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与进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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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给人们如此满足与自豪的技术成功内部这个人们最没有想到的地方，原子能的控制提出了善与恶的问题。很明显人们警惕了：人类首先应当防备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现在完全有了不同的意义：他偷走宙斯的秘密，展示给人类，于是这位半神半人让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起了责任；而宙斯将秘密瞒着世人，并非跟人类恶作剧，而只是希望保护他们免受自身的侵害。
这一事实在被称为“生命”科学的领域得到承认，正是这一领域内的发现对人类认识的改变有着最大的影响。
在你读到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时，今天由第一次基因操纵所提出的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呢？很有可能这些问题都不再被提起了，而惟一的限制也只是与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的操作成本。会计与经济学者之争会让人们忽视了哲学家与科学家们所提出的疑问。另外，在2025年，不知道科学家会不会成为为经济学者服务的普通雇员？那时评价他们的标准不再是创造性，而是收益。至于哲学家，他们可能只是会计们不情愿的、难得接受的奢侈品。
实际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要强调这点。在发现DNA分子时，研究者们并不是仅仅把一直以来很神秘的问题“生命”解释明白了，他们还演示了带给生命体生存能力的东西只是建筑在最平凡的化学机制上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它们是可以修改的。神秘消失了，它所负载着的恐慌、它对行为意图的威慑力都让位于一种解释的渴望、一种改变的愿望。既然无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界线已经无法定义了，那么修改细菌，给它添加目前为止还没有的种类，如灵长目或者甚至是人类才具有的生物配方，这也不过就是一种合成的新的化学分子，算不上对自然的强奸，正如从矿石中炼钢一般。
在这条越走越远的道路上，惟一遇到的障碍就是技术本身的问题，然而这些也随着不断的进步一个个被解决了。研究者被开发的兴奋驱使着，又被集团的竞争所刺激，惟一的目的就是实现过去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宇宙被重新统一了，其组成物由相同的元素构成，遵从相同的相互作用，这样或那样操作的合法性问题再不会提起了。所有可能的都是被允许的，或者说可能性的底盘无限制地不断扩大。于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平衡又成了问题。
对几十亿人所必需的粮食作物进行基因修改的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白的例子。几个跨国的超大农产品加工集团开始种植新的品种，它们的基因组中被植入可以抵抗一些病源载体的基因。然后我们再没有必要大面积喷洒价格高污染大的农药，产品成本开始下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公司所说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到最好。然而关于潜在危险的各种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这些抵抗基因会不会也存在于恶草中因而再无法将它们根除？那么在现实存在但有限的优势与尚未得到证明却很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劣势中应当怎样做出评判？
为了争取犹豫不定的群众力量，转基因植物倡导者补充说多亏了这些产品，世界范围的饥荒就可以得到控制。其实这反而是一个画蛇添足的论据，正能让他们露出老虎的尾巴，因为目前正夺去无数孩子生命的饥饿，并非粮食总量不足造成的；粮食的基本储备是可调动的，只是局部战争切断了向饥饿者运送粮食的道路。有时饥荒是贫困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而被迫进行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后果。他们别无选择地将优质土地用来进行工业生产而非传统农业生产。今天世界上存在的饥饿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和其他自由制度下类似的所有公司一样，它们的惟一动机就是追求更高利润。只不过它们应当体面地去承认，而不是将其目的隐藏在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感背后。我们得看清，绝对自由下伦理必然遭到无视。
一个真正恐怖的计划便是绝好的证据，这些农产品公司目前已自揭其短：他们将给农民提供必然带来高产的种子，但收获所得的种子却将是低产的。农产品公司对此仍有漂亮的辩解：他们的实验室通过极其复杂的操作，将不同的基因配置混在一起，才带来了头年的丰富产量。这种内部的多样性是高质量与高产量的源泉，却会随着头一次到下一次收获的自我繁殖而逐渐削弱。因此需要不断地重建基因财富，但这一点只有那些拥有实验室、具有超越普通劳动者的才华的精英才能做到。
论据的确很有力，只是它被用作肯定过度权力的存在：这些多国集团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独家的种子提供商，世界各国的耕作者都必须与之打交道，缚手缚脚地去感谢他们的强制定价，感谢他们提供的优惠价格。在经济“全球化”的掩盖下，几家公司的真正的独裁正在登上舞台。而反对这一计划的人却很容易就被认为是思想落后者，是无法理解“市场原则”好处的人。实际上，现在要做的是维护最基本的民主。即使在未来几年里，这样的体系已经形成，在你意识到的时候去行动也不算迟。而我也穿越几十年的时间提醒你要有所反应。
地球的有限性
人类权力增长的另一后果是对全球大范围平衡的破坏，这虽没有核自杀那么残暴，也没有动植物基因修改那么阴险，但从长远看来也同样危险。
直到上个世纪，人类活动对于自然活动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人类强大的行为手段，如今在局部已可以和宇宙发生的力量抗衡。保罗·瓦莱里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1871～1945）：又译瓦雷里，法国作家，作品有《年轻的命运女神》。所说地球“完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完结中包含着人类团结的意思。“团结”一词在这里不再是褒义，而仅指相互依赖的实情。在团结问题上，人类并没有选择权，他们必须团结，就如同一只独船上的旅客。人类才刚刚明白意识到一个不久前还没有人想到过的现象：“温室效应”。
