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和团队成员多认识，我们一起在巴黎待了两天，并找来了沙智·艾何迪为我们谈一谈日本。他跟我们聊他眼中的日本，完全无意对我们说教，纯粹只是要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亲身经验，这样确实有趣多了，而且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他没把自己当成讲师。确实有些人就喜欢说教，比方他们会告诉我到达一个地方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我对此多半抱持怀疑的态度。
这次的研讨会议其实有一点像是比赛之前，教练在球员休息室里做的赛前叮咛。
我一开始便对所有参与计划的成员说：你们一定要有很强烈的动机才行，因为这项计划不是在玩家家酒。我给他们的讯息是：首先，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因意外被派到日本来的；其次，你一定得怀有超过百分之百的动机，因为工作将非常艰巨。大家千万别摆出一付高高在上的样子，我要的不是老师，而是教练，是能伸出援手、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只会制造麻烦的人，因为我们没空制造麻烦。
整支团队是在１９９９年夏天被分批派往日本的。
我是第一个抵达日本的成员，从盟约签订后我便一直往来法日两地，我那时还是雷诺的副总裁，而皮耶尔－亚兰·德·史麦德（Ｐｉｅｒｒｅ－Ａｌａｉｎ Ｄｅ Ｓｍｅｄｔ）（他是从ＳＥＡＴ被挖角过来接替戈恩的人员）要到１９９９年９月才到任。直到６月被任命为日产营运官之前，我一直是一周待在东京，然后返回法国，随后再来日本；自派令生效后，我便全心待在日产汽车里。我从来没有和史麦德当面交接，当然我们见过面，也通过许多次电话，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过。其他大部分的成员一直要到８月底、９月初才陆续抵达日本。
在日常生活方面，因为这群员工自此便属于日产汽车的新员工，日方自然要做些安排。这一群前雷诺员工进驻原来用来接待国际客户的公寓。这些公寓非常宽敞而舒适，大部分座落于市谷的住宅区里，离日本法侨中学不太远。而原本即已爆满的法侨中学更因这一群突然随家长前来日本的新学生而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在工作方面，最难的还是适应。日本公司并不会特别照顾员工的生活环境，而连年亏损的日产更是大幅削减原本就已老旧的总部的维修经费。来自于巴黎西边，常见未来概念设施且被视为是科技中心的技扬谷（Ｇｕｙａｎｃｏｕｒｔ），这一群雷诺人处在一大间日式集合办公厅时显得有些失落，因为大办公室里尽是老旧的办公设施，而且一片显然是日籍同事们早已习惯的凌乱状况。以娜妲丽·吉冈黛为例，她便是离开了雷诺位于能鸟瞰皇室花园的高级地段办公地，投入一间必须和十多位同事挤在一起的办公室里。
他们全心投入这项计划，可我知道这并不容易。要他们一下子融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日式体系里，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这里既没有个人办公室，又不会说日语，一下子失去所有的参考指针，对他们来说是一场震撼。这真的很辛苦，直到今天我都还很清楚他们为此真是吃了许多苦头。不过，我从没感觉到他们想要放弃，也很明白他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日式体制。有些人适应得比较快，有些人稍慢，不过大体说来，他们吃苦的精神真是没话说。他们默默地承受，然后渐渐地靠着大家互相帮忙，最终熬了过来。
然而，人的情绪总是有高低起伏的时候；再说，整个工作指令非常严格：绝不允许在日产内部搞小圈圈，让前雷诺员工自外于其他日产员工。但是为了振奋整个团队成员的士气，戈恩偶尔会找个比较低调的场所，比方说市谷山丘上的法日协会，和大家聚一聚。
我们并不常聚会，一年大概一二次，我不想留下好像我们法国人自成一个小圈圈的印象。要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被认为是个搞小团体的人，他的威信就会大受影响。我非常肯定这支工作团队的绩效，自然得要时时给他们打打气，不过，我都是在工作方面为他们打气。我肯定他们的功劳、所付出努力、所吃过的苦头及还在继续承受的一切。我非常相信是我们与日产的团队一起让公司浴火重生，但也必须坦承，若没有这支核心的驻外团队，可能没有任何一件事会成功。他们花了很多心血在联络、等待，甚至必要时提出质疑，并且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他们分散在公司的各个角落，以令人激赏的态度完成所有工作。若是没了这一支能力强、观念开放且富有冲劲的团队，我认为至今完成的一大部分工作可能都无法实现。
在这些聚会里，主要是让大家说出心里的话，倾听大家内心的焦虑。不过最后大家获得的讯息总是一样的，日产汽车要自救，雷诺派来的人只是帮助这家企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