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打伞能走多久？去北方时是11月底。天雨且冷。那是一把红绿相间花纹很大的伞：买伞的时候我说我喜欢这种大起大落大红大绿的伞。在北方的11月，这样的伞使人若有所思。可是伞终于是丢了，在一个傍晚，一个细细的雨丝布满了大街小巷也布满了眼帘的时候，被我忘在了一个电话亭里。一个人打伞，能走多久？
北方的路是苍白的，在低矮的天空下面，树木突兀地支撑着站立在道路的两旁，没有一
片树叶的树恶梦般布满老茧。雾，很冷，像雨。雨中的树干是黑色的，这种树干黑得让人分外绝望。我躲在宾馆的暖气里，四面八方漫无目的地打电话。来北方的目的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剩下的是一个没有目的的异乡人，在异乡之地毫无理由地存在着。一次目的感很强的旅行会突然间失去理由，突然令人不知所措。我犹豫着去哪里，一个上午就这样犹豫掉了，其实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现在身外的目的地消失了，我被迫回到自己，被迫自己和自己呆在一起，可是我却不能把自己当成目的，当成目的地，我只能将自己当成去目的地的工具，我的身体只能是我的工具，当我失去了目标我的这副工具就显得六神无主了。我对着自己看来看去，我的身体在北方的空气中无比僵硬。为什么我不能和自己安祥地呆在一起？为什么我只是认为旅行着、运动着才有意义？
常常我看到我的身体，它在这个世界瘦削地疲倦地走着，在这个世界上忙忙碌碌，总是好像要奔向某个目的地。我知道它没有最终的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只是一只黑色的四方盒子而已。但我不能告诉它，我不能让它停下来。我的身体，就像大地不能没有植物一样它不能没有理想。
你看我现在，在北方的一个宾馆里，我是突然地陷入一种慌张之中的，我失去外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如何安妥我的身体，如何与它深切地相守在一起。
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日子，寂寞地厮守在一起。但是我们是不和谐的两个人。
一个和家人居住在一起的人如果远行，他一走出那个家门，他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期待结构，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因为他的远行而改变了：他经常坐的那张椅子，在家人吃饭的时候依然被想象中的他占据着，其他人是不会坐到那张椅子上去的，这张椅子就像他依然在场一样地属于他，家人对他的想象使他成了不在场的在场者，这张空着的椅子就是对他的期待。他在家的证明比比皆是，一个偶然的电话铃声会牵动家人的心：她在想是不是他从远方打回来的？
一个独身的人远行归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1997年的11月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家。没有人等待我，远方的我也没有可以思念的人，我对那个“家”的思念是抽象的，是对物的思念：对家具、墙壁、书桌……这些东西之所以进入我的思念，只是因为我用它们，用得久了，熟悉了，我抚摸它们，依靠它们，和它们朝夕相处，在它们身上有我的印迹，与它们在一起我觉得安全，没有和陌生的事物在一起时的那种动摇感，打开书桌的抽屉，我可以预料哪一本书会在抽屉中展现出来，打开热水器的龙头知道它的水温正是我所需要的，不会很烫，也不会冷得让人受不了。我熟悉它们。我对熟悉的事物的这种感觉就是思念。
现在我再次回想我来北方的目的。1997年的11月，这个时候所有的火车上都在流行陈明的《快乐老家》。陈明说：“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也许在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到达。”对于这段歌词，我是事后3年，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才听懂了，“跟我走吧”——请相信我，和我一起走；“天亮就出发”，——让我们早些，再早些出发；“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再穿过一条河流就能到达了，快乐老家近在咫尺。好了，让我们行动吧，我对我的身体说。
1991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旅行。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它的魅力能超过 “远方”。远方——我不知道的地方，召唤着我。去远方，去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自然、陌生的人们以及陌生的生活方式，一片好山好水，一座充满传说和幻想的城市，另一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们，多好啊，去一个陌生的异地，在一个没有熟人、单位、领导、工资、房子、职称的地方，自己对于那个地方完全是陌生的，自己对于那个地方的人也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和那个在家里天天到菜场买菜的人，那个一大早匆匆爬起来上班的人，那个一分钱也要掂着花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成了自己的陌生人。
去远方，去旅游，我们其实是和这个陌生人——我们自己的陌生人约会，它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老朋友，是我们幻想中的亲人，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我们常常思念它，想念它，可是在平常的庸常的生活中我们无法见到它，现在我们去远方，我们和这个陌生人约会，在一个神奇的异地我们去见这个人。在远方我们尽情地挥霍时间，挥霍想象，挥霍金钱，在远方与我们的“陌生人”约会时我们一掷千金，这是我们在远方为我们的浪漫、激情所用的定金。因此旅游应该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定义：日常生活的中断与出离；自己的陌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