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年多年前，在纽约贫民区的一所公立学校，奥尼尔夫人对所教的三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批卷时她发现，有１２个男孩子解同一考题的答案都是错的，而且错的整个过程一模一样。
第二天放学后，奥尼尔夫人把这１２个男孩子都留了下来。她说，之所以留下他们，是因为他们解题的整个错误过程一模一样，但没有任何责备。然后，她在黑板上写下了汤姆斯•麦考莱的一句名言：
“在真相肯定永无人知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更能显示他的品格。”
写完之后，她要求这１２个男孩子每人将它抄写１００遍……
后来，在美国教师节的前夕，多家媒体围绕《难忘恩师》这个主题搞了一次全国性的有奖征文活动。这１２个男孩子中的一个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写了一篇征文，题目是《刻骨铭心的一百遍》。该文回忆了奥尼尔夫人要求他们抄写１００遍汤姆斯•麦考莱那句名言的原委，以及他们从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影响。该文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荣获了征文一等奖。
光阴似箭，３０多年过去了。前不久，心理学家戴维斯在奥尼尔夫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已经步入中年的１２个男孩子，并对他们的道德品质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优点：诚实。他们认为，抄写汤姆斯•麦考莱那句名言的经历，使他们终生难忘，终生受益。那句名言一直是他们待人处事的最好准绳之一，因为它可以鞭策他们，约束自己，战胜自己，做到表里如一，暗室无欺，让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
心理学家戴维斯在调查结束之后，既兴奋又幽默地说：“诚实是可以播种的，思想是可以播种的，有些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戴维斯的话的确很对。孩子们的心灵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播种上思想的种子，就会得到行为的收获；播种上行为的种子，就会得到习惯的收获；播种上习惯的种子，就会得到品德的收获；播种上品德的种子，就会得到命运的收获。
敢于挑战权威
下面是一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名人和权威不容置疑的断言，当时很多人听起来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断言陆续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对人却不无启示。
１７８６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初演结束后，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毫不留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莫扎特，你这个作品太吵了，音符用得太多了。”
１８５９年，在达尔文即将出版《物种起源》的时候，英国剑桥大学的副校长约翰•莱特福特博士竟郑重其事宣告：“天与地，在公元前４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９点诞生。”
１８７３年，美国波士顿的音乐评论家菲力普•海尔直截了当地表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要是不设法删减，早晚会被淘汰。”
１８７６年，西方联合公司的《内部备忘录》中将电话宣判为废物：“电话的缺点太多，无法作为通讯工具。这种玩意儿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１８９６年，以日记文学闻名的法国作家雷纳尔曾评价莎士比亚说：“第一，我未必了解莎士比亚；第二，我未必喜欢莎士比亚；第三，莎士比亚总是令我厌烦。”后来他又说：“只有讨厌完美的老人，才会喜欢莎士比亚。”
１８９９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查尔斯•杜埃尔认为，世界的发明已经走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所有能够发明的都已经被发明了。”
１９４６年，２０世纪福克斯公司总裁达里尔•扎努克警告，不要对电视的前景报什么希望：“电视上市６个月之后，不可能还有市场。每天盯着三合板盒子，人们很快就会厌烦的。”
１９６７年，三极管发明人、无线电之父李•弗雷斯特博士声称：“无论将来科学如何发达，人类不可能登陆月球。”
１９６９年，洛杉矶外科医生麦克唐纳博士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吸烟是有益的。”
１９７９年，赫赫有名的肯尼斯•奥尔森总裁预言，计算机不可能走进家庭：“没有理由让某个人在家中配备一台计算机。”
……
社会没有权威不行，很多问题都需要靠权威来解决。但是尊重权威不是迷信权威，服从权威不是盲从权威。不仅权威的有些话不能听，而且必要时还要敢于挑战权威。这正如歌德所说：“每个人都应当走他为自己所开辟的道路，不被权威们所吓倒，不被行时的观点所牵制，也不被时尚所迷惑。”
厄运打不垮信念
明朝末年，史学家谈迁经过二十多年呕心沥血的写作，终于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然而，他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天夜里，小偷进他家偷东西，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稿子就下落不明。
二十多年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对年过六十、两鬓已开始花白的谈迁来说，更是一个无情的重创。可是谈迁很快从痛苦中崛起，下定决心再次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谈迁继续奋斗了十年后，又一部《国榷》重新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一百零四卷，五百万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还要详实精彩。谈迁也因此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也遭遇了类似的厄运。
卡莱尔经过多年的艰辛耕耘，终于完成了《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他将这本巨著的底稿全部托付给自己最信赖的朋友米尔，请米尔提出宝贵的意见，以求文稿的进一步完善。
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万般无奈地向卡莱尔说出一个悲惨的消息：《法国大革命史》的底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已经全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烧为灰烬了。
卡莱尔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异常沮丧。当初他每写完一章，便随手把原来的笔记、草稿撕得粉碎。他呕心沥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竟没有留下来任何可以挽回的记录。
但是，卡莱尔还是重新振作起来。他平静地说：“这一切就像我把笔记簿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要写得更好些！’”
他又买了一大叠稿纸，从头开始了又一次呕心沥血的写作。我们现在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便是卡莱尔第二次写作的成果。
不错，无事时，应像有事时那样谨慎；有事时，应像无事时那样镇静。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实在是难以完全避免崎岖和坎坷。
只要出现了一个结局，不管这结局是胜还是败，是幸运还是厄运，客观上都是一个崭新的从头再来。
只要厄运打不垮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