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候，这也是最坏的时候。
就在深圳沉浸在不绝于耳的赞歌声中的时候，一些敏感的人，很快听见一个专业狙击手从80公里以外的地方，猛然扣响扳机的声音。
1985年5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在第152期发表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博士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这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这一枪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帷幕。
陈文鸿的文章是在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写就的，文章搜集了大量的数据，对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文章说：“中央和深圳政府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期望，是建成能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体经济，可是，深圳事实上直至目前而言，工业仍从属于贸易，经济是以贸易为主。就这方面而言，深圳这方面的成绩还未如理想。”
该文言之凿凿，用详细的分析，指出了深圳的突出问题，对深圳提出了最具杀伤力、最具影响力、最具传播价值的批评。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点结论：
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进口却大于出口，引进的主要是被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设备；引进的外资只占30％，这30％中又主要是港资；198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7.2亿元，而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为12.5亿元，做生意赚的钱比工业挣的钱多得多。
第二，特区赚了内地的钱。他亦庄亦谐地写道：“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捞月亮。”
接着，文章又对转口贸易在深圳的特殊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宠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五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陈文鸿文章所引用的数字，几乎全是摘自内地的报刊，几乎全是特区报刊公布过的。陈文鸿通过对这些数字的引伸、推算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陈文”根据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人口总数，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会购买力高达4170元人民币，而在同一时期，上海的人均社会购买力为912元，北京为896元，广州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广州高出七倍多。这可能吗？正常吗？文章又从此出发，继续深入，发现内地的报纸说，深圳市场上的家用电器和成衣，80%以上为内地顾客所买去。由此文章得出结论说：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维持的。
这篇专揭深圳“短”的文章，石破天惊。它对沉浸在喜悦中的深圳人犹如一盆冷水，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和彷徨；又犹如一块砸向湖面的大石头，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经济特区失败论的大合唱，各种议论纷至沓来。
中央高层首次暗示拔掉“输血的针头”
1985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创刊的《追求》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特区市长》的封面文章，作者不吝赞美之辞饱含激情地描绘了梁湘的抱负、气魄和胆量：
从大鹏湾到深圳河畔，高楼连接着高楼，建筑奏鸣曲日夜回荡在天空，可是，他仍然感到不够满意——这，不过是小孩过家家一样的小打小闹。要干，就应该往大里干——他要的是更加宏大的场面。
他把他的开拓者们聚拢来，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从引进中小客商的小额投资，转向引进大财团、跨国公司；要从引进三来一补项目，转向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项目；要从特区零星分散的开发，转向成片开发，连成一体——他的胃口好大哟!
第一个合作者请来了，这是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先生。
……投资20亿港元，开发福田新市区，占地30平方公里的协议，就这样签订了。
改造罗湖火车站工程，修筑罗湖至南头高速公路工程，兴建7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厂）等大型项目的协议。也这样陆续签订了。
深圳的上空，响起一声春雷。这雷声，震动了香港地区的工商金融各界，它的冲击波，到了东南亚和日本，于是，大财团、跨国公司代表，纷至沓来……
从这篇文章中，读者们强烈感受到，深圳早已是一派狂热如沸的大跃进情景。
但是，经济的高速运转，暴露出了更多的问题：基建摊子铺得过大，经济发展出现失衡现象，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结构的规划不够，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产品的外销竞争能力不强……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和社会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雨伞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