一天，一年，甚至百年间气候的变化都只是围绕平均数作微小的波动，而平均数是与作用于地球表面以及其外围大气层的各种因素的平衡相符的。自15 000年前结束的冰川时代以来，这一平衡只是缓慢地变化着。而忽然在19世纪进程中，人类活动粗暴地介入了自然平衡，工业发展影响了天气的一些决定因素。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自工业时代的开端起，这一密度已经上升了30个百分点。变化引发的或远或近的后果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但并非无足轻重。根源存在于个别国家，结果却要影响全人类。
地球能够使其重新循环的、由人类活动制造出的二氧化碳气体总量大约在每年180亿吨左右，以目前人口计算就是每人3吨，以本世纪中期的人口总量来算大约是每人2吨。现在中国和印度人年均数量也只有2～3吨，但法国制造量为其3倍，美国则达到8倍。其他大部分气体（甲烷、氧化亚氮）的状况也都一样，一旦遭破坏就会对大气层状态产生影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不到全球四分之一，却任由自己将全球气候条件不可逆转地改变，祸害了全世界人的舒适生活甚至生存。多亏了还存在着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使目前的情况暂时可以承受。但这些国家为了努力追赶西方国家的工业水平，必然也将引发灾难性的气候失衡。而且我们又凭什么理由去阻止他们这样呢？
另一个问题也说明人类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大部分人都渴望与西方并齐，那么若全球人类均与西方一样行事，那么地球还能承受多少这样的人口？当然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超过10亿。如果和我们有着相同需求的人口超过10亿，那么地球再也不可能长久地承受了。对未来的选择已经被限定：或者我们这些富人俱乐部的特权阶级继续无止境地追求消费的增长，并想法对付那些要求来分一杯羹的穷人的进攻（未来几十年里，几颗原子弹大约就可以让他们打消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念头），或者就是我们根本地改变目标，向资源重组方向努力，根据自然所带来的总体限制，以更平衡、更和谐的方式对资源进行分配。那么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实现经济“零增长”，而是要追求一个最快最好的负增长。
除非我们能接受决定性的重新回归野蛮，不然就必须彻底改变物质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经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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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必要自己可怜自己。现在要做的只是在接受人类自我赐予的权利的同时好好地生存下去。然而，这些权力的扩张已到了令人目眩的地步。我敢冒险说一句，科学新发现在未来几十年间只可能放慢速度，即使如此，我仍担心新兴力量的涌现会不断加快，并越过一些为阻止这一情况而人为设置的全部障碍。
我们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所说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要不要让上帝给人类所做的事情加上限制？在我看来，那无异于对职权的放弃。我们再也不能像希伯来人那样派摩西摩西：古代犹太先知、首领。去西奈半岛上听取上帝神谕。即使可能，也不需要放弃尊严去寻找帮助。我们可以自己确定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
人类曾想要领导其周围的世界；而人类所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以至自己成为自身权力的目标。大胆地打个比喻：根据相对论理论，星球都一直向前运行，而宇宙空间被太阳质量所弯曲，那么“一直向前”使它们最终又回到原处。同样，人类技术手段的发展也像是在单行道上行进，一旦一种新技能被接受了，它就确定下来，再不可推翻。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却似乎在一个弯曲的空间里展开，技术“一直向前”，有时会将我们带回野蛮。
我们只是刚开始提出疑问，我希望到你的时代，问题已经变得很清晰。目前，一切都被经济理由的介入所扭曲了，而它们本来与此话题根本毫不相干。佩吉佩吉（Peguy，1873～1914）：法国作家。为政治上神秘主义的退去而惋惜，可他怎么不面对处于社会经济影响下的伦理学的可怕倒退再去说说！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偏离航向无异于集体自杀，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经济思维都是目光短浅的。他们只能考虑到可以立刻测算出的因素。再举个例子，又有谁能在卡车的运输成本中加入大气层的损害（二氧化碳比例增加，臭氧层变薄）导致几百万人健康受损的因素？温室效应的后果又怎么计算？
关键就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值得商榷。面对选择时，我们的想法不该再是：“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各是怎样的？”而要想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类面对问题的态度需要整个儿倒转过来。我想惟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更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紧迫与尖锐。这点可以通过教育以及每个权威人士的努力来完成。
民主化的程度又重新受到质疑。所谓民主，并非只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听取大家的意见，还需要听取他们关于社会最基本目标的看法。前一项职能在一些国家中得到很好的保证（说实话是少数国家），其中包括我们的国家。而后者却很难做到，因为所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在我们的权力还很有限的时候，便满足于逐项行使它们；研究的乐趣在于投入行动。而现在我们几乎无所不能，就有必要放弃一些；我们必须选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分清可为与不可为吧。为此有必要提出伦理民主，它比管理民主的实行要更加敏感。它要求在每个人所表示出的各种意愿之上达成人人遵守的态度。像现在这样的自由的定义再也不会被采纳，它简直将自由变成了一种任性。“别人的自由开始时，你的自由就开始完结了。”这句著名警句应当被一句意见相反的句子替代：“别人的自由开始时，你才有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参与到这种对比的讨论中去，其后达成的自由的定义只可能是一组能被大家接受的约束。
伦理民主这一目标期待的是关于一个共同核心的一致赞成，这一核心保留着大家的特性与不同，但又被所有人、所有文化所接受。而它只有通过对每个生命旅程意义的思考得出，首先是对生命终结的思考，因为大家谁也难逃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