责的成份都少了，更多地包含着的是无奈。
从事一项需求大于供给的职业，缺德的频率比一般行业要高。在前些章节里，我们已经举过垄断行业整体缺德的例子，足供人们参考。由于垄断性行业的整体缺德，且这种缺德又由职员工作行为具体表现出来，故它们也使职业缺德的行为社会化。
不久前，在一家大医院的走廊里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向大家抱怨：“前几天老爹输了些好药液，剩下几支药退不掉了。我们村在这个医院的某某护士说给代买，结果价钱不到原价的一半儿。”
因为听者大都没有从医的经历，又不愿自找麻烦，也挨过医院的不少“宰”，只好劝他：“现在好多医院都这个样子，没办法。”
年轻人细细想来，里面的“文章”大了：本来是超量开了药，人家算着你就有剩头，到后来又逼你贱卖，这明着是欺负人。
其实，这只是雕虫小技，有些人医德沦丧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有一个上了《以案说法》系列丛书的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德的沦丧还使获益者最后身受其害。
杨某是医院的医生，他采用开处方的手段从所在医院的药房中骗取吗啡40余克，然后利用职权向常来看病的吸毒者暗示，让他们下班后到其家中买药，通过此种手段，杨某将稀释为72克的吗啡卖出。
根据刑法第347条的有关规定，杨某已构成了犯罪。
从“白衣天使”堕落为囚徒，确实发人深思。
所谓“医患矛盾”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托词，发达国家医院的商业化远比中国医院的商业化要深、要全面，但他们却少有我们所遇见的丑恶现象。如果一家哪怕是私人开的乡村小医院出现了“代病人卖药”即“多开贱收”的现象，那么这所小医院肯定会被迫关门。
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律，并将这种自律视为一种使命，种种坑人、害人的事情就会不绝于耳。没有一个相当完善的舆论监督环境，医院的一些丑恶现象还会继续向大范围扩展。
从浙江《青年时报》2003年的一篇报导政协听证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医疗行业的一些情况令人堪忧。新闻报导的题目是“医疗乱收费听证会上群情沸腾”。为什么要群情沸腾？因为“无论中外，对医药工作者都有很高的职业道德要求，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命。”
报导说：
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重复检查、收费账目不清、小病大治、医药处方往外带、药价虚高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归结为一句话，即弄虚作假以牟私利。医药是最不该也最不能糊弄的科学，在中国传统中，做医生叫“悬壶济世”，知识分子倘有可能济世，不妨“良相医国”，如遇浊世或乱世，报国无门，更好的选择便是从医，这就是所谓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从听证会上反映的问题来看，弄虚作假一般来说尚未到草菅人命的程度，多是以病人生命与健康来牟利的行为，但这无疑已落到医生这个职业必备的道德底线之下。
问题在于，为什么类似情况的存在会相当普遍？除转轨时期社会价值观普遍失落之外，还得从制度上来找原因。眼下主要靠行政手段实施对医药行业的监管，存在着低效甚至失范的危险，非改革不能济事，只有存在充分竞争的医药市场，才可能把药价真正降下来。但仅仅把医院推向市场，恐怕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类似听证会这样把问题摊开来的社会监督无疑十分必要，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拷问，还会影响那些有不道德行为的相关单位的道德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