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某日
中午，温柔来电话，问我晚上有没有空，想一起聚一聚。
学校毕业后，她被公司派到南方，之后在那里跳槽了，所以有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你不是在南方吗?什么时候回的北京?”
“回来快两个星期了。现在是待业青年。”温柔在电话里笑着说。虽然声音没变，但已不是学校时那种小鸟依人的口气了。
“把老板炒了?”我问。其实，现在秘书炒老板是非常正常的事。
晚上，我们在星巴克见面。她的变化真大，是一个标准的职业女性了，尽管是休闲打扮。她说她这次回来原想在北京找份秘书工作，作老本行，但找了两家公司，都没超过４８小时，就感到水土不服，所以决定过完春节，再回南方去。
没有等我问她为什么炒了老板就回北京，她自己倒先说起自己炒老板的故事来。
“……我到那边后，很快另外找了一家软件公司，做秘书工作。由于我的经验和外语水平，也可能包括我的外貌，台湾老板对我这个秘书还是比较满意。本来我很喜欢我的这份工作，但上个月公司发生一件让我忍无可忍的事，不然，我就不会这么悠闲地和你在这里喝咖啡了。”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近年来软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温柔所在的公司，开发的一套新型教育软件被泄密了。台湾老板怀疑这是由那些掌握技术的人泄露出去的。于是他派温柔对所有的技术人员进行调查，但老板又让她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十几名大陆员工身上。如果是纯粹的调查也就罢了，令温柔气愤的是，台湾老板有一天早晨把所有参与设计那套软件的几十名中外技术员，“请”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开完会，台湾老板让外国员工和港台员工先走了，单留下十几个中国内地员工再次盘查。他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刚才都撒了谎，如果现在讲真话，我还会宽大处理；否则，一旦被我查出来，我绝饶不了你们！”
“看着所有员工不卑不亢的样子，老板又气又恼，开始用闽南话骂人，而且把整个中国人当作发泄的对象。听着老板恶毒的咒骂，我不仅为我们十几名大陆员工感到难过，我也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因为我也是中国人。由于我后来报了警，最后查出是一个香港员工出卖技术。真相大白以后，那十几名饱受歧视的大陆员工，同时向台湾老板递交了辞职报告。老板万万没想到大陆员工竟然会先炒他的鱿鱼，愣了一阵后，扭头就对我说：‘温柔，你赶快把他们的离职手续办了，把当月的工资扣掉。’接着又对那十几名大陆员工说：‘你们这些中国人都走了也没关系。在中国，我找不到两条腿的狗，还怕找不到两条腿的人?’听完他这番没有一点教养的咒骂，我再也忍不住了，几乎是对台湾老板怒吼：‘对不起，老板，还是您自己来办吧！我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也辞职！我将马上把我的辞职报告交给你！’‘为什么?为什么?这与你有什么关系?！’老板万万没料到我会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辞职。我的辞职像一个巴掌打在他脸上，让他一点准备也没有，至今他还没弄明白我为什么要辞职。”说到这里，温柔笑了。
“讲老实话，在那种地方生存，一切都非常现实，现实得异常残酷，不容许你来半点感情冲动，耍半点小孩子脾气。的确，我需要这份工作，甚至还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一是它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二是它能给我一份相对优厚的待遇。但是，作为秘书，我需要我的工作得到老板肯定的同时，也需要我的人格得到老板的尊重。我做秘书决不单纯是为了钱！如果只是为了钱，不瞒你说，凭我的条件去做‘鸡’的话，赚的钱比我当秘书拿的多得多。在那种地方，人们笑贫不笑娼。
“老板虽然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但是，我最终明白了，他骨子里面瞧不起大陆中国人，我和那十几个技术人员在他的眼中都是工具。你也知道，如果秘书与老板之间失去了信任，秘书工作就没法干了，与其等他在将来的某一天来这么侮辱我，还不如我先炒了他，至少自己的心理先得到满足。”
温柔的骨气真让我佩服。
“你也知道，我从小就没什么大理想，只想找份安逸的工作，嫁个好老公，但是，我毕竟从小就听过屈原、文天祥的故事，念过岳飞的《满江红》，我有做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自尊。有一次，老板让我去奥地利出差，在德国法兰克福转机的时候，在候机大厅的一个角落，我看到了一群从东欧流落过来的越南难民，五六十来人，他们拖儿带女，大包小包，横躺直卧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我不仅了解了人格的含义，也了解了国格的含义……我虽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需求，但我不能没有自尊，我的所作所为，不能以伤害我的自尊为代价。因为任何一个秘书，她不仅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老板的承认，而且也希望自己的人格得到老板的尊重。我想不仅在中国内地，在台湾，就是在全界，只要不是人渣，就都有自尊。我觉得没有自尊的秘书，就像没有泥的蒲草，没有水的芦荻，即使外表看上去还有青色，内心却已经枯槁；这样的秘书也可以叫行尸走肉。”
回到家里，我把温柔的故事给老爸老妈说了，老妈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老爸则感叹：道不同，不与相谋。
不一会，老爸在书房里写了一幅字，让我帮着欣赏。老爸虽然是在练柳体，但我觉得他今天写的字格外遒劲有力：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